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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裡,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鬱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里,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
運動過去以後,所里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裡。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裡的工作環境,最後覺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覆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里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到哪裡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係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了解什麼是催化劑,為什麼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麼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只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周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毛澤東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毛澤東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澤東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今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今大連海事大學)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麼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麼會是右派呢?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里剛剛幾個月,什麼情況都不了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儘自己所能儘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裡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製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煉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煉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煉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麼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鬆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他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麼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經驗告訴我,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麼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為什麼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製超聲波。組織上要掌握每個人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著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了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髮吹得一絲不亂,戴著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煙,躲到哪裡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鬆的環境裡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裡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是很奢侈了,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