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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崽:要是變成個女兒身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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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地主崽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樣的地主家庭里,又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怎一個苦字了得。上小學後,一起光著屁股玩耍長大的夥伴有了階級意識,開始疏遠、打擊、侮辱我,因為我的太爺爺、爺爺是地主。我出生時太爺爺、爺爺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卻是世襲制,子子孫孫全是地主。城裡來的一個知識青年,發現鬥地主時有的地主比他的年齡還小,就試探著跟大隊幹部說,地主的孫子都是隔輩人了,怎麼也叫地主?大隊幹部說,土改時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們不繼承,往下階級鬥爭跟誰去斗?後來聽村裡的老人們說,我太爺爺當年和家裡的長工吃一樣的飯菜,還掏錢給他們買媳婦成家。

我從上小學起成績就好,語文老師王永春十分喜歡我,經常當著同學的面表揚、鼓勵我。老師越是課堂上表揚我,同學們課後越是仇視我。放學回家,走到家門前的衚衕時,他們就像天降神兵,不知從那裡冒出來,土坷垃像機關炮一樣密集地向我投射,然後喊叫幾聲,勝利歸去。

夏天在水灣里游泳,我總是和新華、長全兩三個貼心的夥伴躲在角落裡戲水遊玩,其他那些孩子就像潛水員一樣,從灣底挖著淤泥,扎著猛子游到我身邊,猛的露出水面,把淤泥狠狠垛在我的頭上,然後哈哈大笑,呼喊口號。放學後,割豬草、挖野菜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幾乎每次割豬草,我都被五六個孩子追著打罵。沒有任何理由,就因為我是地主崽子,應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我永世不得翻身。村南的田野地肥草茂,我幾乎每到這裡就被打得哭著回家,到家門口還得把淚擦乾,否則讓父母知道了還得挨一頓臭罵。多少次,我獨自在西廂房哭得泣不成聲。在上小學和初中的七八年里,我多少次想離家出走,甚至想到了死。現在我還經常夢裡哭著醒來,成為我今生抹不去的痛。

有一年夏天,我獨自一人躲到付家河西邊的鹽鹼灘里割豬草。那裡距家有五六里路遠,本想應該是我自由的天地,可是那些好像和我上輩子就有深仇大恨的小夥伴還是追攆不放,很快找到了我,把我摁倒在地一頓猛揍,直到我發出哀求的聲音,他們才很陽光地歡笑著離去。

上初中時,對欺辱近乎麻木的我,心底燃起了報復的火焰。生命對我這樣的地主崽子沒有意義,如此苟且,不如了結此生。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和兩個要好的夥伴,帶著我三叔家的弟弟,十分反常地去南窪他們的地盤割豬草。那伙「陰魂」又來圍攻我,我先發制人,把領頭的黑蛋摁倒在地,脫下腳上的塑膠涼鞋,朝他的後背狠狠一頓抽打。當時我的鐮刀被弟弟拿走,否則,我可能會要了他的小命。黑蛋像匹無羈無絆的野馬,沒有丁點屈服的意思,我解完恨後,準備離去,他卻拿起鐮刀朝我砍來,手無寸鐵的我撒腿就跑,一口氣跑到姥姥家的村邊才擺脫了他的追殺。跑到姥姥家村邊,卻不敢進姥姥的家門,在村子周圍來回打旋。

天黑了,我往回摸。快到家時,看見家門口圍好多人,仔細一聽,是黑蛋的父親、叔叔一大家人找我父親理論,說地主崽子欺負貧下中農的孩子,真是翻天了。他們的大喊大叫甚至謾罵,引來村裡好多圍觀的人。我知道闖了大禍,沒敢回家,藏到曬麥場的麥秸堆里睡了一夜。天亮後,我準備離家出走。那時看過一本小說,寫的是東北林場知識青年,經常啃口涼饃饃就接著勞動,有時還靠打獵為生。那是多麼美好的生活,簡直是人間天堂、世外桃源,我就想到東北大森林裡去。我順著徒駭河的堤壩向北方走,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就餓得走不動了,中午躺在樹下休息一會,然後爬起來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一樣,又跌跌撞撞走回了家。

到家天已黑,我沒敢進家門,鑽進麥秸堆里睡下。半夜三更,父親和哥哥姐姐們打著燈籠從麥秸堆里將我扒出。父親一聲沒吭,踢了我兩腳。母親抱著我放聲痛哭,哭聲在漆黑的夜空里迴旋。我經常怨恨我的父親和哥哥,他們作為家裡的大人,為什麼不能保護他弱小的孩子,為什麼我在外面受了欺負,回到家還再挨打挨罵。

長大了才知道,父親和哥哥們也同樣受盡屈辱。父親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來掃大街,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哥哥們想替父親掃街,大隊書記不允許誰也不敢;晚上還要到大隊部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在我的記憶里,父親不會笑,也不會說話,像個機器人似的按設定的程序機械運轉。大哥三十多歲的人了,也經常受到無端的欺辱。一年冬天到外鄉挑溝挖河,勞工們集體從食堂把飯打回宿舍吃。下工回來,大家都很累,躺在地鋪上休息,哥哥卻還要去食堂打飯。一次,大哥把飯打回,還沒分好,一個貧農子弟就搶飯吃,大哥說了他一句,他就大打出手。大哥連飯也沒撈著吃,晚上躺在地鋪上準備睡覺時又被他踢了幾腳。給生產隊打土坯,大隊書記的兒子無端辱罵大哥,大哥因不服氣哼了幾聲,書記的兒子就拿著鐵耙追打。如今年近七旬的大哥每提起此事還兩眼淚汪汪。

我經常獨自一人在河西的鹽鹼灘上,像個被抽打的陀螺,打著轉轉衝天哭號,問不公的蒼天為什麼把我生在地主家。那哭聲,那呼號,像馬背上的長調一樣在曠野回蕩,像深夜的狼嚎一樣凄慘悲涼。我的記憶里總是伴著哀哭,吃不飽就哭,哭就挨打,挨打就更哭。三哥比我大五歲,我記事時他已八九歲了,他經常哭得那麼凄慘,父親沒一句溫暖的話,相反總是在三哥身上練拳腳,好像他養育的孩子生來就是供他出氣的布袋。細心的母親問哥哥為何總哭,才知三哥解不下大便,便用細木棒從三哥的肛門裡摳出滿地的糠皮。二哥比我大八歲,從小鼻子經常流血,身體虛弱,家裡沒錢治病,也沒有食物補養。父母不知從那裡得來的偏方,總讓我們到鹽鹼灘挖茅草根給二哥煮著吃,或許茅根里有些糖分吧。二哥十六歲那年,鼻子一次就淌一兩碗血,經常出現昏迷。母親給二哥縫補了一件粗布衣服,準備著二哥的後事。大哥抓住家裡兩隻救命的母雞,跑了五十多里土路,到縣醫院換了兩付葯回來,挽留住二哥的性命。

姐姐們更是愛哭,尤其是二姐,經常眼睛哭得跟鈴鐺一樣。母親重男輕女的思想是浸透到骨子裡的,吃飯總是先安排他的兒子們吃飽,剩下的飯才輪到姐姐們吃。那時姐姐和哥哥們都是一起下地幹活,收工回到家,姐姐們還得紡線織布,做針線活,餓著肚子夜夜圍著昏暗的洋油燈縫縫補補。心焦的母親有了委屈或怨氣,就沒有緣由地在姐姐們身上發泄。

母親在外面是個有主見、敢說不的人。那時大隊部每天晚上批鬥五類分子,母親作為地主婆也在批鬥之列,但母親敢不信邪,說:「俺娘家不是地主,兩個弟弟都是共產黨員革命幹部,我進了這個地主家的門,沒享過一天地主家的福,憑什麼批鬥俺?」堅決不去。

在我印象里,父親一輩子也沒說過幾句話,八個孩子從來也看不出他喜歡哪一個。從剛長出思想萌芽時起,我就認定父親是個欺壓人民、惡貫滿盈的惡霸地主。他那冰冷的臉上從沒有表情,尤其是到了晚上,微弱的洋油燈苗一跳一跳的,他捲縮在土炕上,拉長的臉隨著燈苗的跳動在變形,我總是離他遠遠的,眼睛都不敢多瞅他一眼。上學後,懂得了一點革命道理,我就懷疑起父親是個國民黨特務,家裡可能藏有槍支、電台。我經常留心父親的舉動,卻怎麼也沒發現那些電影里的故事。

我從來不肯叫父親一聲爹。批鬥地富反壞右時,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樣鬥志昂揚,高呼口號。上高中時,我逐漸認識到,父親就是個老實得屁都不敢放響的農民,除了老實還是老實,除了忍耐還是忍耐,除了吃苦還是吃苦,忍氣吞聲和窩囊廢這樣的辭彙用在父親身上再恰當不過。有一次,父親到學校給我送一布袋地瓜麵餅子。他悄悄讓一個陌生的同學把我叫出去,把那袋乾糧交給我,一句話沒說,扭頭就走。看著他骨瘦如柴的身影,看著他弓形的脊樑,我大聲喊了一聲爹,他回頭笑了笑,步履蹣跚地消失在我的視野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笑……

我的二叔二嬸從小參加革命,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隨軍南下在福建南平國家水利發電工程局工作。文革時期,他們連封信都不敢往這個生養他的地主家庭寄。那時我奶奶還健在,天天盼他這個革命兒子的音信,經常站在門口朝南方眺望。二叔二嬸是我唯一的自豪與驕傲,是我在夥伴面前炫耀的資本。我常想,二叔二嬸若是我的爹娘該多好,遂萌生了讓父親把我過繼給二叔的念頭。可是給二叔寫了一封又一封信,都泥牛入海,想做革命者叔嬸的兒子真是奢望啊。後來知道,那時叔嬸也因家庭成分問題停職審查。

小時候我特別羨慕姐姐們,長大後能找個貧農的孩子嫁出去,雖自己的根不紅,自己的苗今後卻是正的。我常和姐姐們說,找婆家一定要找個祖宗八輩都是貧農的家庭,嫁出去就是重新托生,我要是變成個女兒身就好了。姐姐們就和我開玩笑,說弟弟長大了找個殘廢媳婦倒插門,給人家做養老女婿去。有一年大年三十,一家人圍在一起包水餃,母親叫我說:「建國,你也過來,學著包餃子——長大了找不上媳婦,娘以後不在了,過年自己會包,也能吃頓餃子。」我的二哥二十歲了過繼給我二舅,就因為在地主家根本找不到媳婦。

一位出身地主的老人告訴我,那年月他在機關工作,隔不多久就讓填一個什麼表,因此落下個一填表就跑廁所拉稀的毛病,後來發展到只要見到帶格的紙就渾身不好受。機關的辦公用紙都帶格子,他一見就起反應,去醫院看醫生,說神經性的,沒法治。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黑五類憶舊》第十六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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