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凡關心中共歷史者，都會關注來自蘇聯的經費援助的問題。這是因為，以往的中共黨史研究幾乎不會提到這方面的情況。直到今天，在紀念中共誕生90周年之際，還是有一些文章或影視作品會刻意淡化這方面的情況。他們引用最多的，就是中共「一大」會議參加者包惠僧晚年的一些說法。中心意思就是強調說，陳獨秀自建黨之日始，就「堅決主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於人」。由此演繹出來的更為誇張的說法是，不僅是陳獨秀，包括李達、李漢俊等，「一大」前後得知共產國際會派代表來參加中共的會議，都不能接受，甚至反對參加共產國際，要求和俄共（布）建立平等關係云云。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頁。
很多年來，由於革命和戰爭等原因，涉及這方面情況的大量中共歷史資料未能有效保存下來，加上政治上的種種禁忌，這一問題的研究自然備受限制。即使是改革開放後，涉及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是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中共黨史學界中眾多堅持「獨立自主」論者的質疑和反對。在他們看來，至少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亦即毛澤東在黨內開始取得領導地位之後，不能說莫斯科給過中共多少實質性的援助了。因為，毛澤東本人就講過，抗戰期間，共產國際只給了延安一些馬列書籍和少量藥品，大部分援助都給國民黨了。
歷史研究不僅要反對簡單化、概念化，而且要從常情常理和基本邏輯出發。筆者注意到這個問題，就是基於一個常識性的判斷。即中共建黨之後，多數共產黨人都按照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成為了「職業革命家」。他們靠什麼租房辦公、發行雜誌、印宣傳品、召開會議、組織工會、舉辦夜校、去全國各地活動串聯……以及靠什麼維持自己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呢？
還在1980年，國內就公開發表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1年7月1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份報告。同時，包括包惠僧在內，其1979年的回憶中，也不經意地透露了一些情況。這些微小的細節也加深了筆者的疑問。因為，馬林在報告中明確講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代表維經斯基（又稱威金斯基，中文名吳廷康）來到上海之後，「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同志——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威金斯基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後》（一），第421頁。
包惠僧在回憶中也印證了這一情況。他談到，1921年上半年，因陳獨秀應廣東陳炯明之請去了廣州，維經斯基很快也離開了上海，代理書記的李漢俊馬上就無法開展工作了。他告訴包惠僧說：「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幹了。」包惠僧想去廣州找陳獨秀，也因為籌不到區區十幾元的路費而不能成行。後來他還是靠了朋友的贊助，才走成的。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一大」前後》（二），第383頁。
應該了解的是，早期共產黨人中雖然大部分是青年學生或畢業不久沒有固定職業和收入者，但其中還是有一些人做著教授、編輯之類的工作，尚未全職從事黨的工作。個別人還有不菲的收入，如陳獨秀、李大釗。因為當時的教授收入較高，雜誌辦得好還能掙錢，因此，那個時候同仁共同出資合夥自辦雜誌的情況也很普遍，早期中共用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的《新青年》雜誌，就是由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教授創辦起來的。但問題是，隨著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黨的一分子，多數成了「職業革命家」，旅行、開會、辦刊、辦外國語學校、辦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和傳單等，處處都需要錢。中共最初只有50多個黨員，其中只有陳獨秀、李大釗有些個人收入，這個黨如何能夠不要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而生存和活動呢？
1920年夏天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以後，我們很容易了解到的它的各種必須要花錢才能進行的活動，就可以列舉出如下若干項：
1發行《新青年》雜誌；
2發行黨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
3發行勞動組織書記部機關刊物《勞動界》雜誌；
4創辦又新印刷所；
5成立人民出版社；
6出版《共產黨宣言》等十幾種小冊子；
7創立外國語學校；
8創辦工人夜校或勞動補習學校；
9舉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10籌辦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
已知，召開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就需要經費1000元左右。因為不能向勞動者收費，舉辦一間小規模的工人夜校或勞動補習學校，一月必需的經費至少也要800元左右。大一些的這類學校，月費甚至要花到近千元的水平。參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頁；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頁。當時，陳獨秀已經被迫離開北大教職，沒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編輯《新青年》雜誌維持生活。李大釗是當時組織裡面幾乎唯一在任的大學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縱使可以捐出部分，對黨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其他成員多半或收入較低，或根本沒有穩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黨員人數很少，「一大」時只有50多人，「二大」時才190多人，「三大」時也不過400人左右，能交黨費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規定交納，總的數量也極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維持黨開展各方面工作的現實需要。已知到中共「三大」召開時，400名黨員中多數都沒有職業，能交納黨費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為例，當時有黨員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職業，商人、教員、編輯等固定職業者占到近一半，全部交納黨費每月應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夠開一次全國性會議的。而實際上多數黨員交不出黨費來，月收黨費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情況更不難想像了。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頁。
由於來自莫斯科的財政援助問題對中共歷史成長過程的影響極大，故筆者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即開始留心並搜尋這方面的史料。這一工作雖時有斬獲，所得始終十分零散而無法做全面系統的研究。好在，90年代最後幾年這方面的情況有了較大的改觀。不僅國內國外大批重要史料得以公開，甚至被結集出版，披露了許多歷史線索，而且相關討論也越來越多，這樣的研究再也不具什麼敏感性了。
當然，這種改觀也並不意味著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事實上，近20年來陸續披露出來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滿足了我們想要將有關這一問題的歷史線索大致描繪出來的願望。要利用它們列出一張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存續期間，在經費以及財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幫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帳目表來，還不大容易實現。
依據目前的資料情況，筆者在這裡所能夠做到的，僅僅是把那些看起來散布於各種資料之中互不相關的史料稍加釐清考訂，並將其整合貫穿起來，從而讓讀者了解：（1）共產國際是不是曾經為中共提供了經費的以及財政的援助；（2）這些援助的由來與具體形式的變化；（3）這種援助的規模及其對中共成長的作用；（4）這種援助具體帶來了怎樣的問題或負面的影響。如此而已。
相關史料狀況概述
要具體釐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情況，是一個頗為枯燥甚至是煩瑣的過程。為便於讀者把握整個過程，並了解以下種種史料整理考據的必要性，筆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說明一下筆者將要據以討論的相關文獻檔案公開和發表出版的情況。
有關中共得到共產國際或蘇聯提供的經費或財政援助的說法由來已久，但卻極具爭議性。世人最早看到相關的文字材料，是來自中共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在1931年被捕後的一份自供狀。中共總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幫助，自然被當年敵視中共的台灣學者所重視，故台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於1965年將其全文發表於《中國共產黨史稿》中。然而，因為這一資料的口供性質和僅為一孤證，因此長期以來似乎並沒有人試圖利用它來作為研究這一問題的憑據。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情況的，還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公開了陳獨秀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其中即明確提到中共從共產國際那裡獲得活動經費的情況。《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7頁。儘管這個時候出版的這套文件選集，標明「黨內發行」，事實上卻在國內許多書店中公開發售，因此不僅國內，包括國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夠讀到它。不過，對於陳獨秀報告中透露的這一情況，絕大多數研究者幾乎未予重視。
1989年，「黨內發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改為公開發行，並增加了公開文獻的數量。其中新增加的陳獨秀在中共「三大」會議上的政治報告，更是清楚地說明了黨的活動經費的來源問題。《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168頁。1989年和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編譯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及由荷蘭學者托尼？塞奇編譯的《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這兩部資料集的相繼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關共產國際在經費和財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體的文獻史料。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新一波相關文獻史料的公開和出版，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別出版的俄文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進一步具體地披露了從1923—1927年間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或財政援助的一些情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就在這兩部資料集被譯成中文，先後出版於1997年和1998年的時候，英文版的《中國法律與政府》雜誌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發表了一組從30年代中後期到40年代中後期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的檔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共產國際財政援助的問題。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1997。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共產國際仍在繼續援助中共的檔案文獻資料。
直到20世紀末為止，研究者們可以用來研究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檔案文獻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後至1927年以前。不僅1927年至1930年代中期存在著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可資利用的資料也相當欠缺，很難據以勾勒出一個完整的歷史輪廓。這一缺憾的彌補，極大地得益於1997年在保加利亞和2000年在俄國相繼出版，2002年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10，13—1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2007年。。前者通過1934—1943年間一直擔任著共產國際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記，記錄了經由共產國際提供的幾乎每一筆重要援款的申請和批准的情況；後者則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涉及1927—1931年間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相當具體的資料。與此同時，俄國學者石克強2001年在中國發表的有關中共建黨過程中的幾份檔案，也從一個側面提供了了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在資金上幫助中共建黨問題的一些線索。見《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