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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灝年: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什麼

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

自1931年9.18事變至1937年7.7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六年中,中國共產黨一共幹了這麼幾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後兩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據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命令,起草並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從而再次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乘國難而將“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推向了一個高潮,從而大大地擴展了紅軍的力量,從原來只佔據五個縣發展到了二十個縣……。

第二件,就是“9.18事變”之後兩個月,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前蘇聯國慶日,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不僅意在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為日本製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做出了榜樣,而且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十四條)。為此,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刻於前蘇聯《真理報》攥文說:“當此日本佔領滿洲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革命中國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持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請大家參閱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蔣介石離開江西親自指揮長城抗戰,中共不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從5萬紅軍發展到三十萬,從佔據20座縣城擴張到佔據四十五座縣城,將贛東至閔西的所有白點、即所謂“白區”全部“拔除”。也正是在這一期間內,中共在它已經佔據的“蘇維埃國土上”,對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大開殺戒,將整個“蘇區――即前蘇聯在中國的革命佔領區”,殺得愁雲慘淡。其間,僅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富田事變”,就殺了十萬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結曾在上海抗敵的十九路軍陳銘樞部叛變南京國民政府,篡立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國”,以進一步分裂中國。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紅軍――即“前蘇聯紅軍的中國支隊”,雖然一邊聲稱“反對第五次圍剿失敗,南下突圍”,但卻在同一時間內,“宣布長征,北上抗日”,從而製造了紅軍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間謊言。但是,他們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上西逃五千里而來的紅四方面軍、從原湘鄂川黔根據地逃跑而來的紅2、6軍團會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會議上,決定放棄川、陝、甘方針,策定經過甘肅東北和陝北,以游擊戰爭的方式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以便在不測之時,能夠逃入前蘇聯。後因於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共產黨紅軍,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於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陝北,會合劉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遂發表講話稱:要在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請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陝北領導全國的抗日”。

第七件: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部,因與毛的中央紅軍內訌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進”企圖佔據甘肅和新疆;一部則南下,企圖另立“革命根據地”,實際上是為斯大林吞併我國土的野心“作前驅”,結果,幾乎被我國民革命軍全部殲滅,只剩下數百人逃亡到了蘇聯。請注意,他們也是西進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東進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經逃至陝北並插腳在劉志丹地盤上的中央紅軍殘餘,就在他們一邊在毛的帶領之下、以紅軍將領的名義,要求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同時,又利用軍閥殘餘楊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張學良,特別是利用了楊的陰險和野心,張和東北軍失土懷鄉的情緒,策動了西安事變,以至於連斯大林都誤以為是日本間諜所為,並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蔣介石則險些為共產黨借楊、張之手所殺。

朋友們,我還用再說下去嗎?自“9.18事變”到“7.7事變”的六年中,從我僅僅舉出的這八件事來看,哪一件可以稱作是抗日之為?實際上又有哪一件不是在乘國難以造反、甚至乘國難來加緊出賣祖國、分裂中國?日本侵佔的是我國的東北,可中共自始至終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就不說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詞而非抗日行為”了!特別是中共雖然將“逃跑”換成了“長征”,將“西上”說成了“北上”,將“革命”說成是“抗日”,但是,歷史終究是歷史,事實總歸是事實。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歲歲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長征抗日”,也終於有被戳穿而為人所不恥的這一天!

後八年共產黨是怎麼乾的?

現在,我終於能夠講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全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這一“史無前例”的偉大“歷史謊言”了!

一、是要日蔣火併,不是要擁蔣抗日

“7.7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當國民黨軍隊的浴血抗戰已經震動全國震憾世界、特別是山西國民革命軍的抗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之際,已經歸順了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並已經兩次向蔣介石立下了“四項保證”的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想繼續拖延八路軍不上前線,已經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即稱它為“洛川會議”。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已經“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鵰……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表態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諾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指毛澤東)看,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覆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對內發出的兩個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變成地上力量,如何繼續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以及怎樣利用抗日這頂大帽子來發展和擴張的,我就不說了……

二、是游擊革命,不是游擊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戰中,毛澤東及其中共,曾將“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吹噓成了他們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抗戰勝利的“法寶”。但是,毛澤東制定的中共抗日游擊戰,只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在中國人民艱難萬分的反侵略戰爭中,乘機為共產黨奪地擴張的一個“法寶”,而絕不是中國人民賴以戰勝日本侵略的一個“法寶”。因為毛澤東就在他的“毛選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認說:“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毛還更承認說,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之前為前蘇聯所命令和指揮的“武裝暴動打的就是運動戰”;他甚至說,“將來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還是要打運動戰”;但是,他卻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直至強調說:“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

這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在1938年11月6日所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打游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就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就是有利於訓練將來打內戰是能打運動戰的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就是在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最迅速、最有效地發展共產黨革命造反軍隊,為打江山做準備。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就是為發展共產黨和建立、擴張共產黨的農村獨裁政權大大有利。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就是將敵後日寇管不到的廣大地方全部統治在共產黨之下,以便於發動打倒蔣介石的革命運動。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就是在實際上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借國難而進一步分裂中國,將從前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隱形的、卻得到了更大發展的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請注意,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就是用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產黨擴張、奪權打天下……。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等到中共借抗日而招兵買馬而終於發展壯大,膽子也大了起來時,毛澤東終於敢講出他只准中共軍隊打所謂游擊戰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說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然後他才對中共武裝鬥爭和“中共游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分析:“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國民黨!),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甚至更明白的說道:“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請注意,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對他的“抗日”游擊戰對於奪取共產黨革命勝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的特別性質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說明。大家總該明白毛澤東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是個什麼東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擊戰的精華戰略──“農村包圍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敵後、“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卻為什麼在抗戰中,連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縣城都沒有解放過呢?卻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後才發動內戰來“解放”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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