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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與林彪是怎樣合夥禍國殃民的?

江青與林彪聯手迫害文藝工作者,共同躋身政壇。(網路圖片)

1966年2月,江青從幕後直接走上了政治的前台,她從上海跑到蘇州找林彪密商,達成一筆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顯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躋身政壇,共同炮製了一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毛澤東做了多處的修改。4月10日,將這個文件轉發全黨。於是,文藝界被判了死刑。大批文藝工作者飽受迫害,文藝界百花凋落,全國只剩下八個樣板戲了。

1949年到1976年的28年,就文學藝術界來說,是一連串政治運動串成的歷史。在這個行當里的作家、藝術家,基本上在運動中被“串燒”了。為什麼會如此?說到底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鬧的。

那些年,“文學與政治”到底什麼關係?恐怕現在的年輕人搞不懂。現在是個“多元化”的時代,從非“主旋律”文學形態來看,文學與政治好像不沾邊,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只要你不沾主流意識形態的邊,都可以出版。舉例來說,現在流行“鬼吹燈”系列,不但小說有廣大的讀者,拍成電影后也受人追捧,票房過億。但是,在那些年,如果出現這樣的小說——當然,那個年代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小說,作者就會獲得“宣揚封建迷信”的罪名,被判個十年八年的“勞動改造”。

那些年,文藝被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識形態化了。當時文藝界的巨頭周揚曾經有一句話來形容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這句話說:“文藝是政治的晴雨表”。這就是說,就像地震發生前有預兆一樣,中國的政治發生的每一次變化,基本上文藝都是先兆。

當年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也有一句話講到這個問題。他說:“文藝多了要亡國”。陸定一為什麼這麼講?是因為,在他看來,文藝作品的導向如果不正確,就會顛覆政權,導致共產黨領導下國家消亡。把文藝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也正說明了文藝與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為什麼會如此?當代文學研究者給予了很多的答案,除了眾所周知的蘇聯的影響和中共的意識形態管理等原因外,我還想特彆強調一點的是,毛澤東對文藝的重視。毛澤東是把文藝學術看成一種為政權服務的工具的。這是從維護政權的角度來說的,還有另一個角度就是,他的這種看法,與他本身就是一個文學藝術家有很大關係。

在毛澤東去世以後,毛澤東被賦予了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等等稱號,但沒有人想到要給他加一個文學家的頭銜。其實,讀一讀毛澤東的著作就可以知道,毛澤東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家,他的政論性文章可以說開創了一代文風;而他所寫的詩詞,具有高度的浪漫主義色彩。

1949年以後,毛澤東對文藝體制的建構更是不遺餘力。為了建構他認為可以為政權服務的文藝體制,他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文藝批判運動。先是局部地批判,到後來是整體的否定。

先說局部地批判。這些局部批判就是一系列的運動串成的: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2年文藝界整風,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開端,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1955年揪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個株連了2000多人的大集團,稍後又揪出了一個“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1957年反右派運動,“大集團”、“小集團”一鍋燴,文藝界基本上整體陷落了,一大批有才華的人落馬。這一系列運動的背後,就是整那些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有過懷疑的,或者說在創作上有意識或無意識遊離這個主題的作家。

到了1960年代,毛澤東覺得局部批判還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另起爐灶。要另起爐灶,就要對1949年以來的文藝界採取整體地否定。這個整體否定,以他在1963年和1964年所發出的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為標誌。

這兩個批示發出的背景是這樣的: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又開始抓階級鬥爭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全國都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文藝界更是首當其衝。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寫了第一個批示。他首先斷定:他孜孜以求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在全國搞得不錯,但在文藝界的許多部門中,卻“至今收效甚微”,因為“收效甚微”,所以,文藝界的各部門“還是死人統治著”。

毛澤東愛用“死人”這個詞,凡是讓他覺得不滿意的單位,都被冠之於“死人統治著”。1957年反右前後,鄧拓主持的《人民日報》,就被他稱為是“死人辦報”,結果鄧拓只好灰溜溜請求離開《人民日報》。

面對著毛澤東這樣嚴厲的批示,主持文藝界工作的周揚,沒有像鄧拓那樣辭職,而是賣力地要把在各部門統治的“死人”揪出來。周揚的可悲在於,各部門是“死人”統治著,你這個各部門的總管還能是個“大活人”嗎?你更是一個大“死人”。可是周揚不承認這一點。周揚的做法是在文藝界進行整風,把文藝界的“死人”揪出來。在整風中,周揚把以前與自己並肩戰鬥的朋友一個個推上挨整的批鬥台上。魯迅曾經把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稱之為“四條漢子”,周揚與另外三條漢子都是在血與火中並肩戰鬥過的戰友,1949年後,這三條漢子都在文藝界擔任領導。周揚就把他們一個個作為“死人”揪出來。所以,有人說,文藝整風是“一條漢子整三條漢子”,“一個死人整三個死人”。

周揚這樣地賣力,毛澤東也不滿意。到了1964年的6月,中宣部就半年來文藝界整風的情況,起草了給中央的報告,實質上就是一份檢討。本來,這個報告還是個未定稿,但是,想在文藝界大有作為的江青,卻急忙將這個草稿交給了毛澤東。6月27日,毛澤東又在上面作了批示。與上一個批示比較,這個批示更嚴厲,文藝界各協會“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果再不進行改造,就會成為“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兩個批示,實際上給文藝界判了死緩。按照毛澤東的邏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首先要砸爛一個舊世界,要重新建立適合為自己政權服務的文藝體制,光給文藝界判死緩還不行,還得判死刑。

到了1966年2月,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江青直接走到前台了,江青從上海跑到蘇州找林彪密商,達成一筆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顯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躋身政壇,共同炮製了一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毛澤東做了多處的修改。4月10日,將這個文件轉發全黨。

這個《紀要》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這個概念,就給文藝界判了死刑。“文藝黑線”的頭子是周揚,領導文藝的部門中宣部成了“閻王殿”。文藝界就給一鍋端了。大批文藝工作者飽受迫害,文藝界百花凋落,全國只剩下八個樣板戲了。

在文藝界從局部到整體的逐漸覆滅的過程中,文學就成為政治的僕從,政治對文學的嚴密控制逐漸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就形成了兩種現象:

第一種現象是:政治干預文學家的創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你寫的出了圈,把你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是沒有商量的事情。

因為有了第一種現象的存在,就產生了第二種現象:就是作家在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也給自己划了一個圈,我不想讓你把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或者“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對來自政治的干預就格外警惕。

這樣,對於作家來說,這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我什麼都不寫,你還能抓住什麼?像1949年以前文學創作成就很高的沈從文,封筆,去當歷史博物館的解說員,再後來我搞與政治不沾邊的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像著名詩人陳夢家,1949年以前他的詩作在文學圈相當有名的,但1949年後也不搞了,去研究“死人”去了,搞考古了。即使像巴金、茅盾等等這些在1949年以前文學成就很高的人,雖然他們沒有像沈從文、陳夢家一樣去搞與政治不沾邊的東西,但也基本上再也沒有寫出來什麼值得人稱道的東西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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