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這場疫情中，疾控中心傳染病直報系統與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這2個在SARS之後重金打造的項目，無法置身事外，尤其武漢P4實驗室更是身陷風暴眼。
在2019年2月25日國家衛健委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時任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我們現在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傳染病疫情網路直報系統。同年3月4日兩會期間，高福在接受金羊網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不會再出現當年的「SARS類似事件」。
在2015年1月31日武漢P4實驗室舉行竣工揭牌儀式的報導中，時任疾防控中心主任高福說：武漢P4實驗室的正式運行，顯示我國國家安全又一「護衛艦」的「遠航」，堪比我國「兩彈一星」於我國之戰略部署，必將推動相關產業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
而事實上，去年下半年，全國31個省區市疾控中心參加了衛健委舉辦、疾控中心協辦的「2019年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誰料12月底就出現不明原因肺炎。
隨著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加劇，媒體開始關注報導疾控中心的直報系統失靈問題，因這套系統對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監測、報告的重點。《經濟觀察網》2月3日刊登「SARS之後國家重金打造的傳染病網路直報系統，為何並未及時啟動」一文結語──在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到達武漢以後至1月20日疫情防控緊急升級的這20天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給出了怎樣的疫情研判？又給出了怎樣的疫情防控指導意見？
而「新冠病毒源頭」各界各種質疑不斷，在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石正麗2015年論文被浮水面後，也把武漢P4實驗室推向了輿論的中心。
武漢P4實驗室是中科院在SARS後催生的。《中國科學報》2018年1月8日專題報導「記中科院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建設和研究團隊」提到，2003年2月，時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接到在武漢建設P4實驗室的任務。2003年3月25日，武漢病毒所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關於建立P3和P4實驗室的請示」報告。2003年5月3日，中科院召開院長辦公會，討論P4實驗室建設可行性報告，中科院黨組高度肯定，並表示全力支持實驗室建設。
再看同期官方相關要聞，2003年5月6日「中科院視訊會議應急系統」正式啟動，時任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恆在上海藥物所會場聽取了匯報，該系統是針對目前中科院有關研究單位進行SARS病毒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在北京、上海、武漢三地間開通的。即首先建立的是北京、上海、武漢三地間的應急視訊會議系統。
2003年04月29日「防治非典藥物攻關科研進展」新聞，受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委託，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恆抵達上海，聽取上海科研人員有關非典型肺炎科研攻關的進展情況。
綜觀2003年SARS期間江綿恆的報導，充分反映出了朝野盛傳的路甬祥「本是紅花甘扮綠葉」，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向來讓權江綿恆頻頻指導中科院全院工作，人事安排等。海內外分析普遍指出，江綿恆在中科院系統多有「人脈」。
就近舉例，現任中科院武漢分院院長、P4實驗室主任袁志明，2003年當時負責籌建P4實驗室。目前執掌疾病系統的高福，是SARS後中科院直接從國外公開招聘的研究所所長之一，2004年3月高福回國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長。中科院系統諸如二人者眾，即在江綿恆中科院時期任要職，並長期共事。
還有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王延軼、舒紅兵夫妻檔，在這次疫情中遭網友諷為「夫妻肺騙」，舒紅兵被曝是江綿恆馬仔，而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則備受質疑這次新冠病毒源頭是該實驗室人工合成的病毒。
目前公推深入淺出的一篇科普文章，是旅歐病毒學專家、瑞士SunRegen Healthcare AG首席科學家董宇紅接受新唐人電視台專訪，以及在大紀元網站發表《病毒探源：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科學難題》指出：新冠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的病毒學特徵，自然發生概率非常罕見。
新冠病毒若確實人造，而武漢P4實驗室主任袁志明曾對「確保實驗室里的病原不會泄漏」有個形象的說法：「裡面的東西不能出來，只有外面的東西有可能進去，就像一個密封的盒子。」那麼要追問的，泄毒的是誰？為何要泄毒？果真如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內鬥，中國人命買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