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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為什麼趕走史迪威?

史迪威因為他一心要成為中國戰區全部中國軍隊(包括八路軍)的盟軍司令,他堅持要把美援軍用物質分配給八路軍,甚至於還要暗殺蔣介石,所以最後被忍無可忍的蔣介石毫不留情地要求羅斯福把他調回美國。因此,實際上史迪威是被蔣介石婉逐回國。

蔣介石、宋美齡與史迪威

一,還原真相是寫作歷史人物傳記的準則

史迪威和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是二戰時期的美國三位四星級上將。其中,史迪威(1883—1946)被羅斯福總統派到中國,擔任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參謀長。他是一個頗帶悲劇色彩的人物。有關他的是是非非,固然涉及國共政治背景,但歷史學家早有論述,實在是沒有為他隱瞞的必要,可是《政壇敗將——史迪威在中國戰區實錄》這本書,卻極力掩飾他和蔣介石的基本矛盾,把他和蔣介石之間的根本分歧,歪曲成被善於玩弄權謀的蔣介石打敗。事實上,史迪威因為他一心要成為中國戰區全部中國軍隊(包括八路軍)的盟軍司令,他堅持要把美援軍用物質分配給八路軍,甚至於還要暗殺蔣介石,所以最後被忍無可忍的蔣介石毫不留情地要求羅斯福把他調回美國。因此,實際上史迪威是被蔣介石婉逐回國。

《政壇敗將——史迪威在中國戰區實錄》這本書不但沒有追尋歷史真相,還原歷史真相,而且有意歪曲歷史,掩飾歷史,把明明白白的歷史真相弄得莫名其妙。多年來大陸媒體之所以毫不掩飾地宣傳史迪威,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支持中共,反對蔣介石。

二,毛澤東的政治進攻戰,征服了一群美國人

抗戰後期,美國大力援助中國抗戰。他們來到中國,發現中國還有一個共產黨也在高喊抗日。這時,毛澤東從延安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進攻戰。在國民參政會上,中共的代表猛烈地攻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主張建立“聯合政府”。在重慶出版的中共報紙《新華日報》上,高調鼓吹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毛澤東則是第一吹鼓手。他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毛澤東許諾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這番鼓噪,不但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歡呼雀躍,而且獲得美國的高級軍政文化官員以及記者的高度評價。

再說,美國人跑到延安一看,牆壁上到處是宣傳抗日的標語口號,官員過著樸素的生活,八路軍官兵唱著昂揚的抗日的戰歌,老百姓享受著“三三制”民主,而在國統區的重慶則是燈紅酒綠,笙歌艷舞,好像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蔣介石對共產黨毫不讓權,實行一黨專政。這些現象給美國人觸動太大。於是他們的同情都投向了延安。

在這一輪宣傳戰中,蔣介石處在被動境地。

1944年7月10日,華萊士(副總統)在白宮向羅斯福彙報訪華時指出:蔣介石政府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持的落後無知的政府,根本得不到廣大人民的信任。“現在,除了支持蔣介石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不過我們可以在支持蔣介石的同時,通過各種途徑對他施加影響”;“與此同時,我們的態度應當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使我們能在更有希望的領導人或集團出現時利用他們。”又指出:“蔣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筆短期投資。他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戰後 中共領導人要麼從演進中產生,要麼從革命中產生。現在看來更有可能是從革命中產生。”這位副總統把對中國當時和戰後的希望都放在共產黨身上。他對蔣介石不抱一點希望。

史迪威則有下述議論,似乎是有意證明華萊士的觀點。

我根據我所見來評判國民黨與共產黨:

國民黨腐敗,玩忽職守,混亂,經濟,稅收,言行,欺騙,黑市,與敵人做交易。

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管理。實踐諾言。

一九四三年初,美國大使館秘書兼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屢與謝偉思在發回的報告中,謂不可忽視中共力量,國軍士氣低落,長官貪污,政治派系紛爭,無意抗日,惟有由美國干涉,要求國民政府解除共區封鎖,分配租借物資予中共,方能改善情勢。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民族意識甚強,受到人民擁戴。……美國太平洋學會人士甚至說兩個中國定必實現,一為國民黨統治區的封建中國,一為中共統治區的民主中國,中國不滿現狀者,多傾向中共。美國政府當局之所望為國共合力對日,責於國民黨者嚴,認為國民黨欲坐待美國擊敗日本,而不肯寬容中共。(見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綱》)

這些可愛的美國人,他們並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們對國民黨的指責並非無根無據,對共產黨的讚揚亦非無中生有,但他們中了毛澤東的“陽謀”,偏袒中共,認為中國的國共兩黨可以變成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展開兩黨競爭競選,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看好了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中國民主的希望在共產黨。

這就是蔣介石怒逐史迪威的背景。

三,“史迪威曾兩次指揮下屬策劃暗殺蔣介石”

我早已打算寫一篇《蔣介石婉逐史迪威》,資料也收集了一些,不意從“共識網”上讀到一篇陶涵寫的《蔣介石為中國快速現代化開拓了道路》,其中有“史迪威曾兩次指揮下屬策劃暗殺蔣介石”一節,頗為聳人聽聞。史迪威是蔣介石的參謀長,又是美國人,如此干預中國內政實在是不可思議。蔣介石與史迪威的關係究竟如何?中國遠征軍的第一次失敗誰該負主要責任?

陶涵回答說:他們之間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敵對關係。第一次緬甸戰役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史迪威對在緬日軍的嚴重低估,以及對進攻奪回仰光的堅持。他有過優秀的記錄,曾在美國指揮多軍團部隊進行軍事演習,但從來沒有在一場真正的戰爭指揮過一支部隊。蔣介石反對進攻,但卻不想和羅斯福派到中國戰區為蔣介石當參謀長的人唱反調。史迪威在美國軍隊中頗受欽佩,被認為是一個性格暴躁、直來直往的士兵中的士兵。但他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陰謀家,曾背著他的指揮官——蔣介石和路易斯•蒙巴頓勛爵——活動以暗中削弱他們。在這兩次中,他都為自己的行為道歉過,並承諾將做一個忠誠的下屬,但暗地裡仍繼續活動以破壞他們。這看上去似乎不可能,但我們現在就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他曾兩次指使下屬策劃暗殺蔣介石——第一次是在他聽說蔣介石打算請求把他召回以後。史迪威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中國戰區全部中國軍隊的盟軍司令。他差點就成功了。

陶涵是何許人?據介紹,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國資深外交官。上世紀60年代曾在台北為美國提供政治分析和報告。中美建交後,他曾任職美國駐華大使館。此後任美國國務院情報處副處長,是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蔣介石與現代中國》、《蔣介石傳》、《蔣經國傳》等書。

既然如此,陶涵說“我們現在就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他曾兩次指使下屬策劃暗殺蔣介石——第一次是在他聽說蔣介石打算請求把他召回以後。史迪威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中國戰區全部中國軍隊的盟軍司令。他差點就成功了。”我相信是言之有據的。有了陶涵提供的史實,我更認為“蔣介石婉逐史迪威”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據的。

四,蔣、史矛盾的焦點:美援軍用物資是否分配給八路軍

陶涵說史迪威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中國戰區全部中國軍隊的盟軍司令”,意思是包括指揮八路軍,而中共方面也作出過許諾。

像我這個1934年出生、1942—1944年住在衡陽的少年,當時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史迪威,而是陳納德。那時我家住在衡陽郊區三板橋。那是一個背靠丘陵的村子。自從陳納德的空軍進駐衡陽機場,每當日本飛機來臨的時候,我和一群鄉民就跑到山上觀看空戰。每當看到日本飛機被擊落,拖著長長的黑煙倒栽沖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又蹦又跳。因為日機戰不過美機,後來就不敢再來了。陳納德那時的名聲可響了。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但是對於遠在滇西的史迪威,好像知名度就小多了,我似乎就不知道。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關於蔣、史之間的彆扭,據說,史迪威曾公開批評蔣先生專將美國運來的裝備補充他的嫡系部隊。史氏認為,美式裝備的分配,應以軍隊的能否作戰為標準,‘包括共產黨的第八路軍在內’。致引起蔣先生的憤怒,認為史氏干涉中國內政,必去之而後快。”(《李宗仁回憶錄》第814頁)

歷史學家黃仁宇則說:當時湘桂戰爭挫敗,蔣又要求撤換史迪威,構成中美外交危機,……十月二日,蔣在國民黨中常會之星期一例會曾拍案咆哮,說及史迪威必須撤換,不容姑縱,……(《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據歷史學家郭廷以記敘:史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丘吉爾決定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暫緩反攻緬甸,繼建議由中國先反攻北緬甸,俟有成效,再由英、美海陸軍進攻南緬甸,蔣主同時實施。迪威暗與中共接觸,擬使用八路軍,蔣大為不滿,擬使離去,以開羅會議在即,暫行擱置。

中、美意見齟齬,主要為反攻緬甸問題。日本為防止中國駐印軍東進,一九四三年九月向緬北增兵,駐印軍被阻。史迪威要求遠征軍自雲南夾擊,蔣以無勝利把握未允。旋以英國陸軍出動,始命史迪威由緬北雷多(Ledo)前進。十二月下旬,羅斯福因史迪威及英方之請連促雲南遠征軍前進,但對中國借款靳而不予。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竟以斷絕物資供應相脅迫。蔣怒其藐視,決強硬對付。十六日,函覆,指美國對於借款,有如商業行為,有背同盟國交往之道,中國對於在華美軍費用,將不再負擔。華盛頓異常激動,中、美關係幾瀕破裂。二十日,羅斯福勉允以每月二千五百萬美元供在華美軍之需,並將美元與法幣比率提高。

當時,一方面是國軍在湘桂戰爭中,節節敗退,最後退到貴陽附近的獨山;一方面是史迪威在羅斯福的支持下,積極要求開闢滇西戰場,使蔣介石左支右絀,窮於應付。史迪威還掌握了美援軍用物質的分配大權,但蔣介石絕對不准他分配給八路軍。蔣、史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蔣“拍案咆哮,說及史迪威必須撤換,不容姑縱,”“蔣怒其藐視,決強硬對付。”這說明蔣介石一個很有骨氣的領袖。對於羅斯福、史迪威的脅迫絕不低眉折腰,委屈求全。

五,史迪威在中國的最後三個半月

史迪威做蔣介石的參謀長兩年八個月。矛盾越積累越多,在最後不可調和了。這裡有一部《中華民國大事記•1944年》(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較為詳細地記敘了史迪威在華最後三個半月的情況(下劃線為筆者所加),請讀:

7月上旬:蔣介石密電孔祥熙,要孔向羅斯福進言,史迪威並非合適人選。史迪威已控制中國全部租借物資,若再統帥中國全部軍隊,加上裝備中共,後患不可測。

7月15日,孔祥熙奉蔣介石指示,建議羅斯福:中國軍隊情況複雜,須依個人感情為維繫,統帥人選之威望、資格與人事關係極為重要,不是由一個外國將領發號使令即可收效的。中國合作重在政治,恐怕史迪威難孚此眾望。

7月23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提出史迪威自緬甸調回重慶擔任新職務之前的三個條件:(一)中國共產黨不得處於史迪威權力之下,一直要到他們同意服從中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命令時才能這樣辦;(二)明確規定史迪威的職責、權力、名義和對大元帥的關係;(三)租借法案安排之下的一切軍事供應物資的分配和處理,完全處於中國政府或其總司令權力之下。

8月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題為《祝密支那的勝利》的社論,稱這一勝利“是由於史迪威將軍的卓越指揮,也是由於盟軍將士協同一致、英勇效命所得到的成就”。並認為史迪威將軍的打通援華路線的戰略”,“浸透了史迪威將軍對華的濃密友情”,盛讚史迪威“膽識過人的戰略、堅強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揮。”

9月7日,蔣介石召見史迪威,告訴史今後作為中國軍隊司令官應注意工作的政治性,並強調必須在共產黨承認軍委會權力之後才能使用共產黨軍隊。同日,又召見赫爾利,要求中共軍隊的裝備必須在其接受政府管轄之後才能進行。赫告蔣,美國政府仍竭誠支持蔣介石及其政府。

9月9日,美國務卿赫爾致電美駐華大使高思,稱,他和羅斯福總統都認為,高思關於在中國建立一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的建議“既合時宜,又切實際,值得予以審慎的考慮。”

9月12日,蔣介石與赫爾利會談,就史迪威職務名稱及職權範圍達成協議:(一)史迪威的職務名稱為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二)其職權範圍受最高統帥(委員長)之命令,商承軍事委員會之同意,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作戰計劃之製成,須經軍事委員會核議。對於所轄部隊,有依據中華民國法令執行獎懲任免之權。

9月13日,史迪威致函馬歇爾,稱:中共代表已經和我們聯繫過了,“他們表示願意在我的指揮下進行戰鬥”;“我們總得想辦法把武器交給共產黨,他們是要打仗的。”

9月15日,史迪威、赫爾利與宋子文會談,宋要求租借物資由中國控制,稱這涉及一個大國的尊嚴。赫反駁道:這是我們的物資,這也涉及1•3億美國人的尊嚴和他們子孫後代的尊嚴。史就指揮權問題告訴宋:他並不想要這個可憎的職務,但是如果接受了,就必須擁有全權。否則就不幹。

史迪威致電馬歇爾,指出:蔣介石要將緬甸遠征軍調回昆明,“則多年來為打通滇緬路的血汗將無法保持,而會前功盡棄。蔣委員長意在避免戰爭,保全實力,等待美國擊敗日本。”

毛澤東電復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14日來電,指出:(一)關於美國物資分配,不管將來事實上之結果如何,我們應在原則上主張按抗戰成績(我軍打擊敵偽六分之五)為標準,不應按照現有兩黨軍隊數量為標準,因此我們應主張至少兩黨平分援助物資,前電所說至少三分之一不恰當,請改正。(二)小黨派既不贊成我黨單獨向參政會提出改組政府,即請作罷。至於林報告談判經過時知否應當順便提到此點則請你們酌情決定,但在再復張治中、王世傑的信中則必須正面提出。

9月16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評《中共問題之公開,民主統一之進步》,指出:在目前我們所要求的有三件東西:一、國家的統一,是國民政府的立場,凡屬反統一的現象都應消除。二、中共應尊重國家的統一,服從國民政府的軍令政令。三、國家的一切軍隊應統籌調遣,劃一軍令,趕快打擊敵人,搶救湘桂線。

9月1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要求蔣增加在薩爾溫江的中國兵力,加強攻勢,否則蔣要擔負其所發生後果之責任。同時,要求授予史迪威不受限制的指揮中國所有軍隊之權力。

史迪威接15日羅斯福致蔣介石電,即進見蔣介石。蔣正與赫爾利會談,接羅電後,會談遂即而散。20日,蔣又接見赫爾利,表示“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實為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

9月23日,何應欽告訴史迪威,指揮權問題談判陷於僵局,主要是租借物資問題。史為了打破僵局,起草了一份建議書交赫爾利,提出:“派我去延安向共產黨提出以下建議:a、共產黨承認大元帥的最高權力,通過我接受命令。b、在黃河以北使用共產黨部隊,與中央政府不相接觸。c、提供5個師的裝備與軍火,並給與大炮支援。d、使這些共產黨的師始終保持充分的實力。e、國共雙方在打敗日本之前停止討論政治事務。”租借物資交大元帥按以下原則分配:駐印軍與遠征軍有第一優先權,共產黨部隊有同等優先權。

9月24日,蔣介石與赫爾利會談,蔣告之已決定要求召回史迪威,因史向他遞交最後通牒,嚴重損傷了他的威望。若任命史,中國軍隊將會叛變。蔣將回復羅斯福的信函交赫。赫認為措辭對羅不敬,要求修改。蔣當晚重新修改後又交赫。回函中堅決反對給史以指揮權,但願意接受另一位美軍來擔任此職。

9月25日,蔣又再度召見赫爾利和宋子文,囑赫向羅斯福轉達下列三點意見:“一、我國立國主義,即三民主義,不能有所動搖;故不能任共產主義之赤化中國。二、立國命脈,即國家主權與尊嚴,不能有所損傷。三、國家與個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強制式之合作也。否則,任何犧牲均所不恤。”

蔣介石以“備忘錄”送赫爾利並轉電羅斯福,稱,史迪威在華兩年間,對於中美合作極少貢獻,拒絕畀予史迪威以指揮全部華軍之重任,請“指派任何美國將領富於友誼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予必竭誠歡迎,且將以全力支持其作戰”。

史迪威致電馬歇爾稱:“蔣介石對於進行(抗日)戰爭沒有做進一步努力的企圖”;他無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與共產黨組織聯合陣線。他本身是中國統一和真正為抗日而合作的主要障礙。”“我現在確信,蔣介石掌權一日,美國不能從中國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會繼續運用他的故技與拖延,同時攫取貸款與戰後援助,以維持他現有的地位。”

9月28日,美國舊金山廣播電台稱:中國只有蔣介石下定決心,改革現在政府之成分,形成聯合政府,並把中共和其他黨派團結到政府中來,中國的局面才能改變。

美國新聞處廣播稱:“中國形勢甚為嚴重,亟需成立聯合政府。”

軍委第一侍從室林蔚告訴史迪威,他推測麻煩出在共產黨身上。若史不堅持武裝共產黨,蔣可能同意對他的任命。史即建議暫不討論使用共產黨部隊問題。

9月,周恩來致史迪威說帖,主要內容是:(一)中國正面戰場,尤其是國統區存在著政治、軍事、經濟的空前危機,這完全是“由於國民黨實行法西斯化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所造成的”。我們堅決主張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國是會議,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二)“內戰危機亦依然存在”,我們堅持要求“制止這種內戰危機”,以便將全國力量都投入抗戰;(三)我們要求國民政府和同盟國給予我軍應得之供應和援助,“至少應獲得美國和租借法案分配於中國的軍火、物資的全數二分之一”。

史迪威發表聲明,認為“蔣介石無意為抗戰付出更大的努力”,“無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者和共產主義者建立共同作戰。”“中國統一和真正抗日的主要障礙就是他自己。”

10月1日,宋子文通知赫爾利,蔣介石已收到孔祥熙在華盛頓發來的電報,稱,霍普金斯告訴他,羅斯福已準備接受蔣的請求,召回史迪威,另派一美國官員代替史。同日,赫將此消息轉告史。

10月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會上講話,指責美國在史迪威指揮權問題上侵犯了中國主權,是新型帝國主義,並聲稱不怕美國取消對中國的援助。

10月3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評《向人民申訴!向世界控訴!》,抨擊丘吉爾9月28日在下院的演說,指出中國曾得到蘇英美三大友邦的援助,而同時也遭受過英國封鎖滇緬路的苦難,也挨過以美國鋼鐵造成的炸彈、以美國汽油駕駛來的日本飛機的轟炸。又指出:美國租借法案的供應,中國確有一份,中國所得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英國所得佔百分之三十以上。

羅斯福對記者談對華租借供應問題:“美國對華空運物資,一年前每月二三千噸,現在每月增至2萬噸,仍感不足。”“其運輸總量的大部分,除供給陳納德超級空中堡壘外,其餘物資,絕大多數供給中國軍隊。”羅斯福對國民政府軍事發言人10月3日聲明中“美國予我援助數量之少出人意料”之語表示遺憾。

10月9日,蔣介石複電羅斯福,堅決拒絕給予史迪威以任何軍隊的指揮權,聲稱不僅不信任史,而且對他的軍事能力也無信心。認為史雖然收復了密支那,但對幾乎失去整個華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0月9日,史迪威致電馬歇爾,認為他與馬歇爾矛盾僵局的癥結在於蔣介石無意作出任何自願的軍事努力,要求召回他不過是蔣介石的拖延策略。

10月12日,董必武電告中共中央,報告目前美蔣關係,稱:……蔣說,史迪威袒共,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還說美國壓迫已超過極限。

10月13日,赫爾利就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致電羅斯福,認為“蔣介石對史迪威謀合作。史迪威對蔣介石則謀屈服,而史迪威之誤,想屈服一革命家。”“竊以為如我總統支持史迪威將軍,則將失去蔣介石,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並請羅斯福派與蔣介石能夠合作的年輕將領來華。

10月14日,國民參政員傅斯年向監利社記者談中國局勢,認為近來有人主張發動各種政治社會勢力共商國計,“其結果將造成克倫斯基式政府,而陷中國於大亂之局面”。

10月18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決定正式宣布召回史迪威,並針對蔣指責史反攻緬北得不償失進行辯護,稱反攻緬北是由英美聯合參謀委員會作出並得到丘吉爾和羅本人批准的,是為維護中國供應線所必須進行的。……

赫爾利與林伯渠、董必武再度會談。赫爾利稱:蔣介石在10月15日與其談話時專門說,他個人對中共的觀點已經完全改變,但部下還不明了。國共合作後,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在軍事領導機關中也應有中共黨員參加,分配軍用物資也不應偏於哪一黨派。他計劃先約張治中、王世傑與林、董談,得出兩黨合作的初步結果後由他同蔣介石商量。蔣同意後他便到延安和毛澤東談,求得雙方合作的基礎。最後蔣介石、毛澤東見面,發表宣言,實現合作。

10月19日,下午,赫爾利謁見蔣介石,轉達羅斯福最後決定召回史迪威的電報:“余現在頒發命令,將史迪威自中國戰區召回。……”

史迪威接到馬歇爾來電,獲知召回他的命令已經下達。同日,史約見美國記者白修得和唉金生,向他們介紹了圍繞指揮權問題與蔣介石鬥爭的經過,斥責蔣介石“從來不想打日本”,“這場戰爭中每次犯下的大錯誤都可以直接從蔣介石那裡找到根源。”

10月20日蔣介石派軍事委員會一官員向史迪威授予青天白日勳章。史通過一美國官員拒絕接受。下午,史迪威由赫爾利陪同向蔣介石辭行。蔣對史說:“余不能與君共事到底,殊為無上之遺憾,但我們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長,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長,繼續為打倒共同的敵人而努力。”同日,史電告朱德,“以不能共事為歉”。

史迪威飛離重慶。22日飛抵滇西保山,會見美軍駐中國遠征軍總聯絡官多恩准等官員,向7名聯絡飛行員授獎。旋又飛抵緬北密支那。11月2日回到美國。

10月31日:羅斯福對記者稱:史與蔣意見不合,“蔣要求撤換,美國政府不能不答應”。

紐約時報》,評論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與鬥爭,認為史迪威是在中國最優秀的戰地指揮官。史蔣矛盾是積極對日作戰與囤積美援物資用於反攻內戰的矛盾。召回史迪威“表示一個垂死的反民主政權的政治勝利”。

根據上述史實證明,第一,史迪威陷身國共兩黨的政治矛盾太深,他執意偏袒共產黨,干預中國的內政,這當然是蔣介石絕對不能容忍的錯誤;第二,蔣介石指責美國在史迪威指揮權問題上侵犯了中國主權,是新型帝國主義,並聲稱不怕美國取消對中國的援助。蔣介石要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維護國家與個人人格不能污辱,因此堅決要求羅斯福召回史迪威是值得尊敬的。在這方面,蔣介石不愧為堂堂正正的國家領導人,確實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偉人。大家知道,毛澤東稱斯大林為“慈父”,對於任何有“反蘇”言論的人,都毫不猶豫地打右派。在人格操守上,蔣、毛二人簡直有天淵之別。第三,共產黨的“統戰”工作竟然做到美國身上,不得不叫人驚懼。

五,10月2日史迪威給朱德的電報

親愛的朱德將軍:

由於我被解除在中國戰區的職務,我謹向您,共產黨武裝部隊首腦,為我們今後不能在對日作戰中同您合作深表遺憾。您在對我們共同的敵人作戰中發展了卓越的部隊,我曾期望與您聯合作戰,但現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戰鬥順利並取得勝利。我謹向您致意。

真摯的

J.W.史迪威

美國將軍

由此可見中共對美國人的統戰工作做得是多麼好啊!

郭廷以認為:史迪威事件是中美關係的最低潮,幾乎走到最後一步。蔣有其個性,更有其立場,最大原因為決不令武力落入外人之手,尤不願共軍受史迪威節制,否則史迪威必以租借物資供應共軍,中共如虎添翼,愈不可制。美國之所以讓步,怕的是如果與蔣決裂,中國戰局可能瓦解,美軍縱攻佔日本本土,中國境內日軍或將繼續抵抗,另一可能為中共得利,整個中國將成為蘇俄的附庸。

六,美國人支持還是反對國民黨打內戰?

共產黨不斷地宣傳美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但是,歷史事實是,美國支援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但是美國人堅決反對國共內戰。這種反對就是表現在不給蔣介石一槍一彈。我舉一個我見到的實例。2005年,我到雲南採訪滇緬鐵路遺蹤。在耿馬縣勐撒鎮,該鎮的武裝部長帶我去參觀一處被毀棄的美軍機場。耿馬縣的山地佔了全縣99%以上的面積,“壩子”,也就是平原極為稀少。勐撒鎮距離中緬邊境不遠,有一處較為開闊的平原,因此被美軍修建為簡易機場。等到日本投降,美軍撤離時,把一切攜帶不了的彈藥、武器、汽油等等物品,全部塞進機場邊上的山洞裡,一響炸光,整個山體也齊刷刷地下塌了一截。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美軍不把剩餘物質移交給國民黨。我根據自己的知識判斷,就是美軍怕國民黨拿來打內戰。我在《1944年,胎死腹中的“西南聯合抗日民主政權”》中,記敘了中共地下黨員,打入美國情報機構的吳大琨對美國人說:“國民黨把抗日的軍火拿去打內戰了。”這種宣傳,當然使美國人極為生氣,影響極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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