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來，爆發於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仍在中國迅猛升級。美國一名專家指出，這個病毒應該改變外界對中共的看法。
兩個月來，爆發於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仍在中國迅猛升級。美國一名專家指出，這個病毒應該改變外界對中共的看法。
外交關係委員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察・哈斯（Richard Haass）2月11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為何冠狀病毒該改變我們對中國（中共）的看法」（Why the coronavirus should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bout China）的專欄文章中指出，兩個月前自中國武漢傳播出來的新冠病毒，目前中共當局公布的數據，很有可能是被低估的，並且肯定會持續增加。
哈斯在文中寫道，中國境內包括武漢在內的多個城市採取封城措施，街道空無一人，工廠停工。這些措施不確定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新病毒「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中共），即使沒有，它也應該改變我們對中國（中共）的看法。」
哈斯認為，突然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最長遠影響，很可能是對中共政治的影響。
「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主要取決於中國的經濟表現，中國人民之所以願意接受中共當局施加的人身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主要是想要換取能夠改善生活水平的制度。」哈斯寫道。
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放緩，這意味著社會不穩定的情況正在迅速惡化。
中共去年12月初對疫情爆發初始的反應正在被披露出來，哈斯說，大多數中共領導人是「咎由自取」。
根據他的觀察，中國（中共）當局向來是「打擊通報者」（shoot the messenger），只要是被認為違背或指責當局領導人的信息，不論其內容，通報者必會遭到批評，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是壓制異議分子的聲音。
這種心態及打壓模式導致了曝光新冠病毒消息的李文亮醫生，最終因這個病而走上人生盡頭。
在傳出新冠肺炎後的幾個星期，由於武漢當地官員不願承擔責任，以免引來中央官員的指責，失去了遏止這場疫情進一步蔓延的黃金時間。
「這種癱瘓是習近平主席鞏固權力的結果，在沒有中央領導的容許下，省級官員無法或者不願意行使權力」，哈斯寫道，「習近平標誌性的反腐敗運動，只是更多的政治清洗，在許多情況下，由所謂的對黨忠誠者取代了有能力的技術專家。」
「威權制度的一個特點是，難以承認錯誤然後自我糾正，中國（中共）就是一個現成的教材。」哈斯說。
哈斯認為，新冠病毒源自於中國中心點的武漢傳出，中共當局有必要向民眾宣傳，以使人們能夠及時地採取預防措施，並在發病時採取適當的反應。然而，由於中共當局畏懼信息的廣泛共享，擔心如此將引發社會動盪以及導致人民認為領導無能，而目的在阻止病毒傳播的政策（隔離和軟禁）也反映了同樣的困境。
「低估中國（中共）應對挑戰的能力永遠是一個錯誤，在初期陷入困境後，（中共）已展現其動員資源的獨特能力。」哈斯說。
「但是，新冠病毒儼然是習近平的最大挑戰，因為他的集權已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哈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新冠病毒疫情如果沒有處理好，習主席「很難怪罪別人」。
哈斯在文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如果中共當局沒有控制好局勢並儘快恢復經濟增長，這場大流行病對中共構成威脅的潛力將更甚於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
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的問題不在於廣場上要求改革的成千上萬的學生，而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公民要求政府的基本治理能力，「絕望的人可以做出絕望的事情。」哈斯寫道。
最後，哈斯在文章中說，中共應對新冠疫情的這件事，也應該改變外界對中國（中共）的看法。
「幾乎所有關於中國（中共）的文章和評論都以其持續崛起為前提，但是，假設中國的增長將以穩定的方式持續下去的這種說法，是無視中國的歷史。」他寫道。
中國雖然現在開展其第五個十年的經濟發展計劃，但是其仍然是是一個脆弱的體系，存在政治動盪的可能性。相對於中共，印度的動員或組織能力或許不如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平均增長率也僅為中國的五成，但是印度的民主和公民社會為其提供了中共所缺乏的緩衝。
美國政府有必要做好準備，以應對「中國崛起」可能的半途中斷。
「我們看到中共將其對台灣或香港的壓制，導向『本末倒置』的民族主義，或者習近平被挑戰時，中共在政治動盪中轉而向內」，哈斯說，「這將需要多長時間以及將導致什麼後果，現在都是未知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不能假設中國的未來會像它最近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