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信息從12月初在網絡上流傳，到12月底向社會披露，1月9日專家證實它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再到1月19日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先生接受央視採訪，武漢肺炎疫情終於被揭開它神秘的面紗，露出它猙獰獠牙。
截至北京時間21日下午10點30分，中國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達309例，其中重災區湖北270例，廣東14例，上海6例，北京5例，浙江5例，重慶5例，天津2例，河南1例、四川1例。此外，海南、山東青島、貴陽、寧夏都各有1例疑似病例。鍾南山院士在接受採訪時披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武漢肺炎不但會人傳人，而且已有14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是一個跟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平行的疾病，「現在還剛剛開始，現在還在爬坡，所以和SARS相比的話，傳染性沒那麼強，毒力也還沒那麼大。至於以後會怎麼樣，要看它的發展情況。」
鍾南山院士的話讓中國人如夢初醒、大驚失色，因為武漢市政府衛生部門一直對外宣稱，它的毒性不大，沒有發現人傳人的病例，也從未披露醫護人員被感染的事實。倒是西方國家對武漢肺炎病毒一直放心不下。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MRC全球傳染病分析中心公布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實際人數可能比武漢官方目前公布的感染人數"明顯更多"。最基本的情況出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基本相關症狀發作的數量應該在1700例左右。而武漢衛生部門報告給公眾的病例只有45例。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早已加強了戒備，如新加坡、韓國、日本、泰國以及香港和台灣。目前已知台灣、香港、日本、韓國、泰國均出現確診病例，其中香港最多。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發出警告稱，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會進一步擴散。
縱觀武漢肺炎病毒的擴散過程，我們可以說主要人禍所致。因為該病毒的發現並不晚，12月8日首名病例就已經被發現，但地方政府一直在瞞報疫情，沒有告知公眾其危害性，如人傳人和醫護人員被傳染。武漢肺炎病毒的信息並不是武漢政府主動所發布，而是被網民在網絡上披露出來和「外地的專家披露出來的」。即使官方稱已有14名醫護人員被感染，但武漢網友披露僅武昌某一個醫院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就遠不止14人。由於瞞報和輕描淡寫，致使大多數武漢市民和全國其他地區民眾處於毫無戒備之中。有網民指出：武漢地鐵和路上竟然幾乎不見戴口罩的人。武漢的機場和火車站連最起碼的體溫檢測都沒有。在武漢公司的電梯裡，很少有人帶口罩。同事帶著口罩，其他同事有些不可理解說：你沒必要這麼誇張吧。1月19日，在疫情終於揭開蓋子的前夜，武漢江岸區百步亭社區萬家宴還能如期舉行，「4萬多個家庭端出13986道菜品，大家邊吃邊聊，共度歡樂農曆小年」。
為什麼現在政府不得不披露出來？其原因一是病例上升太快，一下子增到300多例，政府感覺捂不住了。二是春節的春運到來，再不採取措施將會引發全國性疫情，重演2003年非典災難。武漢當然也有爆料者，12月30日的武漢衛生部門肺炎文件就是他們披露出來的。但1月1日，八個爆料者被武漢警方當成「散布謠言者」給「依法查處」了。他們造了謠嗎？沒有，他們的「謠言」被證明是遙遙領先的預言。官方如此嚴厲打擊公眾信息，致使社會失去了預警，公眾對身邊的危險茫然不知。黨媒《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看不過眼了，他的微博上說：關於武漢市公安系統之前因傳播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消息」而處理8人的事情，希望武漢市警局重新開展調查，並依據更新的事實情況做出結論，通報社會。我認為我們的政府需要有這樣的勇氣。實事求是，認真防錯糾錯，與公眾交心，只會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民眾的支持。中央政法委微信公眾號「長安劍」發表評論稱：唯有公開，才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信息只有足夠公開，才能引起公眾的重視，防控措施才能施展開手腳，讓最有效的措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到位。自欺欺人，只會讓疫情愈演愈烈，把一場原本可控的天災，變成付出巨大代價的人禍。唯有公開，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恐慌。人們絕不是活在真空裡，不會永遠蒙在鼓裡，剝奪了他們獲取真相的權利，只會給謠言以肆虐的空間。誰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還重，誰就是黨和人民的千古罪人。誰為了一己之利，刻意遲報瞞報，誰就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話夠份量吧！
有意思的是，12月31日前往武漢調查疫情的專家組成員、北大第一醫院主任醫師王廣發，自己也感染了武漢肺炎。當時王廣發接受採訪時信誓旦旦稱，武漢肺炎病毒的「致病性較弱，病患病情和整體疫情處於可控狀態」。看來，人還是誠實好，這不來了個現世報。
下面，我回答觀眾朋友們關心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公民是否有發表不實言論的權利？另一個是為什麼武漢市政府要隱瞞疫情？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我認為公民有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對於公共事件而言，即使他發表與事實不相符的言論，也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受法律保護。如一網友感覺武漢發生了地震，他就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該信息，以引起其他人的安全注意。但事實證明，武漢沒有發生地震。他是否屬於造謠生事，為法律所禁止呢？當然不是。地震是他個人的感受，他不是地震專家，也沒有儀器去測量。但政府未經核實就不能擅自發表地震的言論，因為政府的權力是公權力。當公民個人發表地震言論引起社會關注後，政府有義務進行事實澄清，披露公共信息。所以，我們可以通俗地說：公民有「造謠」的權力，政府有信息公開的義務。法律對於政府的公權力和公民私權利的行使有不同的要求和邊界。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謠言常常難以引起社會恐慌。因為你的不符合事實的言論會被他人批駁。但同時，自由言論能夠起到社會預警，避免和減少災難的作用。有網友評論說，允許人說話，甚至允許人說錯話，本是現代社會應有的氣量與格局，一定的容錯度也是保持社會穩定、人心安寧的必要條件。如果因為一句話沒說好，或者沒說得符合某級地方政府或者部門的定調，就上綱上線，甚至「繩之以法」，恰恰是製造恐慌、隱瞞真相的禍端。其實導致恐慌只有一種情況：欠缺真實、權威、及時的信息來源。武漢市警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下八個良心網友，對武漢肺炎蔓延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應該立即道歉，並給八個網友恢復名譽和賠償精神損害。政法委長安劍和胡錫進此次仗義執言固然應該肯定，但他們做得遠遠不夠，因為中國的網際網路被防火牆隔離，中國網友需要翻牆才能了解國外信息，所以他們應該呼籲中國政府開放網際網路，實現網際網路自由。一旦中國網上柏林圍牆崩塌，政府隱瞞信息的後路就斷了。
第二個問題也很重要，為什麼武漢市政府要隱瞞疫情？一種疾病的出現與流行，本來也不是哪級政府部門的錯，為什麼政府要隱瞞呢？其實，不僅是武漢市政府，在中國，中央政府和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都會如此行。為什麼呢？這涉及到社會政治制度問題。在憲政民主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官員是人民用稅收僱傭的打工仔，自然服從人民意志。當病毒蔓延，人民需要了解疫情，官員會向僱主提供真實情況。因為這是他們的職責。憲政民主國家憲法保障公民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官員想隱瞞事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國家權力被中共領導人和共產黨壟斷。中國也是一個官本位國家，官員對上級負責，而不會對人民負責，上級決定了他的榮華富貴。發生疫情，報告上級會被認為是沒有工作能力，給領導出難題。即使官員向上報，上級也會暗示他不要報。在中國官場，你會發現有一個現象，那就是劣幣驅逐良幣，正直、有責任感和良知官員大都被淘汰出局了，剩下來的官員都是精通潛規則和黑厚學的，他們對上磕頭，對下抽耳光。在人民利益和自己的烏紗帽的衡量上，人民利益自然無足輕重。儘管中國制定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潛規則是說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說。
武漢肺炎使我們想起2003年在中國爆發SARS疫情。該疫情在廣東順德爆發後流向全國，也是被當局封鎖掩蓋，最後導致8098人感染，774人死亡。要不是北京301醫院的蔣永彥醫生說出實情，還不知道還要傳染多少人，還要死多少人。近20年過去了，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沒有改變，中國民眾依然得不到真實的信息，不但沒有政治信息，經濟信息，社會信息，連健康信息也被封閉。但中國人不該認命，應勇敢抗爭，像香港人一樣，從反送中條例到爭取雙普選，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能成為香港權力的主人，就不可能有尊嚴地生活。大陸人也一樣，從信息公開到憲政民主，用抗爭去實現中國百年未圓的憲政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