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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在美國遇到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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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這話不錯,但是在不同的環境中,同一種性格會遭遇不同的命運。在中國,從小學到中學,老師給我的操行評語中總有:"希望多聯繫群眾。"工作後,同事們總認為我"群眾關係不好",我也不大得領導們的煙兒抽。到了美國之後,卻變得被領導喜歡,也交了很多的知心朋友。烏利跟我說過:"你不大像其他的中國人,說話很直接,非常容易相處,因為我一下子就知道你想的是什麼。"

李南央和麥克在高能所接收磁鐵樣機

我是1991年6月到的美國,工作到2014年1月退休,在美國三個國家實驗室(相當於中國的中科院研究所)工作過。悌忠老說我運氣絕佳,遇到的都是好老闆。

我是在歐洲核能研究中心短期聘用時拿到美國超級超導對撞機(SSC)的工程師聘書的,從瑞士直接轉到美國德克薩斯州,沒遇到那個年代很多留學美國中國人申請簽證的不易和畢業後尋找工作的艱難。到SSC上班後才知道,我所在的增強器工程部的性質有點像中國的工程辦,我所在的低能環組是負責協調低能環裝置設計和製造關係,並掌握生產進度和產品質量的,位置實際上比純做設計的工程師要高。剛進SSC我是二級工程師,到任不久,組長李察德派我一個人到加州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去解決低能環四極磁鐵樣機製造中出現的問題,又讓我到蘇聯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亞出差,去看那裡為我們生產的磁鐵樣機,解決技術問題和討論生產計劃。每次行前並不囑咐什麼,只在我提的出差計劃和預算上簽字、照單同意,回來後交份出差報告完事。對在中國工作了二十多年,被領導事無巨細管控慣了的我來說,這種方式新鮮,但是說實話,感覺特好、特舒服。漸漸地、不知不覺中自己的主意越變越大,腦子好像也越來越好使。第二年普調工資,李察德將我升為三級,工資按允許比例的上限調高,他拿著調級調薪的通知親自送到我的辦公格子間,說:"這是你應得的。"我有些始料不及。李察德平時不苟言笑,我在工作中也沒遇到過什麼自己解決不了,非得老闆出面幫忙的事情,所以除了開會,跟他幾乎沒有什麼過多的交往。能在我的辦公間跟他面對面說話,忍不住將壓在心底很久的疑問提了出來:"我履歷表上的正式學歷只有初中畢業,你當初怎麼會決定聘用我這樣一個人呢?"他眼睛盯著我一字一頓地說:"我知道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沒有學可上的,能在那個年代自己讀書的人,一定是金子。"我差點兒沒當著他的面掉下眼淚。在高能所工廠我以工代乾乾了多少年工程師的活兒呵,人事科說我沒有大學文憑,就是不給轉干。後來有了對文革中自學成才的人破格提拔的政策,所里成立了一個由老科學家、老工程師組成的評審班子,在全所範圍挑了幾名以工代乾的典型,每人給了20分鐘時間向評審班子報告自己的"業績"。我那時已經有了一本譯著,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磁鐵和諧波導加工中也有貢獻,在評審意見中排名第一,這才繞過人事科的卡子,得到了工程師職稱。科長跟我說:"你這輩子也就到這兒了,再往上走(意思是當高級工程師),沒可能。"我當然沒想到我的美國老闆會如此看重我自學的經歷。後來我按第二優先申請綠卡,他寫的推薦信上說:"像李南央這樣懂得磁鐵製造的工程師,全美國也沒有幾個,她是美國需要的特殊人才。"在李察德的手下,我學會了不夾著尾巴作人,有七分能力,要把自己說成有十分的能力,然後拚命地去學,把那需要十分能力的工作干好。

又過了一年,美國國會討論下個財政年度預算時,眾議院投票終止SSC工程,幸虧老布希總統支持高能物理研究,在眾議院通過"關張案"後,遊說參議員,"關張案"在參議院未獲通過,SSC才又拿到一年經費。李察德覺得SSC前景不妙,又恰遇密植根大學的實驗室聘請室主任(相當於中國的研究所所長),他就應聘走了。增強器工程部從加拿大聘來了德國人烏利當了我們的新頭兒。烏利跟李察德領導風格迥然不同,周末會在家裡開派對,將全組人員連同家屬邀去熱鬧。我女兒那時德語還沒全忘,我也能湊合著說上兩句,跟他的夫人和兩個小兒子便成了朋友,除了談工作,也常拉拉家常。烏利當組長一年不到,眾參兩院將超預算、拖工期的SSC一致投票停建,新總統柯林頓對高能物理研究全無興趣,不予挽救,烏利的組長工作變成安排好組員的遣散和已經完成設備的處置。美國能源部和德州政府聯合組成了遣散工作組,下來聽取SSC各方人員的意見。當時SSC有五千多名僱員,其中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外籍人,這些人中需要有一名代表參加遣散工作組召開的遣散方案討論會。烏利覺得我的情況在外國人中最困難:綠卡正在申請之中,沒有正式的高學歷,孩子小,丈夫在讀研究生,是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就向實驗室的領導強烈推薦我作外國僱員的代表,頭頭們同意了。在參加方案討論會前,全體外國僱員開會,烏利將我這個實驗室指定的代表介紹給大家。沒想到那些從法國英國來的大男人們一下子炸了窩:

這個女人是誰?我們不認識。

代表不能由你們頭頭說了算,這不民主,我們要求重新選舉!

對!對!重選!重選!

其實滿屋子人看過去,沒有多少人互相認識,怎麼個選法才算民主?天曉得。

我在一旁看著嚷嚷成一團的那些大男人,心說了:誰愛當誰當,我還不想代表你們這些男人呢。

印度人瓦江挨我站著,因為中午休息一起打乒乓球,算是熟人,在全實驗室比賽中我打敗了他,我第二,他第三。看看一臉無辜的我,他出來打圓場:你們先別說不同意,讓代表說說她如何代表我們,再決定是否重新選人行不行?

大概眾人覺得他的話不無道理,漸漸安靜下來,等著我開口。

其實向政府提出什麼要求,我早有腹稿,看到大家同意讓我說話了,便道出我的想法:咱們這麼多外國人,來自不同的國家,文化不同,境遇不同,肯定各有各的想法,提出一百條要求也不為過。但是如果真提那麼多,等於沒提,因為美國政府不會答應如此之多的條件。我想到三條,大家看看合不合適,多一條沒有,少一條不行:

很多家庭都在申請綠卡的過程中,失去工作,就沒有了申請的理由。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很多家庭無法返回自己的國家,即使能回去也不一定能恢復原來的工作。我們到SSC來,是因為美國的這個高能物理工程需要我們的特殊技能,現在不能因為美國政府決定不幹了,就讓我們統統哪兒來回哪兒。美國政府必須協助願意繼續申請綠卡的家庭拿到綠卡。

很多家庭已經有孩子進入德州大學系統學習,如果父母遷往外州,這些孩子就會喪失本州學生的優惠學費。德州政府應該承認這些孩子的德州居民身份,直至他們畢業。

願意返回本國的家庭,美國政府必須支付所有搬遷及重新安家的費用。

全場熱烈鼓掌:一致通過談判三條,一致通過我當代表。討論會上,外國僱員提出的三項要求美國政府的遣散小組全部接受,後來也全部兌現了。

美國國會給了SSC一年的期限徹底關張,一年之內沒有找到工作的人可以天天到實驗室上班,其實就是寫簡歷、發簡歷,上各種政府辦的免費求職學習班,逛全國各地到實驗室開辦的招募人才市場。工資照拿。一年之後再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失業了。我開始有些恐慌,自己的"特殊才能"成了專業太窄的特短,又沒有硬學歷,再加在中國端了二十年鐵飯碗,真不知新工作該如何找。總共發出了四百多封求職信(郵票由遣散組免費提供),只得到三份面試機會。第一個是住處不遠的一家小工廠,面試完人家說我Over qualified(大材小用)。我這叫一個不理解:我不自認"材大",願意被貴公司"小用",怎麼不可以?對方說:It's not fair to you(這對你不公平)。天!不給我工作到公平了!第二個機會是加州的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他們得到了SLAC國家實驗室PEPII低能環的磁鐵工程,需要一個磁鐵生產工程師。面試我的是項目大老闆麥克,他剛從蘇聯、南韓、中國考察回來,已經決定將磁鐵交給中國科學院的高能所工廠生產。我是那裡出來的人,搞的又是磁鐵製造,正對路。再加上我曾經在伯克利出過差,一些人對我的實際能力也多少了解一些,我在歐洲核能中心認識的一位物理學家又是麥克的熟人,事先給麥克寫了信大力推薦。面試談完,麥克請我吃飯,並請他在SLAC工作的華裔女友作陪,席間明確告我:"決定聘你。但是因為伯克利是國家實驗室,聘用程序繁瑣,你需要回去耐心等上一段時間。"回到SSC,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設在底特律的工程設計中心的面試通知來了,他們寄來了機票,我就去了一趟。因為在汽車廠干過11年,在廠辦"七二一"大學學的又是汽車設計和製造專業,面試時對汽車結構、設計圖紙的問題都能回答上來,通用公司那時又正想在中國建廠,一天三個不同級別的面試下來,設計組正付組長請我吃飯,告訴我回去等聘用通知,兩周內一定發到。兩周過後,什麼也沒收到,伯克利那邊也無消息,真是度日如年。一天鄰居來訪,送客人出門時突然發現放在大門前的腳墊下露出一角快遞信封。因為每天上下班從車庫出入,很少走大門,這封快遞不知睡在那裡多久,已被雨水淋得字跡模糊,勉強看出是通用汽車公司寄的。拆開一看,離回復同意應聘的期限只差幾天了。趕緊給烏利打電話,告訴他收到通用公司的聘書,必須馬上答覆,等不了伯克利的消息了。沒想到一向溫文爾雅的烏利在電話那頭突然大聲地嚷嚷起來:"你瘋了,你是磁鐵工程師,去什麼汽車廠?你現在就給麥克打電話,告訴他再不來聘書,你就去別處了。"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心想:這不是要挾麥克嗎?他要說:"那你就去通用公司吧。"得多尷尬。聽不到我的聲音,烏利更急了:"我告訴你給麥克打電話,現在就打。"我只好說:"好!好!"掛了電話。第二天剛進辦公間,烏利後腳就跟了進來:"你給麥克打電話了嗎?"我說:"昨天太晚了,沒好意思打擾麥克。"烏利說:"那你現在就打,我看著你打!"我才知道他是真急了,趕緊抓起話筒。撥通電話,我沒敢全按烏利教的說,只告訴麥克:我收到通用公司的聘書,今天必須回復,我決定接受他們的聘用。沒想到麥克在電話那頭急了:"你千萬不能去通用,一定不能去。請相信我,我今天就去人事部催,保證儘快將聘書寄給你。"

1994年6月,到美國三年後,我重新落腳到加州的伯克利國家實驗室,是SSC為數不多的沒有轉業,仍然留在加速器這一行的幸運者。悌忠在德州的達拉斯大學獲得MBA系統管理碩士學位後,也來到加州,受聘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全家總算在舊金山灣區定居下來。麥克成了我的頂頭上司——我在伯克利實驗室的大老闆。

在伯克利實驗室的工作開始得頗不順利。工作一上手就要到中國出差,孩子還小,悌忠在德州上學,我只好請一位朋友的大學畢業正在找工作的女兒到我家暫住打工。從北京回來,家中冰箱空空如也,急忙開車帶著女兒出去採購。那時附近還沒有多少華人,買中國食品要到較遠的奧克蘭市。時差還沒倒,暈頭暈腦,人生地不熟,往回家開時天又開始下雨,越開天越黑,越開越覺得走錯了路。看看後面的車似乎很遠,一狠心,在公路上180度掉頭,沒想到後面的卡車司機酒後駕車,車速極快,沒等我順過車頭,已經攔腰撞到我的車門。坐在另一側的女兒沒事兒,我被卡在車門和變速箱中間動彈不得,劇痛難忍。本來空無車跡的路上突然地就停下了很多車來相助。被急救車送到醫院,肋骨撞斷四根,盆骨三處骨裂,肺部被折斷的肋骨戳了洞,胸腔積血。在醫院躺了一周,用完了因剛被聘用積攢不多的幾天假期和病假,再不上班就停發工資了。麥克到醫院看我,跟我說,不上班就沒有工資,他也沒有辦法,但是出院後,他可以讓管計算機的人把計算機搬到我家,跟實驗室連上線,在家裡辦公,算我出勤。我當然是感激不盡。好在這時候的主要工作是審查圖紙,書寫和翻譯生產說明書。出院時,醫院用救護車把我送回家,還免費借我一把輪椅,可在房間內自由移動,當晚辦公室同事來家幫我安裝好電腦,坐在輪椅里敲鍵盤,自覺比天天開車上班還方便。一天晚上十點過後,完成一份說明書,通過網線送到辦公室的印表機列印,隨即給麥克發了電郵告訴他明天早晨上班去拿。沒想到麥克還沒回家,他立即回了電郵:"已經拿到了說明書。怎麼這麼晚還在幹活兒?不要有壓力,工作慢慢做。"這讓我覺得麥克真是個通人情的好老闆。待我康復全日上班後,方知並不全是那麼回事。

我們在北京的磁鐵製造遇到了麻煩。因為磁鐵數量太大,高能所工廠將二極磁鐵外包給北京重型電機廠加工。工期兩年半,快一年了,他們連樣機還沒完成。麥克急了,我剛恢復上班不久,就讓我跟他一起去中國出差。到了北重,項目經理在辦公室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說保證今天完成樣機的安裝,帶我們去了現場。我發現幹活的竟然是兩位工程師,工人們站在那兒袖手旁觀,還不時地嘲笑工程師手腳的不利落,兩位工程師說出的話比工人還糙,很顯然是在力求"知識分子工農化"。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文革過去十幾年了,這裡工程師的地位怎麼還似當年的"臭老九"!中午北重廠長請我們吃飯,項目經理和工人代表作陪,沒有工程師什麼事兒。菜一盤盤地上,擺滿了一桌。廠長問麥克菜的味道如何,麥克脫口而出:"你們如果能把磁鐵的活兒做得跟這些菜一樣好我將感激不盡"。廠長呵呵一笑,將頭轉向項目經理,經理連忙喏喏:"沒問題,我們今天就能幹完樣機。"

晚上十點,種種原因……終於,樣機還是沒有完成。經理說:"今天就這麼著吧,我請哥兒幾個吃飯。"我和麥克想告辭,經理非拉著我們一起去。我跟麥克說:"去看看經理怎麼說吧"。又是一桌豐盛的菜肴,還有卡拉OK。工人拉我唱歌,讓我陪酒,我笑笑什麼也沒說。經理舉起酒杯:"哥兒幾個今天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原以為他多少會對今天沒能完成樣機說點兒什麼,讓大家找找原因,看看明天如何幹完,沒想到他領著人大吃大喝,像開慶功會一樣地興高采烈。我實在是忍無可忍,話橫著就出來了:"辛苦有什麼用,光耗時間不出活兒,等於零。"坐在我對面的工人立即翻了臉:"你這麼說話,我們還不給你幹了!"麥克儘管一句也聽不懂,但是看到了雙方的臉色,示意我起身告辭。

走出餐館,麥克問我:"你怎麼想?他們到底有能力嗎?我只需要你告訴我你的真實想法,決定我來做,後果由我負全責。"我回答他:"毫無希望,立即換廠。"

高能所終止了跟北重的合同,將項目轉移到上海的克林公司。所幸轉移的過程十分順利,北重沒有給高能所出任何難題,退還了所有的原材料和已經加工完的工裝設備。不久之後,北重的廠長因貪污腐敗下台。PEPII的總負責人約翰、麥克和我,跟高能所的副所長一起到上海克林公司談二極鐵合同,克林的經理和總工程師分厘計較,毫米不讓,真見識了上海人的精明。合同簽訂後樣機的製造進展神速,又讓我看到了舊時上海灘資本家的遺風:誠信和效率。我被麥克派駐在克林公司現場解決樣機生產中可能出現的一切問題,一個月後,第一台樣機製造完畢。此時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樣機運回伯克利實驗室進行磁測時,發現我們自己的設計有問題,磁鐵只能在高場強下保證質量,低場強時好場區極為狹窄。伯克利的磁鐵工程師傑克立即重新進行磁場計算,將新的設計方案發到上海,我跟克林公司的工程師討論好加工方案和完成日期,認為他們已經不需要我在現場,可以自己完成第二台樣機,決定打道回府,因為此時我已彈盡糧絕——那時的中國還不能使用信用卡,出差都是帶旅行支票在中國的銀行兌換成人民幣,我按一個月計劃攜帶的支票已經用完。在辦退房手續之前,最後一次跟麥克通話,告訴他跟克林商定的下一步計劃,說我這就去機場回美國。不料麥克大發雷霆:"樣機沒完成,你怎麼能回來?你馬上給我去克林,什麼時候樣機測試合格,你什麼時候回來。"我本能地辯解說:"我已經沒錢了,沒法兒再呆下去"。麥克斬釘截鐵:"你自己想辦法,跟高能所借錢,跟朋友借錢,反正你不能回來。"我那叫一個氣呀!電話那邊也在參加對話的副頭兒冉·約克一個勁兒地:"麥克、麥克…"想讓他冷靜些,麥克就一句話:"樣機不完,不許回來。"我別無選擇,回到克林現場,人們直奇怪:"咿,你不是走了嗎?"

半個月後我回到實驗室:第二台樣機空運回伯克利,測試合格。本以為在外出差45天,完成了任務,麥克至少會向我道聲辛苦吧,在辦公室過道碰到他,就好像我一直在實驗室上班似的,點點頭過去了,一句話沒有。一年半之後,高能所工廠、克林公司按期完成了合同,所有磁鐵都合格。這期間,每個生產節點我都會到北京和上海出差。在PEPII順利投入運行後,一次去SLAC辦事見到烏利,他是在我離開SSC不久後轉到SLAC,也在PEPII項目上工作,他說:"你知道嗎?你救了PEPII的磁鐵項目。"我這才知道PEPII工程的頂層人物當時有多麼的焦慮和絕望,以為低能環的磁鐵工程要斷送在中國人的手裡了。在蘇聯、南韓和中國三地考察之後,他們選擇了中國的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國干砸了,PEPII的低能環不能按時竣工,決策錯誤會斷送整個班子的前途和實驗室今後新工程的立項。烏利言外之意,當年他不讓我去通用汽車公司有多麼英明。可是麥克怎麼就一句好話都不肯說呢?也許我距離他當初雇我的期許還相差甚遠。

在伯克利實驗室干到1999年,出了李文和間諜案,這時我已轉到核聚變組,參加核聚變發電研究項目。因為項目資金來自美國國防預算,組裡就有人提出李南央這個中國人呆在我們這兒不合適。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這件事的,當時只是從小組頭頭年終對我的差評中感到了他對我的不滿意,卻不知原因何在。此時機械工程部的大老闆換了新人,他告訴我:伯克利只僱用從麻省理工和哈佛這樣名牌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你連個大學文憑都沒有,最好另找工作。SLAC實驗室曾經負責過協調伯克利PEIPII工程低能環磁鐵工程的湯姆知道了,二話不說:"伯克利不要,我要。"這樣,我得到了來美國後的第三份國家實驗室的工作,到SLAC上班了。

SLAC剛剛開始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SPEAR3)項目,湯姆是總負責。我還是做磁鐵,磁鐵組就三個人,從伯克利退休返聘到這裡的傑克和我是組員,我在歐洲核能研究中心認識的義大利小夥子多米尼加(《訪歐片語》中寫的那個多米尼加)是組長。十幾年不見,小夥子開始謝頂,派頭也長了,對我和傑克頤指氣使不說,微管控到本應由我制定的磁鐵生產進度中每個磁鐵部件的加工工時都要向他彙報。我起初委婉地向他解釋沒必要管得這麼細,何況這是我的活兒,用不著他費心。他聽不進去,索性把我的工作拿過去自己幹了,可是又搞不清楚,就不停地給我打電話,電話里聽不懂,就讓我去他的辦公室,在他那張永遠完成不了的工程進度表上替他填入每個加工細節所需時間。如此折騰,我終於喪失了應付這位組長大人的耐心,三下五除二做完磁鐵生產進度表,交給了協調磁鐵進度的負責人約克。老資格的磁鐵工程師傑克對多米尼加比我不客氣多了:"我的工作不歸你管。"根本拒絕多米尼加的領導。多米尼加把我倆告到約克那兒,說我們不服從管理。約克有絕的,不找我們談,把情況彙報到人事調解部,我和傑克便被分別找去談話。人事調節部出面的是位非裔女士,她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多米尼加認為我不尊重他,做了本該他做的生產進度表交給約克,平時也不服從他的領導。我將頂撞多米尼加的原因如實相告,又說約克使用了我做的進度表,沒有用多米尼加做的,責任不在我,而在他做的不能用。我說SLAC聘用我,是因為我能做好這份工作,他當組長就應該相信我,放手讓我幹活兒。他這樣管理等於用他一個人的頭腦代替我和傑克兩人的頭腦,而他的磁鐵製造經驗又不如我們,如果事事都要聽他的,只能給他打下手,事情肯定干不好。傑克是在我之後被找去談話的,回來對我說,那位女士告訴他:南央說的有理。我猜可能是人事調解部將談話結論通報了湯姆,不久後湯姆解散了磁鐵組,將我和傑克歸到他的名下,由他直接領導。其實他的所謂領導,就是不領導,除了每周的進度會聽彙報,對我們的工作一句話都沒有。這樣過了半年,湯姆突然給我提了14%的工資,說:"伯克利過去給你的工資太低了。"年終評語是湯姆寫的,發給我讓我提意見,我一看他對我干過的活兒比我自己都清楚,真不知道他是怎麼了解到的。轉過年普調工資時,湯姆又按最高比例上限上調了我的工資。SPEAR3工程結束,湯姆退休,項目人員解散。PEPII還在運行,我就去找那裡的頭頭約翰·西蒙,問他有沒有活兒,我是否可以到他那兒工作。他說:"我知道你可以做磁鐵的機械結構設計,磁鐵製造的經驗也很多,我這裡對這些都有需要。只是不知道你會做磁場設計嗎?"我實話實說:"不會,沒幹過。但是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學。"約翰點點頭,相信了,我就在他那兒得了個新位置。國際間開發出的磁場設計軟體不多,俄羅斯新西伯利亞核能所開發的"美人魚"軟體最便宜,是美國軟體價格的十分之一,模式也最易被我這樣的機械工程師掌握,我就跟約翰提出要買這個軟體,他一個磕本兒沒打就批了。我也就開始用這個軟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做起磁鐵的磁場設計,覺得自己這個磁鐵工程師終於算是有些名至實歸了。

2009年9月的一天,辦公室的電話"鈴鈴"響起,我拿起話筒,對方說:"我是伯克利機械工程部的羅斯·史魯特。"這個名字我很熟,他是美國磁鐵之父克勞斯的得意門生,我在伯克利時,他是機械部下面磁鐵組的組長,此時早已是機械部主任,換下了那個告訴我只用名校畢業生的主任。羅斯問我願不願意回伯克利,說他們有項目需要我的經驗。我說:"我在SLAC的工作很好,但是伯克利離家近,我願意考慮。條件是你必須保證雇我四年。"他問:"為什麼是四年?"。我說:"四年後我就不幹了,退休回家幫女兒帶孩子。"他哈哈大笑:"你來作個報告吧,算是面試。"作報告那天,聽的人坐滿一屋子,有聘用考察組的人,我原來的同事,還有那位前主任,更多是我不認識的人。做完報告,一位聘用考察組的人當即說:二極、四極、六極,設計、製造、測試她什麼都干,當初為什麼會讓她走呢?

報告完,轉移到小會議室跟聘用考察組的人接著談,那位前主任說:"你應該知道伯克利的僱用原則是'老人後走,新來先走'。如果遇到裁員,你會在首批解聘名單中,我們不能保證一定雇你四年。"羅斯當即臉色大變,厲聲說:"我們既然請南央回來,答應了四年,就是四年,說話算話。"那位前主任臉漲得通紅,再不吭聲。回到伯克利上班不久,真的趕上了大裁員,那位前主任選擇了自願離職,避免了被裁掉的命運。干到第三個年頭,羅斯將我的級別調到四級,組長史蒂文告訴我,全實驗室只有可數的幾個四級工程師。我笑問他:"是不是讓我不好意思開口提退休啊。"他說:"退不退休完全是你的個人決定,別覺得有約束。"

2013年11月,我向人事部遞交了退休申請。一個月之後,實驗室又開始了另一波裁員,裁員正式開始前選擇自願離職的可以按工齡得到一定補償。史蒂文找我談話,說工程室今天開會(機械部在這個室之下),室長特別點了你的名,說應該允許像南央這樣已經提出退休的人改為自願離職,否則對這些為實驗室作出過貢獻的人不公平。我說:"我都提出退休了,現在為那份補償金,又改成自願離職,好像在佔便宜。"史蒂文正色回答我:"沒人會這麼看。你收回退休申請,另遞一份自願離職申請就行了。沒那麼多事,很簡單。"結果我的退休比原計劃推遲了一個星期,拿到意外的一萬元離職補償金。只覺得大大小小的老闆們真是太好了,生怕我這個下屬吃虧。

實驗室為跟我同期退休和離職的人開了一個告別會,主持人問我有什麼要講。我回顧了自己17歲走出中學大門,成了一名汽車製造廠的大型衝壓工,業餘時間自學了高中課程和高等數學,在工廠辦的學校學了兩年半。剛到美國的時候,開口說英文前,我得先在腦子裡把要說的中文翻譯成英文才能開口,但是所遇的老闆都能賞識我的能力,看到我的潛力,我從內心感謝所有工作過的美國國家實驗室,特別是伯克利給了我兩次工作的機會,我雖然沒能得到正規的大學教育,卻能在這裡做到我所能做的最好。我在伯克利的工作經歷真的是十分的美好,以後什麼時候回想起來,都會感覺溫暖。我看到聽眾中有人紅了眼眶。

後來一些同事們在一個中國飯店又為我開了一個告別宴會,還請悌忠也參加了。大家在一張實驗室風景大挂圖上簽名,寫了很多祝福的話。史蒂文念了羅斯·史魯特的電子郵件,他正和家人在智利度假。羅斯說:

"我個人感到非常高興、伯克利實驗室感到非常幸運,能有南央為工程室工作。自從四年前南央回到伯克利,她在三個部門的重要項目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大亞灣中微子/物理部;六極鐵/光源部;低溫超導磁體/加速器、核聚變研究部。她最後被提升為四級工程師和轉為終身職位,南央的能力是多方面的,是一名優秀的生產工程師、磁鐵工程師,工作細緻負責,把握工程嫻熟自如,有著卓越的主觀能動性,對所擔任的工作堅持幹完干好。在工程室機械部跟南央一起工作真正是一種愉悅。祝她退休生活快樂!"

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得到這樣的評價,我心存無限感激!

再也沒有想到,還有更好的意外在等著我。退休後,我立即回北京探親,恰遇同事德潤在北京高能所開會,他打電話給我說麥克也來開會了,邀我跟他們一起吃飯。我在高能所附近的一家火鍋店跟他們碰了頭,就著熱騰騰的涮羊肉,喝著啤酒,邊吃邊聊,天南海北,麥克顯得輕鬆愉快。飯後走到一樓大廳,他們要回開會的酒店,我回自己的旅館,我向麥克伸出手,準備道別。麥克沒有握我的手,說:"不能這樣告別,我得給你一個擁抱。"然後緊緊地抱住了我,很感情地說:"你是一名非常好的工程師,我會想念你的。"這在我是作夢也想不到的。回到伯克利在低溫超導項目中再次跟麥克合作,再次一起跟他去哈爾濱、上海、北京出差,他在很多討論會上說:實驗室總是把物理學家看得非常重要,其實沒有機械工程師,我們這些搞物理的什麼也幹不成,工程師的作用在實驗室是太被低估了。以前的麥克可從來沒這麼說過,我覺得他改變了很多,但是總有一種不足感,總想聽他說得更具體些,具體到對我這個工程師的評價。直到退休,也沒等到。在北京的火鍋店聽到麥克這樣充滿人情的告別,那一刻,我從心底感到自己的職業生涯可以划上圓圓的句號了,方才意識到,我其實一直在等待著這個句號,它對我是多麼的重要。

我不知道的是,麥克那時已經確診患了癌症,他誰也沒有告訴,照常上班。2015年8月30日麥克突然走了,頭天晚上,德潤還收到他的電子郵件,對項目提出想法和建議。沒人相信,麥克真的不在了。10月18日,家人為他舉行海葬,上船之前,親友和同事們在碼頭邊的一家餐館舉行了小小的追思會。我第一次見到麥克的第一任妻子,他與這個妻子的兩個兒子,還有孫子們。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他面試我那天,吃飯時被邀來陪坐的華裔女友,他們從中國領回的養女,在我的印象中還是個只有五歲的小姑娘,沒想到已經長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一口流利的中文,還會看中文報紙和用中文作文。麥克的大兒子第一個講話,言詞間能聽出對父親的幽怨。他說父親總把感情深藏不露,不知道他是否愛我們。他最後到醫院看望父親,多麼希望父親能對他說:"我愛你,兒子,我為你感到驕傲。"或者哪怕告訴我為什麼不喜歡我,我哪一點做得不好。可是父親什麼都沒說。大兒子含著眼淚請在座的朋友們一定記住,跟家人的交流對家人有多麼重要,你的孩子是多麼希望知道你對他的看法,請不要將感情掩藏起來,是好是壞,都應該對家人敞開胸襟。我才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我從麥克那裡聽到了他的親生兒子一直期盼著而終未得到的東西。麥克,我感謝你,你是一個不懂人情的老闆,但是你是一個好人,你讓我的職業生涯沒有留下任何的遺憾。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這話不錯,但是在不同的環境中,同一種性格會遭遇不同的命運。在中國,從小學到中學,老師給我的操行評語中總有:"希望多聯繫群眾。"工作後,同事們總認為我"群眾關係不好",我也不大得領導們的煙兒抽。到了美國之後,卻變得被領導喜歡,也交了很多的知心朋友。烏利跟我說過:"你不大像其他的中國人,說話很直接,非常容易相處,因為我一下子就知道你想的是什麼。"所以是不是也應該自我表揚一下:在美國總遇上好老闆,也不全歸運氣好,也有自己性格好的原因呵!不是嗎?

201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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