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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反思:不如狗狗急了還能跳牆

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以前接受的是所謂“全紅”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學校、家庭、社會)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輸的是清一色的社會主義“盡善盡美”的思想。教育者沒有把社會的落後面和陰暗面如實地披露給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靈自幼便打下了社會主義“完善”的烙印。知識青年深入到農村以後,才真正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貧困、落後、愚昧、封閉,空中樓閣式的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令他們驚愕,引起他們的反思。一位在“文革”初期頗有影響的北京紅衛兵在回憶他下鄉後的感受時這樣寫道:

我當初參加紅衛兵,真誠地相信,戴上紅袖標,喊幾聲“反修防修”的口號,在社會上沖幾沖,就能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當初,我是從“天上”看世界。到陝北的山溝溝,住進破窯洞,我第一次發現,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窮的地方!那些老紅軍、老貧農,仍在吃糠咽菜,看到這些,我留下了眼淚。還搞什麼“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這時,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國青年報》,1986年8月29日。

農村中司空見慣的貧困、落後、愚昧之所以令知識青年感到震驚,首先是因為嚴峻現實將“全紅”教育澆鑄的根基輕而易舉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人民”為神聖天職的青年第一次發現,貧困與落後,愚昧與無知,還遠遠沒有與廣大農村絕緣。這是他們下鄉後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儘管這種教育的內涵與毛澤東所說的“再教育”風馬牛不相及。

上山下鄉為知識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時間和天地,與農民接觸越多,對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廣大農村那並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徹。對許多地方的農民來說,最令他們談虎色變的倒不是“文革”初的大動蕩,而是“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當農民憶及那段歷史時,往往流露出劫後餘生的慶幸。正是從農民的言語中,知青們認識到“三年災害”主要並非天災,實在是由於錯誤政策所造成的“人禍”。由此舉一反三,對“廬山會議”的那場風波,對被列為劉少奇“罪狀”的“三自一包”,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倒行逆施逐漸有了新的見解。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是和林彪的名字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把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幹部從政治上打翻在地,為林彪一躍成為經中共九大黨章“法定”的接班人掃清了障礙。當紅衛兵小將們虔誠地高呼“敬祝偉大統帥毛主席萬壽無疆”口號時,必然要同時高呼“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個人崇拜達到近乎瘋狂的年代裡,這兩句發自億萬人肺腑的口號構成了時代的最強音。林彪作為那場造神運動中躍升最快,並奠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顯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為全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倉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墜機身亡事件的發生,卻使現代造神運動成了歷史的笑柄。當這個消息閃電般傳到各地知青中後,他們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對剛剛發生的事件表示難以置信。這個被寫入黨章的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個整日手擎“小紅書”,高喊“萬壽無疆”,信誓旦旦地揚言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副統帥”,為什麼要加害毛主席,並在陰謀敗露後叛逃出國呢?在以後一段時間裡,不管上級傳達的文件如何煞費苦心地解釋,都無法削弱這一事件給全國人民心理上的巨大衝擊。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他們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對領袖的赤誠之心和聖潔之情受到了褻瀆,認為自己上了當,受了騙。當他們因受騙而備受煎熬時,當他們因失去理想主義的精神支柱而四顧彷徨時,一種近乎絕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們的心。1974年,知青詩人郭路生寫下了《瘋狗》一詩。這首詩雖然只是個人情感的宣洩,卻惟妙惟肖地映現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態:

受夠無情的戲弄之後,我不再把自己當成人看。

彷彿我就成了一條瘋狗,漫無目的地遊盪在人間。

我還不如一條瘋狗,狗急它能跳出牆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瘋狗有更多的辛酸。

瘋狗猶能跳牆,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的知識青年卻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價不過是對以往盲從輕信的懲罰。有人在評價《瘋狗》時恰如其分地指出:當多少人在頌歌中暈眩,在“主人翁”的口號中陶醉的時候,他卻對矇著紅光的暗夜發出了反叛的嘶叫,這不是喪失理智的哀鳴,恰恰是最可寶貴的清醒的呻吟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擺脫精神痛苦的途徑只有使思維跳出早已習慣的窠臼。林彪事件是一副清醒劑,使許多知青從輕信和盲從中驚醒,儘管還不曾使他們大徹大悟,至少,他們僵化已久的大腦又開始重新恢復思維的活力。

(本文略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微客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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