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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黨初期「職業革命家」經費從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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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除了公開出版的文獻檔案資料之外,中國和俄國的檔案館保存並提供利用的相關檔案更值得重視。因為十分明顯的是,以上所介紹的相當部分的檔案資料,正是來自於中俄兩國的檔案館。儘管筆者目前的討論還無法真正建立在檔案查閱的基礎上,但筆者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曾經有機會前往保存有這方面檔案文獻的兩國檔案館查閱檔案,因此,部分地交代以下討論中可能涉及的檔案情況亦屬必要。

在中共中央檔案館裡,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蘇聯交還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保存於莫斯科的近10萬件檔案資料。在這些檔案資料當中,除去數以萬件有關共產國際協助中共在東北開展工作的檔案資料以外,20年代的會議以及30年代的一些來往信件當中,都有少量涉及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當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與莫斯科之間開始建立起直接的電台聯絡。在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相互往來的電報抄稿中,不難找到共產國際為中共和紅軍提供財政援助的記錄。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會議記錄。當年保存得最完整的會議記錄主要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這兩個時間段。由於後一個時間段里中共在經濟上已經基本上獨立自主,因此,雖早期仍有個別會議討論過向共產國際請求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但數量極少。與此相反,在前一個時間段里,無論是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還是中央常委會的會議記錄,涉及共產國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卻絕不是個別的現象。

在負責保存自十月革命後到史達林逝世前黨務活動、包括共產國際工作的相關檔案的蘇共中央黨務檔案館,也保存有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尤其應當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檔案中保存的檔案資料,由於當年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存在著上下級關係,因此相當部分其實也可以在這裡查閱到。以筆者所見,相關檔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檔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期間的工作檔案。由於他自1935年起即親自負責中國事務,因此他處理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各種文件當中,不可避免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的相關資料。

一部分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檔案,因為該機構具體負責與各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包括向各國黨撥發經費和援助款項,故其檔案中涉及這方面的內容自然相當可觀。但該檔案的開放程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則是中共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各種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之一,中共按照規定必須要將其工作記錄定期提交共產國際備案和審核,並隨時提交相關的工作報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幾乎所有會議記錄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工作報告,大都在這裡存有備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國的會議記錄多半是會議召開時的記錄稿,而提交給莫斯科的其實已是謄清稿和翻譯稿,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後者時常會有一些增刪甚至修改,似難避免。

關於1920—1923年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情況

還在中共「一大」正式召開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維經斯基就曾經為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提供過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方面的情況,2001年第12期《百年潮》雜誌所刊載俄國學者石克強整理的一組檔案文獻,披露了其間的一些內幕。綜合指派維經斯基來華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電報,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代表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科別茨基的信,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聯席會議記錄,以及先前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一書中所發表的維經斯基1920年8月17日給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該部1920年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等文獻,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

(1)維經斯基這一階段是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而東方民族部為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帶去的確切的經費數目即為2萬美元。

(2)維經斯基利用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中國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其報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並將出版《勞動界》周報。「宣傳報導部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並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同時還將召開有10個當地工會和行會代表參加的會議,以便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

(3)隨著共產國際成立遠東書記處,中國工作全部歸遠東書記處領導,維經斯基因此於1920年12月離開上海並返回了俄國,不僅工人學校等被迫停辦,「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指1921年)1月份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指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引者注)不得不採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晉里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冊)」。

(4)維經斯基改歸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領導後,「帶著文件和今後工作的經費」曾計劃重返中國,因「遇到了麻煩」而未能達到目的,這種情況又一度使「我們在中國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頓」。參見《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頁;《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1—33、56頁。包惠僧多次在回憶中提到,1922年底因維經斯基回國,中央經濟來源斷絕,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上海後,1921年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發給路費百元。另馬林當年為營救陳獨秀,還交了5000元保證金和罰款。見《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頁。

目前有關中共1920年開始建黨後得到蘇俄援助的資料還是零星的。比如,我們可以從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這樣的說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組織發起後,「每月接受宣傳費一千元,幹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報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為旅費的100元匯款。轉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建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頁。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仍舊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他同時函詢維經斯基稱:「今後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畫。」《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頁。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陳獨秀是1921年9月前後由廣州回到上海,擔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書記一職的。故陳獨秀報告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時間,是指他捕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開,即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這一段時間。它並不意味著中共「一大」,即從1921年7月到10月之間中共沒有黨費收入與支出。而從陳獨秀的報告中可以了解到兩點:(1)這個時候中共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是包括黨的一般性活動經費和工運經費在內的。相比之下,一般性黨的活動經費的收支,僅為6600餘元。而工運經費,即勞動運動方面的花費,則占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近三分之二。(2)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僅不足6%,只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國際協款」。《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第304頁。

從中共「二大」召開之後,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由於赤色職工國際這裡沿用當時通用的稱謂,新的譯文為「紅色工會國際」。也開始為中共提供一些財政援助,中共用於工運上的開支明顯減少了。這一點在中共「三大」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中和馬林檔案里,都有明顯的反映。在馬林檔案中不僅可以看到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於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別簽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當年也在中國流通的所謂「鷹洋」)、2940港幣,及兩個3000中國元的收條,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職工國際在1923年5月即開始與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匯款3500美元,用於幫助中共、救濟受到中國政府抓捕的同志等。故陳獨秀在「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到的經費支出,沒有提到在黨的工作中占據最大份額的勞動運動的開支,似非偶然。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168頁。在這裡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與上一年度的情況相比,黨費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勞動運動的開支幾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兩個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也不超過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1250元,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長。

陳獨秀的報告沒有提到工運費開支的情況,並不意味著在「二大」至「三大」期間中共所從事的勞動運動已減少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沒有單獨列項提及的必要。事實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間,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當活躍,而北方的工人運動尤其受到中共的影響。像著名的「二七大罷工」(按:中共領導下,發動的大罷工。),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儘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職工國際提供援助的具體資料,但僅在並非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馬林的檔案中,也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陳獨秀報告中沒有提到的俄國人援助工運費用的記載。這包括:(1)1922年1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全權代表越飛為唐山罷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準備進一步籌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罷工」發生後,俄國鐵路工人捐贈給中國京漢鐵路工人受難者家屬3萬盧布;(3)1923年3月赤色職工國際為中國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提供了1000金盧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經由北京轉交中共278英鎊,要求三分之二用於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即將召開的勞動大會;(5)1923年5月赤色職工國際交給中共中央2000金盧布用於幫助中國的工會組織;(6)1923年7月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說明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家屬。參見《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頁;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p347。

綜合這一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已知的情況,可以了解的是:(1)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部門、途徑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時甚至會出現混亂。如共產國際執委會1922年底確定1923年給中共的預算僅為每月1000金盧布在薩發羅夫1922年底開列的1923年中共月支出預算中,只同意用210元支持一份《嚮導》周報;用40元支持一份《工人周刊》;用60元支持印刷各種傳單和宣傳品;為兩名中央委員提供差旅費100元;為兩名固定的宣傳演講員提供食宿差旅費120元;為漢口、上海、北京、湖南各提供三個人的生活費,每人20元;為山東提供兩人的生活費,每人15元;為香港和廣州各提供一人的生活費,每人40元。另外提供一筆100元的意外開支作為機動。月總支出不應超過1000元。《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1922年1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184—185頁。,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撥款大大超過了此限額。由於當時中共方面申請的部門和共產國際方面撥款的部門比較混亂,以致有時共產國際代表會弄不清楚莫斯科寄來的錢是做什麼用的,應該給中共多少。如1923年5月在上海負責經費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維爾德就緻密信給共產國際稱,不知道剛剛收到的9600元是誰匯來的和做什麼用的。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也抱怨說:「國外工作的撥款無論在我以前還是我在(莫斯科)之時都沒有完全明確的計劃」,而且數額經常變動不定。「例如,朝鮮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波動就會造成直接有害的影響。」《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85頁。(2)由於各地黨員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費的情況不一,因而難免會在黨內引發矛盾。如湖南的黨組織「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結果那裡的「一些同志指責其他一些同志,說什麼他們從莫斯科那裡拿了錢而且生活得不錯,但不關心別人,等等」《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發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8頁;《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18頁。。(3)由於人員增多,辦公、交通及生活開支明顯增加。根據保存在馬林檔案中的一項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開支的預算表,即不難了解到這種情況。在總計660元的勞動運動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370元。在總計1200元的出版宣傳費用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610元,租房一項也達到110元。而在總計不過170元的辦公費用中,交通費一項就達到100元。由此不難看出,隨著中共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其經費的需求也必然會相應地增長起來,從而不可避免地會與共產國際發生矛盾。馬林在中共「三大」結束之後,就表明了他的擔憂。他寫信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說:「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43頁。

馬林的擔心一時難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儘管馬林就此專門在中共「三大」上提出過批評,並與陳獨秀等人進行過談話,但是現實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出於開展工作的現實需要,陳獨秀依舊不能不致信赤色職工國際,要求赤色職工國際提供固定的工作經費。根據他在「三大」後開列的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中共為幫助京漢鐵路工會、漢口湖北聯合會、上海和廣州的工人俱樂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工人周刊》,以及勞動組合書記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元。他在信中寫道:「望每月支援我們1000金盧布,其餘630元我黨自籌。」另外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因故延期,中共雖已得到1000金盧布用於開會,但所需費用非2000墨西哥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餘部分擬請國民黨予以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紅色工會國際的信》,1923年7月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3頁。與此同時,陳獨秀亦明確要求共產國際每月提供黨費1000—1400金盧布。明確不贊成依靠外國經費開展工作的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與現實的需要相比,已經是相當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分别致信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前者務必定期為中共中央提供經費,同時增加對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財政支持;要求後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預算。他寫道:「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盧布。以後再要求估算黨可以從中國的財源方面拿出多少錢用於工作。」《馬林致紅色工會國際書記處赫勒爾的信》,1923年5月30日;《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發羅夫的信》,《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81、278—279頁。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後,由於蘇聯與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到達廣州,國民黨即將改組,整個聯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移,儘管共產黨人因為被要求加入國民黨而使自身的工作負擔明顯加重,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卻發生了問題。《工人周刊》因缺錢而拖期,《前鋒》乾脆無法繼續出版。就連共產國際來華的工作人員都注意到了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他們特別提醒莫斯科注意:「經費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在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那裡得到錢,而有整整6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裡得到錢了」。這種情況給中共造成的財政困難會引起嚴重後果,因此他們呼籲共產國際,務必「要儘快採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16頁。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讀史求實》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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