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恢復工作以後,很珍惜工作機會,和張大煜所長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張大煜長在中國,到德國留學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國文化。他工資很高,可十分節約。工作中他個性隨和,能變通順應,迂迴解決問題,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記,卻不會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張大煜勤奮刻苦,對化學領域裡的科學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選題上很有前瞻性,廣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學問以外,他沒有很多其它的個人愛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優秀知識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領域裡保持領先的學術地位,張大煜功不可沒,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科學奠基人。
當時張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實用科學,科學家們可以更放心大膽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我給與全力支持。這在當時對科學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時我受科學家們的薰陶,產生了一個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確的學科方向,這樣在基礎理論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動科學事業;另一方面,必須有結合實際的題目和項目,這樣科技人員才會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科研熱情。
我和張大煜交流了這些想法,決定和一些技術骨幹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於是1962年大連化物所在青島開了一次會議,解決大化所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問題。這就是對大化所的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青島會議」。這次會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在科學領域裡,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年輕人。當時選了10個年輕科學家作為技術骨幹和重點培養對象(他們中有六個後來當了科學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員和設備,讓青年科學家放手干。同時確定了黨政工作人員要為科研人員服務的指導思想。
那時從上到下還是提倡自我批評。所里進行了「解疙瘩」等撥亂反正的活動,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中的一些過火做法進行糾偏,運動中有些有過激言行的人還誠心誠意地向蕭光琰賠禮道歉。我也很真誠地向在過去的運動中挨整的人道歉,當然包括蕭光琰,希望他們不計較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蕭光琰很興奮。
蕭光琰是個不掩飾自己情緒的人。當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後,心情十分愉快。他又開始常常邀請一些年輕人到他的家裡,用水果、點心和糖款待他們,和他們談工作,談學習。
他請年輕人教他夫人學中文,讓他夫人教年輕人學英文。看到有的年輕人的英文不好,買來英文小字典送給他們,讓他們多背多記一些單詞。他認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須學好英文。他努力用實際行動改變和周圍的關係,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人總是會被潮流裹挾的,蕭光琰在慢慢地改變自己,試著融入這個社會。
在這段時間裡沒有什麼運動,蕭光琰的失眠也奇蹟般地好了。心情的舒暢使他恢復了科研熱情,產生了很多創造性的思維,又開始專注地搞他的催化劑。當他讀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時,立即聯想到化學催化劑,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於體外的生物或化學反應。這個想法,使他很激動。當時在大化所沒有搞生物催化劑的條件,當他知道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就要求兼任那裡的研究員,以滿足他對催化劑事業的追求。
最近幾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劑--各種酶--不斷被發現,成為現代生物化學的重要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業污水處理,等等。這證明蕭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對未來的學科方向看得非常準,相當有預見性。
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中,蕭光琰煥發出極大的科研熱情和聰明才智,他努力工作,這期間完成了很多論文。他的工作成績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當了僑聯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當了室主任。
1964年末,我離開大化所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和現在沒法比,此後,和蕭光琰的直接來往就很少了,只是從到北京開會、辦事的人那裡聽到些零星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鬥。
我經常被拉出去遊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掛個大牌子,我們手裡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麼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準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乾脆直話直說,「今天我被遊街了,給我掛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桿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掛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杆保皇派×××',心裡想,還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鬥的人戴了頂老戲裡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朵,鬥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著一煽一煽的,我看著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挨鬥,心情並不壞。這時候,突然有個造反派黨委副書記,年紀比我還大,上台狠狠煽了我兩巴掌,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那時有很多這樣的人。
人有群膽沒有孤膽。那時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裡不太緊張。在挨鬥時,周圍很多人,特別是所里的工人對我仍然特別好。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這時一個外號叫唐二愣的工人,對著造反派大叫了一聲:「別讓他跪著,他跪著也比你們站著高。」我當時心裡真是感動。唐二愣馬上也進了專政隊,他出身好,什麼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久,造反派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以後就不許我回家了。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記得當群眾敲鑼打鼓開除我黨籍的時候,我很自信地對家人說,如果我被開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開除。我長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樣在儘量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較平和,不很激烈,總是相信這種情況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猛烈衝擊有較強的耐受力,即使這樣,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熬,很理解人為什麼會想到自殺。
我被關在專政隊時,常常會想到過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麼樣了?我常常想到蕭光琰,很為他擔心。蕭光琰的歷史背景不能給他任何保護,他的思想行為和當時的社會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說他像個玻璃製品,透明,堅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國話都講不流利,他們一家怎麼度過這場災難?他們挺得住嗎?
我被放出來不久,就聽說了蕭光琰的遭遇。我這麼不愛激動的人,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下來。
走向深淵
根據我對蕭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圍人陸陸續續的述說,他生活的最後片斷,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閃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蕭光琰像當時中國無數的臭老九一樣,成了被打倒的對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樣,擠進其他幾家人。住進來的人要共用廚房、廁所。這對很習慣保護隱私的蕭光琰來講,是太不習慣了,突然,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來就不太會做飯,這時候幾家人擠在一個廚房,常常沒有空間輪上他們做飯。在外面挨了批鬥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幾塊餅乾。周圍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他們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誰也不敢理他們,冷眼和歧視包圍著他們。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以及過去那些對他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批判已經太不夠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個最專制同時也是最自由的空間,只要你出身好,或暫時屬於「革命群眾」,那你就可以發揮自己最豐富的想像力去臆測別人的心理,去給別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報又再次推斷蕭光琰回中國是想當特務。
儘管蕭光琰想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到頭來還只能當個反面教員。他回中國以後除了給哥哥寫寫信,從沒和其他在國外的人來往過,他心裡清楚自己不是特務。至於其它問題,其實大多是學術問題,因為接受了一套美國實驗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不適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參與政治,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哪裡有能力去反共產黨。
文革開始時,蕭光琰還能承受。起碼他每天還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國,文革開始時她只有十四歲,當時學校里開始把同學分成「黑五類,紅五類」,她當然屬於「黑五類」,壓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