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專打國軍，不是打擊日軍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及其中共還不敢過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軍甚至還局部地參加了抗日、毛澤東甚至還寫下親筆信歌頌蔣委員長說「先生領導全民族抗戰，凡我國人無不景仰」……，對外做足了團結抗戰的宣傳。但是，到了1939年，當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發展到了五十萬人馬時，毛澤東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陰謀，便開始迅速地暴露出來了。中共軍隊終於敢於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然而，毛澤東則反而藉此機會，以「反對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將共產黨一心要乘機擴張的心機暴露無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的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稱「國民黨頑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雖然他們今天還在抗日，但是將來他們一定會投降」。毛因此而進一步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第一就是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就是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第三則是毛澤東強調要同時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繼續欺騙輿論。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澤東還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裡，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指示信證實了《延安日記》的作者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大家都知道所謂「皖南事變」，知道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過「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悲憤之詞」，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看作是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全人類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在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我台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終於釀造成的悲劇。誠如當時的《大公報》所報導的那樣，「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別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然而，共產黨從1920年八月蘇共為他創建的那一天起，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顛覆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前，它利用國難來分裂中國，顛覆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它就乾脆乘國難來分裂中國和顛覆民國了！這正是它準備奪權打天下的機會所在，它如何能夠放棄呢！
四、是罌粟花香，不是麥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灣，唱的是「花籃里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唱遍了我們的中國大陸。然而，幾代中國人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里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就是鴉片花香！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和中共吹了六年的、為抗日而開展的八路軍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糧食，而是種鴉片！這對我們大陸的幾代中國人來說，乍一聽到，簡直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在今天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成就中，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澤東所寫下的那一篇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裡面所表揚的那位「張思德」，就是「熬鴉片」的，而不是燒碳的！
對此，《延安日記》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里花兒香」的創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種鴉片發財、賣鴉片禍民，和「賺鴉片錢來專打國民黨、卻絕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絕唱」！
五、是通敵賣國，不是抗日救國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當中，曾鐵定的賣國、裂國事實，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後來大中華民國的八年全面衛國戰爭中，中共除掉和占領了我們國土的日本軍隊「通商」、「互通有無」和通過日本占領者向敵占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還想告訴大家的是，今年已經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記》一書，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直接通敵賣國。該書作者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其實，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覆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於是，六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六、是繼續製造兩個中國，不是建立抗日根據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蘇聯交給他的武裝叛國任務，就是「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即使是1936年已經失敗逃往到了陝北，喘息剛定，中共居然還召開了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要把前蘇聯在中國製造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堅守下去。1937年後，當中共就象張國燾所講的，終於「在抗日的這一頂大帽子下」獲得了存在之後，毛澤東為他的中共所決策的「抗日」路線，卻是針對著正在抗日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雖然歸順了國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將「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旗號繼續撐持下去，但是，在實際上和在實質上，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是要在抗日的旗號之下，將他們為分裂中國而篡立的蘇維埃國，不僅要繼續保存下去，而且要發展和擴張開來，以為在戰後發動內戰推翻中華民國作準備。這才是全面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及其中共所有陰謀的假抗日謀略、不抗日行徑、甚至是種鴉片和賣國通敵的種種罪行，之所以「一發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這一總方針之下，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終於如願以償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請注意，連費正清都指責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後的所謂抗日民主政權，就是中共的獨裁政權。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也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毛澤東終於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
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據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據地的底牌，終於被他們自己的黨史學家們徹底地揭開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才會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是的，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掛的是國父孫文的畫象，飄揚的是青天百日滿地紅的國旗，唱的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然而，在延安這個不抗戰、假抗戰的共產黨首都，掛的卻是中共黨父馬克思、列寧的畫象，飄揚的是蘇聯共產黨鐮刀斧頭滿地紅的黨旗，唱的更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的所謂「國際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