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政府出錢，也沒人願去美國
按照清廷計劃，在美國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後者負責在國內甄選12歲至15歲的幼童，進「預備學校」學習，訓練合格後再派赴美國。計劃派遣四批，總計預算銀120萬兩。
沒想到，計劃剛一開始就在幼童招選這一環節上遇到了很大困難。當時風氣未開，學習西學為人鄙視，到國外讀書更是前所未聞，雖然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但願意送兒子出洋的家長也寥寥無幾。
另外，在「天津教案」這場由「謠言揭開的文明衝突的序幕」之後，普通百姓對外國人仍有強烈的猜疑，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聞依然在相對閉塞的地方流傳，使中國的家長們莫名驚懼。一位留美幼童後來回憶說：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里，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布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
由於第一批留學生未能滿額，容閎又不辭勞苦，親自到香港，由英國政府設立的學校中挑選了幾個比較優秀的學生補充。總算湊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國共派出四批幼童計120名，最幼者10歲，最長者16歲，平均年齡12歲。以籍貫論，廣東84名，江蘇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東1名(此據台灣學者高宗魯之統計)。但無一皇室貴胄的幼童應募，一個政權欲倡導的事情，權貴們卻不響應，會給其他社會階層何種聯想?
從這個籍貫的分布，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各地不同的開放程度。敢於「吃螃蟹」，送兒子到異邦求學者，多為廣東、江浙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們或有家人、親友與洋人共事，或與西人有過較多接觸。如當時上海有名的買辦商人唐廷樞，就樂於送自己兒子出洋留學。後來在中國非常著名的鐵路工程師、廣東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學則緣於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鄰居的大力鼓動。詹父本希望兒子將來走科舉正途，猶豫不決，這位見過世面的鄰居再三勸說，並以將女兒許嫁作為保證，詹父才下定決心。
家長送幼童出洋，都必須親筆「具結」，並畫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種免責的法律保證。詹天佑的傳記中收錄了這份「保證書」：
「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幼童出洋肄業局)帶往花旗國(晚清時對美國的稱呼)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
後面還要開列祖宗三代本名，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第一批招選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預備學校集中，經過半年的培訓後，於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於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當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際，中美外交關係尚未正常化，美國在中國派有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在外卻無使節。以幼童出洋肄業局正、副委員名義，常駐美國康州哈德福城，負責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別是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和容閎。1874年，李鴻章撥款美金四萬三千元，授權容閎在哈德福城建造寬敞的三層樓房一座，可同時容納幼童出洋肄業局的所有職員、教師和75名學生，餐廳、廚房、宿舍及浴室俱備，作為幼童肄業局永久性的駐美總部，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駐外常設機構。
讓陳蘭彬、容閎出任肄業局的正副委員，出於曾國藩、李鴻章這兩位重臣的薦舉。陳氏雖仕途不順，卻是科舉的優勝者，曾點過翰林，他和容閎搭檔又壓後者一頭，有一點「中西合璧」、以中為主的味道，這可以少給保守派以攻擊的口實。李鴻章在致總署的信中說：「蓋以純甫(容閎字『純甫』)熟諳西事，才幹較優;荔秋(陳蘭彬字『荔秋』)老成端謹，中學較深，欲使相濟為用也。」
「相濟為用」四字頗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實之發展竟大謬不然。
「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環境是最快的。
關於留美幼童的學習和生活，後來成為卓越工程師的幼童溫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講辭中回憶：「第二天，容閎先生分配他們給來自各地的美國老師。老師帶他們回去。在以後留美的歲月中，這些美國老師負起教養監護的責任。每一個美國老師家庭負責兩個或四個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國學校，不合格的在老師家接受個別補習，做入學的準備。最初，幼童均穿長袍馬褂，並且結著辮子，使美國人當他們是女孩。……為了減少困擾，數月以後，幼童向『出洋肄業局』委員呈准改穿美式服裝。當時幼童平均不及十五歲，對新生活適應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中國幼童們與一同食宿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誼。……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
幼童「美國化」的速度驚人，不僅要求改裝，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視為忠君愛國象徵的辮子，有的還加入了基督教。怎樣應對這種趨勢，肄業局委員陳蘭彬和後任委員吳嘉善，與副委員容閎針鋒相對：容閎理解、同情幼童，陳、吳則斥之為數典忘祖。
雙方之分歧，容閎有詳盡回憶：
「我力爭為留學生作一些一勞永逸的安排，和解決一些必要的問題，例如學生的學費和個人費用;他們在假期中的費用;學生服的更換;參加寄宿家庭的祈禱;參加主日學校或去教堂;戶外運動和體育鍛鍊等。……陳蘭彬和學生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我只能充當和事佬兒，為他們從中調解，同時我也總是為學生們的一切合理要求辯護。在這種情況下，我即使不引起陳對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來，直到這次赴美國之前，從未離國門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國標準來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對這些學生。……
像陳蘭彬這樣一個人，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被壓抑的青春，不能發揮的活力和獨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誠坦率形之於外的舉止。因此他對目前這些留學生的行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認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徑。這些學生到新英格蘭以後，一旦解除了他們心靈上的沉重壓抑和約束，當然會因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的人，還不止陳蘭彬一人。
繼任肄業局委員的吳嘉善，這位同樣出身翰林的老爺，視留美幼童與國內私塾的學生無異，不料幼童們在其接見時，均不行跪拜禮，頓時大怒：小小年紀便目無尊長，這還了得?且不說現在還沒有成材，即使學業有成也不能為中國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將幼童撤回。
國內攻擊幼童事業的聲音也一直沒有消歇過。光緒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個摺子，彈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語。……或習為遊戲，或流入異教，非徒無益，反致有損，關係實非淺鮮」。
總理衙門接連聽到對留美幼童事業不利的聲音，開始徵求重臣及相關人士之意見，有的主張全撤，有的主張半撤半留，有的主張整頓。而主張全撤者占據主流，尤其是藉助幼童留美事業擺脫仕途不順，登上駐華盛頓全權公使高位的陳蘭彬，給了這項事業最後一擊。他在奏摺中說：「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即便竭力整頓，亦覺防範難周，亟應將該局裁撤。」總理衙門即據陳蘭彬之奏，作出了「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的決定。
這一決定讓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深為失望。由耶魯大學校長波特執筆，美國多位文化名人聯名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力請中國政府收回成命。當時因華人勞工問題，美國國內興起排華浪潮，這些名人盛讚幼童的行為，「使許多無知者和不懷好意的人對中國的偏見逐漸消失，而代之以稱讚。」包括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也積極遊說，但均未能讓清廷改變決定。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國幼童奉命輟學撤退回國。當幼童由美國撤回時，全體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大學畢業。誠如溫秉忠所言：「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
好不容易邁出一步的腳又收了回來，誰該為此負責?
按照容閎的意見，首當其衝者是陳蘭彬和吳嘉善。他在回憶錄中憤怒地指責陳蘭彬是「對任何事都不敢負責任的膽小怕事的懦夫」，而吳嘉善則應該「送進瘋人院或低能者教養所」;其次則是在朝中位高權重、又是幼童留美事業主持人的李鴻章。容閎批評李鴻章「不曾挺身而出為學生說話，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學生。」
後來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襲了容閎的觀點，無論是撰《劍橋晚清史》的西方漢學家還是大陸學者，在他們筆下，陳蘭彬、吳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鴻章則首鼠兩端。細按史料，這種說法頗值商榷。陳蘭彬、吳嘉善並非頑固不化的人物，像吳嘉善還是個「精研數理」、撰有《算數二十一種》的數學家，從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在道德上有多麼嚴重的污點。而李鴻章在風波中的言行，置身異域的容閎哪能了解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鴻章的認識水平，他內心並不贊同將幼童全部撤回。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李鴻章還曾特地電告吳嘉善勿急於帶幼童回國。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聲甚高，他又函告總理衙門，說幼童「早歲出洋，其沾染洋習或所難免;子登(吳嘉善字「子登」)繩之過嚴，致滋鑿柄，遂以為悉數可撤，未免近於固執」，認為「十年以來，用費已數十萬，一旦付之東流，亦非政體」，並謂美前總統和駐華公使均函告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建議幼童「已入大書院(大學)者可留美卒業，聰穎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漸撤回」。我們只能說李鴻章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不夠堅決，硬要說他見風使舵無疑並不公正。
容閎先生不愧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但與他對立的一面，如陳蘭彬、吳嘉善，也並非就是卑污小人，雙方的對立主要還是緣於思想觀念的歧異。要而言之，在怎樣改造中國使之儘快現代化的問題上，容閎主張「全盤西化」的路徑，而在當時這純屬異端。其實，不僅是容閎不滿的陳蘭彬、吳嘉善、李鴻章，就是容閎景仰的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恐怕也不會站在他的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