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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遭遇的文革「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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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者按:文革北京有十萬「黑五類」被押送「遣返」回農村老家,冷文瑞一家老少六口就在其中。在文革研究領域,「遣返」這塊幾乎空白。作者冷文瑞是我小學同學,我還記得每天一起去上學的情景。今年5月冷文瑞通過「熊窩」公號聯繫到我,闊別半個世紀的小學同學見面了。然後在我的極力鼓動下,她用微信把下面的文字一段一段發給我(她不會電腦哦,用的是兒子淘汰的手機),我再一段一段貼出來。——小熊)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是北京五十四中初三的學生,是班裡共青團支部委員、班長。1966年9月,我和奶奶、父母、還有兩個妹妹(初二和小學三年級)一起被紅衛兵從北京的家中押送回山東農村老家,直到14年後的1980年底,落實政策,我才離開農村,被分配到鄉鎮供銷社當了一名售貨員。如今50多年過去了,往事歷歷在目……

(一)母親做「居委會主任」惹的禍

我的母親是個從農村出來的普通家庭婦女,她識字是進城後在街道文化掃盲班學的。1963年我家居住的崇文老居民區要拆遷民房建光學儀器廠,我們被政府安置到和平里和平街的新建樓房居住,當時那一帶還很荒涼。我們十幾戶拆遷的老街坊住的是屬於中國作家協會宿舍樓區域的兩個單元。不久,母親被街道辦事處委以作協居委會主任一職。

母親因擔任居委會主任的工作而與我家樓上的鄰居結怨,這家女主人姓滕,在化工部工作,開始她與母親走的很近,說起來是與我們老家的村莊相隔不遠的山東老鄉。後來滕某因與單位的矛盾和抵觸情緒在家裡泡病號,化工部的組織部門通過街道辦事處找到了我母親這個居委會主任,上門了解她在家長期不上班的情況。一來二去,母親就被滕某恨上了。

滕某是山東老區出來的17級幹部,頗有政治頭腦和心機,對本單位處理她懷恨在心,轉嫁到對我母親的報復上來,她使用的惡劣手段是專程回到山東老家,找到我老家的村治保主任,通過送禮讓他寫了一份我母親是「地主成分」的證明信,派出所僅憑滕某交來的這一紙證明,便將母親定為「地主分子」,免去了她居委會主任的工作,時間是在文革前的1966年春季。

起先我們家特別是我父親對農村的成分劃分並不是很清楚,我奶奶家是地主,母親家雖然是中農,她16歲嫁到我奶奶家生活3年以上也算是地主了?經過這次劫難我們才知道,由於老家山東掖縣是老解放區,1937年就已經土改,到母親1939年結婚時,奶奶家已不再具備所謂地主的「剝削」條件,老區政府還分給嫁過來的母親三四畝地,四間草房。

母親「不是地主」的平反結論是在1979年1月26日宣布的,父親的記事本上記著,和平街辦事處在中央樂團排練廳,為我的母親劉淑欣,還有在母親之後做居委會主任的王實秀等人召開平反昭雪大會,有300多人參加。關於母親的審查結論是:劉淑欣曾任居委會主任,文化大革命前被打成地主,經調查確系錯案,予以平反。王實秀是個老革命,退休後熱心居委會工作,她丈夫也是老革命在北京市委。我們家被「遣返」回山東老家後,王實秀被活活打死了。

(二)我家在文革初期大禍臨頭

文革來了。住在樓上的滕某在樓道里給母親貼了「十大罪狀」的大字報,整天肆無忌憚的謾罵,上樓下樓踢我家的門,我們只能忍氣吞聲。她還夥同街道居委會的造反派,往我們姐妹的學校里和父親的工廠都發送了黑材料。父親是廠里的基層幹部,中共黨員,我家兄妹五人(我們姐妹三人上面還有一個大姐和大哥已經工作)除了小妹小學三年級,四人都是共青團員,關於奶奶在土改前是地主成分,我們從未隱瞞過,入團組織上要審查出身,「考驗」的時間也比別人要長。

母親被剪了陰陽頭,居委會的造反派和附近中學的紅衛兵,在樓前的院子里召開母親的揪斗會,我們姐仨陪斗,親睹他們讓媽媽下跪,用皮帶抽打,幾十年後母親一直都記著用皮帶抽打她的人,其中有我的同班女同學,父親也記著我同班的紅衛兵去我家抄家的事情,我早就原諒了他們,對父母說,如果我「有資格」參加「革命」,還不是和他們一樣?!

1966年9月的一天,在又一場揪斗會後,我突然看到父親也從他的工作單位被人押回了家,原來是派出所與居委會決定,要將我奶奶、我媽、我爸、我和兩個妹妹——我們全家6人的戶口全部遷出北京,一起轟回老家去。我父親13歲離家當學徒,做店員,解放後是織布廠的會計,公私合營後加入了共產黨,成為國營單位的基層幹部。他廠子的領導對文革運動膽戰心驚,不知所措,也是造反派說了算,因此沒有人敢「包庇」他這個「階級異己分子」。

後來聽一些同屬被「遣返」回鄉的人說有安家費,我們卻沒有一分錢的安家費。兩個行李卷是全家的被褥,我們姐妹各自包了幾件衣服,奶奶和媽媽是「地主」,連隨身衣物也不許拿,就這樣在天色已經黑下來的時辰到了火車站,負責押送我們的紅衛兵大概是派出所叫來的,過去與我們沒見過面,他們只是執行任務,所以一路上對我們的態度還好。

火車車廂里混亂不堪,全都是掛著牌子的「黑五類」分子和押送的紅衛兵,幾乎沒有下腳處,我們只能擠在一起站著。奶奶已經80多歲,她那封建社會裹的小腳根本就站不穩,我們向押送的紅衛兵求情後,奶奶被允許坐在被褥的行李上。

我在車廂里看到一個留著雪白長鬍須的老者,非常顯眼,他那個特別的鬍子在當時是太少見了,倒是真像電影《槐樹庄》里的老地主。他胸前掛著的牌子上寫著:大地主、大資本家、大反革命分子滕子超,名字打上紅X。不卑不亢的樣子,滿不在乎的神態,讓我很是吃驚。回鄉一段時間後,才聽說滕子超是北平商會的重要人物,抗日和支援解放的魯籍資本家,給共產黨捐糧捐款,貢獻可是不小。

也許是文革這些日子在北京經受的抄家和陪斗太讓人膽戰心驚,上了火車我們姐仨的心情反而舒展了,回老家去,希望能躲開北京那無休止的侮辱和歧視,這是我心裡的一個小小的嚮往。我們被押上火車是在晚間,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下了火車還有三四個小時長途汽車的顛簸,第二天的晚上六七點鐘,一家老小才到達原籍山東掖縣的冷家村。押送的紅衛兵把我們交代給村裡就離開了,說是去找當地的紅衛兵接待站住宿。

大隊部里點著一盞昏黃的煤油燈,幾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公社工作組的駐點幹部,其餘都是大隊黨支部的支委。公社工作組幹部一看是我們是北京轟出來的,當即表示,先讓他全家遊街示眾!但是老支書反對說:「他家是地主不假,但不是逃亡地主,更不是惡霸,他家是在土改結束後才去北京的」,他又指著我父親說:「他十幾歲就出門了,老太太已經80多歲了,經不起游斗,這3個孩子更算不上什麼」,其他支委一致同意老支書的意見,不讓我們家人遊街。幾年後老支書成了我的公公,我嫁給了老支書的兒子。

(三)我當地富子弟的青春歲月

我家6口人回到冷家村後,村幹部出面,找到冷氏家族的一個大爺,告訴說不要有顧慮,動員他家把平時盛柴草的四間房,騰出兩間借給我們住,全家這才有了落腳之地。這房子沒有院門也沒有規整的院牆,只有一小截殘缺的土坯牆,四間北屋,除了房東存放柴草的,奶奶和我們姐仨住一間的大炕上,裡間是小套間,一個小炕爸媽住。冬天灶火做飯炕上取暖,有限的一點點火焰,熱度過不去裡間,爸媽睡的小炕總是冰涼冰涼的。

1966年9月正是大秋時節,一切農活兒都得從頭學起。只要生產隊長出工的哨音一響,父母就帶著我和大妹,立馬出工去。干農活兒從頭學起,我和大妹從不喊累叫苦,咬牙堅持想要證明的是,我們即使被遣返回鄉,也不輸農家子弟。田間地頭休息,大妹大大方方地清唱樣板戲,受到鄉親的歡迎。評工分給我們姐妹9分以上的壯勞力的高分,儘管實際上還是有差距的。

父親和我們姐妹倆都算壯勞力,經常安排的活茬兒都一樣,難堪的是,我家沒有勞動工具。由於遣返回鄉沒給我們一分錢的安家費,吃糧燒草還要靠親戚鄰居的接濟,所以沒錢置農具。我和大妹不怕幹活兒,就發怵向別人借家什(農具),因為農民把自家農具看的很金貴,使用會有磨損,這正是我們最感難受的,經常逼得父母要去好幾家才能借到。在北京的大哥大姐工作時間不長,工資很低,每月留下自己的最低生活費後按時寄錢回來的時候,我和大妹就吵著讓父母寧肯少買糧,也要添農具。

那些年村村都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平日自編自演小節目,冬閑時排演山東呂劇版本的現代戲,《紅色娘子軍》、《紅嫂》等等,這是農村的主要的文化生活。我和大妹是北京的中學生,普通話和表演都佔優勢,雖然我們的地主成分只能演配角,但是他們需要我倆參加排練演出。有天晚上從宣傳隊回家,我摸著大衣口袋裡有一封信,拿出來湊在煤油燈下毫無顧忌地讀起來(平時家裡不管誰來信,都要讀給母親聽)。讀著讀著只覺得心跳加快,兩個妹妹嘻嘻哈哈笑著,原來是本隊一青年向我表白、求愛的信,媽媽沒有作聲。

這個青年的父親就是我們剛進村那天見到的老支書,他的兩個哥哥已成家,下邊還有一弟弟。嫁給他連個像樣的住處也沒有。可我自己的這個家庭出身已經讓我傷透了心,如果在農村紮根,就要找個正直、實在的人,其他都是次要的。我的性格謹小慎微也可以說膽小怕事,他的性格耿直義氣,好打抱不平,我倆性格上的反差是一種互補。

因為我的關係,他失去了個人發展的某些機會。農村每個家庭的階級成分是根深蒂固的鐵板一塊,過去在北京,我的出身是「職員」,根據父親是國企的幹部,農村不說出身只講成分,農村的成分是以「戶」劃分的,同為一戶,奶奶是地主,父母、我們以及後代子孫都脫不了「地主」的干係。與我戀愛後,他先是失去了參軍的機會,後來作為青年團書記和民兵連長,他又成為了入黨的培養對象,公社組織部來人同他談話,問他是否交了個地富子弟的女朋友?讓他重新慎重考慮一下(意思是組織上認為不可以),經受住組織的考驗,他回答說,這個媳婦我娶定了,不用考驗了,我不入黨了。

由於雙方家庭在經濟上都非常困難,我們結婚沒錢按照農村的習俗走媒人定親、大辦婚禮的排場。1973年底的時候我父母已經回到北京,我倆藉著探親父母,就算是旅行結婚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熊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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