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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為侵略中國拿馬克思當騙人偶像

——梁啟超與兩次「社會主義」論爭

他在1925年寫信給《晨報》社會周刊編者劉勉己,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梁啟超寫道:我老老實實告訴你,蘇俄現狀,只是“共產黨人”的大成功,卻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你跟他們走,自以為忠於主義,其實只是替黨人張牙舞爪當鷹犬,和你腦子裡理想的主義相去不知幾萬里。傻子,可愛的青年們,醒過來罷!

在這場“友俄仇俄”的論爭中,梁啟超反對聯俄,不認同走俄國人的路。他在1925年寫信給《晨報》社會周刊編者劉勉己,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梁啟超寫道:

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臘正教上帝,列寧便是輪轉再生的大彼得!蘇俄啊!你要辨明你是不是帝國主義嗎?你哪一天把在中國的活動停息,我們就哪一天立刻相信你!

蘇俄本身是共產國家嗎?若是共產國家,怎樣會“大人虎變,君子豹變”,翻一個筋斗會變出新經濟政策來?喂!可憐!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聽啊!你信仰共產主義,而教你信仰的人卻沒有信仰。馬克思早已丟在□□里了,因為侵略中國起見,隨意掏出來洗刮一番,充當出廟會的時候抬著騙人的偶像。喂,青年們,傻子們,聽啊!我老老實實告訴你,蘇俄現狀,只是‘共產黨人’的大成功,卻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你跟他們走,自以為忠於主義,其實只是替黨人張牙舞爪當鷹犬,和你腦子裡理想的主義相去不知幾萬里。傻子,可愛的青年們,醒過來罷!

梁啟超是在俄國已經表示出對中國“友好”的背景下說這番話的。1919年、1920年,蘇俄外交部副部長加拉罕兩次向中國發表聲明,宣布了非常“開明”的對華政策,廢除沙俄帝國同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取消沙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租界地。加拉罕的聲明於1924年寫進了蘇俄與北京政府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引起了國人的極大好感。在當時作為中國新式知識分子堡壘和思想輿論中心的北京大學的師生心目中,列寧的地位因此而超過威爾遜,躍居世界偉人之首。甚至胡適也曾填詞兩闕,謳歌俄國革命“去獨夫‘沙’,張自由幟”,吟誦出“新俄萬歲”的詞句。

在國人普遍對俄國懷有好感的背景下,梁啟超卻如此旗幟鮮明地持不同意見,原因究竟何在?要回答這個問題,須弄清楚蘇俄向中國靠攏的真實目的和誠意。

1922年8月,蘇俄特使越飛來到中國,他向當時任北京政府外長的顧維鈞表示蘇俄十分願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國。但同時,他希望中國政府採納蘇俄的建議,即中國單方面正式宣布廢除與其它西方國家締結的條約。由於中國政府未採納此建議,越飛認為中國政府“不願接受蘇俄進行合作的建議”,談判因此受阻。此後,加拉罕以蘇俄外交部副部長身份來到中國,其“目的是想通過談判,就所謂指導兩國關係的原則與中國達成一項協議。事實上,他同時還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中國先同意與蘇俄恢復正式外交關係,才能開始談判”。

加拉罕提出的先決條件,中國方面能輕易接受嗎?當時俄國人在外蒙古,“採取了一系列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這塊領土實際上從中華民國分離出。存在著破壞或取消中國的外蒙的利益和中國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圖。一千多名商人和工人被趕出外蒙,而且連政府特派員和他帶去的衛隊也被驅逐出境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同蘇俄先恢復正式外交關係,再商討具體談判事宜,中方顯然難以接受,因為蘇俄顯然是以極不公平的方式來對待中國。

不唯如此,之後的“王正廷——加拉罕協議草案”更說明了蘇俄當時放棄沙俄時代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有條件的、有所圖的。1924年3月14日,當時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王正廷與加拉罕擬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草案》15條、《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草案11條及中俄協定附件7種,各以兩國全權代表名義簽字,待雙方政府批准簽字。該協議草案內容大致包括三條。第一條是有關涉及外蒙的一些條約問題。協議規定廢除沙俄同中國簽署的以及同其它列強簽署的有關中國的一切條約。但蘇俄同所謂“獨立外蒙”簽署的條約和協議都沒有提到。既然特別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簽定的條約,這就默認了蘇俄與外蒙的條約。第二條是蘇俄從外蒙撤軍問題。蘇俄正是依靠這些軍隊來維持他們所謂的外蒙的獨立的。協議草案的有關條約規定,一旦中國同意撤軍條件,蘇俄軍隊將立即撤出。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承認蘇俄撤軍是有條件的,從而使自己處於完全聽任蘇俄擺布的境地,而蘇俄則可以認為中國提出的條件根本無法接受而長期屯兵外蒙。第三條是關於在中國的俄國東正教會的房地產權問題。協議草案第三條聲稱屬於東正教會的所有地產都必須移交蘇俄政府。另外,在協議草案中還涉及到庚子賠款的規定,庚子賠款是蘇俄政府於1919年宣布廢除的不平等條約的一項內容。雖然蘇俄在協議草案中再次聲明廢除這一條約,但該條款又同時規定,扣除以庚子賠款為擔保的各項義務所需之後,所剩餘的款項要由蘇俄確定用途。

由於該協議草案置中國利益於不顧,因此,在簽協議草案的第二天,即1924年3月15日,中國政府否決了該協議草案。3月19日,加拉罕致函中共外交部,要求中國政府在48小時內宣布接受這一協議,還威脅說,如果中國政府不在所限的時間內給予圓滿答覆,中國政府必須承擔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並蠻橫宣稱:“中蘇交涉已結束,《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草案》不能修改,此後非無條件承認,不能恢復邦交。”蘇俄對中國表示“友好”的真實意圖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協議草案外,中東鐵路的利權爭執也反映了蘇俄的真實用心。越飛和加拉罕先後曾以蘇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試圖與張作霖達成某種解決方法,“以便能重新控制與蘇俄接壤的滿州境內的這條十分重要的鐵路”。

事實上,蘇俄同中國恢復邦交,是從維護蘇俄的國家、民族利益出發的。而梁啟超在此時堅持反對蘇俄的立場,除了在政治制度上不認同蘇俄之外,很大程度上乃是意識到了蘇俄此舉可能對中國造成的侵害,目的是要提醒國人不要輕信蘇俄,是為了捍衛民族利益、國家利益。

梁啟超當時對蘇俄的看法代表了一批人的看法。當時任《晨報》副刊編輯主任的徐志摩就曾指出:“說到蘇俄,我自然是極力贊成,不過我與多數贊成聯俄者不同的地方,在我的贊成為有條件的贊成而已。甚麼條件呢?並不大,並不難,只要蘇俄不在中國內政上搗亂就行了。”蘇俄對中國的政策“完全是一個以俄國為發端,以俄國為歸宿的私利政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仁義道德在內”。而且,蘇俄放棄在中國的許多權利,事實上“這种放棄也只是一種宣傳手段,根本還是為了他自己的較大利益設想,怎見得是赤心利他的行為呢”。另外,丁文江也撰文道:“主張聯俄的人說蘇俄與其它帝國不同,對於我們是完全沒有私意的。但是蘇俄在北海外蒙的舉動,我是知道得清楚的,我最近得到蘇俄運到庫倉的軍火秘密單子”,“試問蘇俄在這四個月裡面為什麼要運大宗的軍火到外蒙來?這種舉動,同帝國主義的國家,有甚麼分別”。

從上面所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梁啟超反對蘇俄,反對走蘇俄式的路,的確有其不得不反的道理。在國人向蘇俄接近,主張“走俄國人的路”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梁啟超清醒地看到了一般人未曾看到的東西,並對國內日益激進的聯俄思潮提出了警告。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審視,其所具有的捍衛民族利益及國家利益的用心,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梁啟超反對走俄國人的路,反對馬克思主義,還有其政治立場的因素。梁啟超堅持改良主義,站在其認定的“集產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不主張革命,而主張在不改變社會政治基本現狀的前提下,進行改良。因此,他對俄國式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持反對態度,不認同俄國式的社會主義,不贊同中國走俄國式的路,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過去人們一直以為梁啟超在對待蘇俄的問題上與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存在原則區別,其實不然。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在實施“聯俄”政策時,也不是完全認同蘇俄式的社會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後,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權對中國革命給予了同情與支持,孫中山對此至為感懷,但孫中山之所以“聯俄”,是出於策略考慮,並非完全採納蘇俄式的社會主義。1922年,孫中山同越飛建立了相當於聯盟的關係,即“蘇俄提供軍事、財政和政治支持,供孫中山博士進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奪取政權。越飛和孫中山之間所達成的協議成為國民黨與蘇俄合作的基礎。協議規定國民黨吸收中國共產黨入黨”。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近來俄國內政進步之神速,與前大不相同”,“就利而言,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1924年3月2日,孫中山回憶道:“數年前余曾有聯俄主張。顧有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後,已變為共產黨。在黨言黨,唯有視能否為本黨、為主義負責奮鬥而定其優劣耳”。孫中山曾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就是非而言,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這很容易給人一種孫中山已經認同了蘇俄的印象。事實上,正如《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所表明的那樣,孫中山對蘇俄式的社會主義的真正態度是:“共產組織,甚至蘇菲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固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菲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孫中山不主張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俄國人的路”,這似乎同梁啟超看法一致,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梁啟超觀點的合理性。

綜上所述,梁啟超雖然較早接觸到社會主義學說,“在文章中最早提到社會主義”,並認為社會主義“為將來世界最高尚美妙主義”,但卻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始終持不贊成態度。造成這種理論與實踐差距的原因,我們可以從梁啟超評論其師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時的一段話中尋得:“有為雖著此書,然秘不示人,亦從不以此義教學者,謂今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有為始終謂當以小康義救今世。對於政治問題,對於社會道德問題,皆以維持舊狀為職志。自發明一種新理想,自以為至善至美,然不願其實現,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事實上,梁啟超又何嘗不是對自己視為“最高尚主義者”“竭全力以抗之遏之”?梁啟超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實踐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是造成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梁啟超稱康有為“思必出位,所以窮天地之變。行必素位,所以應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恆窮於極大極遠,其行事恆踐於極小極近”。這與其說是對康有為思想行誼的描述,倒不如說是梁啟超的夫子自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01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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