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五月十六日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黑色「紀念日」，就是這－天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達了所謂「五一六通知」，從而打開了「文革」這個潘朵拉的匣子。雖然已經過去五十二年，但每逢這個黑暗血腥的日子都會令人特別鬱悶，許多往事又會湧上心頭……
共產極權專制國家，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座大監獄。在這座「大監獄」中又星羅棋布著不計其數的用高牆電網圍成的小監獄。文革到來時我和許多「右派」、「反革命」正好被囚於四川省的一所監獄裡。從而逃過了被紅衛兵造反派弄去掛牌、批鬥、遊街、活活打死的命運。當然更不會遇到像北京大興區、湖南道縣、廣西農村裡的所謂「階級敵人」，被造反派，隨意砍殺、活埋，甚至被滅門絕戶地殺光。所以多少年後，我的一些舊日的朋友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要好好感謝黨打你成右派，又『保送『你進勞改隊，確實救了你，否則紅衛兵不整死你才怪，算你運氣好。」叫我聽後真是啼笑皆非。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好運」真堪稱絕妙的黑色幽默！
不過文革中的監獄也決不是沒有階級鬥爭的世外桃源。那裡的階級鬥爭仍在天天講，鬥爭會也每晚必開（白天要服苦役勞動，不開會）只是沒有像北京「聯動」紅衛兵之流那樣可以隨意把人打死而逍遙法外。那時監獄裡基本上還是「文鬥」，即低頭、彎腰，站在那裡，由其他接受「改造」的「積極分子」羞辱謾罵。到達－定「高潮」時，「君子動口也動手」，但一般只是拳腳耳光，皮肉之痛而不會弄到傷殘乃至死亡。因為一來雙方都是囚犯，不敢下手太重。二來，獄監當局也不准過份毒打，倒不是仁慈，而是監獄（勞改隊）每接收一個囚徒，就要向其上級機關（勞改局）交一份「假定工資」。於是便要這些囚犯「勞動力」去創造財富和「剩餘價值」來上交。如果打傷殘了，誰來創造財富？監獄，勞改隊還白養你不成？人家才不做「虧本生意」呢。所以鬥爭會上最嚴重的也就是用繩子捆起來。但不多久就鬆綁了，一般也不至弄到傷殘，道理同上。看來我們確實比「人民群眾」中的「黑五類」份子要「幸運」一些。
1967年一天晚上，這種「幸運」終於臨到我頭上了。那時人人都必須檢査所謂「犯罪」根源。人家說我在檢查中不但不好好認罪，還在為流沙河的反動詩《草木篇》辯護。更糟糕的是那晚給我發言作記錄的獄中難友叫黃澤榮，原成都晚報記者，筆名曉楓，即2014年因冒犯了中央某常委又被判刑的《往事微痕》主編鐵流。他大概出於同情，把我許多「不認罪」的話都未作紀錄。一個叫黃雲成的獄吏便認定我們是「反改造團伙」揪出來批鬥。由於黃澤榮接受批判時態度「不端正」，幾個積極份子便對他動起了拳頭，我也挨了幾下。這時獄吏黃雲成更要把我們捆起來。此時黃澤榮突然急中生智高叫「毛主席萬歲」！湊巧監獄軍管會姓朱的軍代表恰從現場經過。聞聲前來訊問，黃澤榮便搶先回答「報告軍代表：我呼毛主席萬歲口號，他們要捆我。」。那個軍代表完全是一副參軍不久的農民樣兒，不懂監獄監管這一套，他說：「呼毛主席萬歲沒錯，犯人也可無限崇敬偉大領袖嘛。算了，不要捆。」當時全國實行軍管，軍代表一言九鼎。那個獄吏聽了也不敢多說，鬥爭會便草草收場。這就是誰權大，誰便擁有「真理」，誰說了算的「中國特色」！
其實當時我們這些「右派」、「反革命」硧實是在「反」他們強加於我們的「改造」，根本不信他那些洗腦的鬼話：什麼「形勢－派大好」！明明－團漆黑－團糟。我們幾個知心的難友之間，經常通過傳遞小小字條的方式，用曲折、隱晦和詩的語言互相提醒，互相鼓勵，這些內心的由衷之言，當然無法用長篇大論去表達，都是小詩短詞，這在當時，已經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動」，可以招殺身之禍的。大家都明白現實的殘酷，但也從不放棄對未來的憧憬。如黃澤榮留給我的詩句便有「隔牆欲問榮枯事，笑指樓台夜半鍾」，我則回以「黑夜漫長亦有邊，春風不日到江南，冰山頹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談笑間」等。
又如另一位難友，四川瀘州的教師李仲言先生。就在「文革」紅衛兵嚎叫著「語錄」，滿街打砸搶燒，「武鬥」之火更勢若燎原時，李仲言以一腔怒滅寫成一首《滿江紅》詞，開頭是「獨倚危欄，風吹雨，心潮若決，凝目處，愁雲萬里，烽煙遼闊」。正當我讀到「遍地腥雲飛血雨，一街狼犬誦馬列」時，也許是我太入神，竟沒注意到一個勞改幹部走到我面前！「嚴家偉你看啥？」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就憑這首詞我和李仲言都絕對夠「資格」被送上「絞刑架」。好在這位張幹部是個「大老粗」，我斷定他不可能懂什麼詩詞，於是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勇氣，乾脆把紙送到他面前說「我正在學毛主席偉大的詩詞滿江紅」，並特別把「滿江紅」三個字指給他看。這三個字他大約也認得，也許是「滿江紅」三字充滿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詩詞，誰敢說三道四？於是他便說：「好嘛！好好學習主席的偉大教導改造你們的反動立場。」說罷揚長而去。我怕他再回來，連忙將紙丟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後，我與仲言君劫後重逢，卻怎麼也回憶不起這首詞的全文了，也不願去編幾句來「湊」。就象維納斯的斷臂也是一種美一樣，我們就留下這帶著遺憾的殘缺美吧！而仲言君則已於2006年辭世，更令人悽然。
但並不是所有的時候，都有這麼僥倖。特別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檢舉的年代，在出賣人已變成一種「美德」的氛圍里，有的刑事犯殺人放火，品質本就惡劣，有的人本來並不壞，卻在這個「大氣候」里學會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減刑。1969年，我和陳友泉、俞正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車，下一輪煤車未到，我們就在巷道邊坐下等。日復一日，免不了閒談幾句。那天也許是合該出事，陳友泉是個農村出身的青年學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滿言論，便成了「反革命」。俞正清原是部隊退伍，回鄉作社隊幹部，胡作非為，強姦婦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講到自己過去的事。俞正清便大肆吹他在農村搞了好多個女人，還有十幾歲的處女，說他「判刑都值了」。陳友泉這時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爺爺、父親是地主，槍斃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淚仇了」。我一聽，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說：「我去解個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來，煤車就來了，這事我以為就敷衍過去了。
誰知十多天後，中隊辦公室叫我去，一進屋只見「周中隊」、「王指導」還有前面提到的「張幹事」，分別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見這「三堂會審」的架勢，我知道出事了。他們先是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認為你近來還是有進步，學習主席詩詞，這好嘛！你還年輕，要好好靠近政府，將來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這些都是鬼話，一邊唯唯諾諾，一邊打主意如何對付他們。後來終於「言歸正傳」，問我「你近來聽見什麼反動言論沒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卻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說勞動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說完，「大老粗」老張就吼道：「哪個問你這些球不能疼（四川方言粗話，即雞毛蒜皮之意）的事？我提醒你，你們三個人在井下推煤車歇氣時說些啥？」真是「圖窮匕見」。我也明白了，這肯定是俞正清告的密，滿腔怒火，卻不敢發作。於是便想來個「圍魏求趙」，說：「張幹事提醒我，我想起來了，俞正清近來極不認罪，經常吹噓他的犯罪行為。」接著便說他如何吹噓，玩弄了好多個女人，還有處女等等，我想讓他們知道，俞正清就是這麼個壞蛋，他的話能信嗎？
可人家才不這樣認為。老奸巨滑的王指導，冷笑著對我說：「你檢舉的這個問題，我們要追究，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現嘛！但我要告訴你，還有人說極端反動，反動透頂的話，你是聽見了的，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說我沒聽見，我解小便去了。就這樣在逼供和抵賴中僵持了兩個多小時，這時，那位「大老粗」張某發怒了，連罵帶吼地說：「你這個傢伙不老實，你當真沒聽見？你賭個死人咒給我聽。」我抓住他這個低級失誤說：「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賭死人咒，還敢拿全家人來賭咒，不過共產黨好像是不信賭咒的吧。」弄得他滿臉通紅。當時，「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個人了。家中其他親人都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非正常死亡了」，我還怕賭什麼「咒」啊！就這樣「拉鋸式」地搞了將近半個下午，最後「周中隊」想了個「收場」的辦法，說：「你沒聽見他二人在說什麼，至少看見他們二人在一起說話。」於是叫我寫個所謂「旁證材料」，寫明時間、地點看見他二人在一起說過話，至於內容，我推說解小便去了，沒聽清楚。
沒隔多久，陳友泉便被送入單人牢房單獨囚禁，一年多以後，陳友泉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中一條「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囂要報『我家三代血淚仇』，實屬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俞正清因此記一大功，我則記一大過。
陳友泉被殺之前，我被調到監獄醫院「勞動」。死囚的遺物一般交醫院洗後封存，如有家屬來領就予以交還。陳友泉的幾件衣服和一條被單是交給我清洗的，我仿佛還能觸摸得到難友的體溫，依稀看得見上面的血痕，一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那麼一句話便消失了，我悲憤，更有幾分自慚、自責，甚至在心裡罵自己不該去寫那個什麼「旁證材料」，你雖寫的是沒聽清楚談些什麼，但至少證明陳、俞二人談過話，加強了俞正清「孤證」的力量，陳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幫凶的責任。尤其使我欽佩的是，我和陳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間，還說過不少在當時也是不得了的「反動話」，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個堅貞不屈的人啊！
時間又來到1971年10月初的某天，當時我和黃澤榮（鐵流）又在一起從事監獄醫院犯人「護士」的「勞動」，成天圍著病人轉，打針，換藥，餵飯，洗衣……忙得暈頭轉向。那天晚上我與他同值夜班，當我們把「晚間護理」那一套忙完以後回到護辦室，我拿起病曆本，畫病人的「體溫坐標」。這時黃澤榮拿起一張人民日報看得十分專注。我二人已是無話不說的難友，我便對他說：「快來幫我畫體溫坐標，報上那些鬼話有個啥看頭？還不是天天形勢大好！」他卻對我神秘一笑說：「今天說的不是形勢大好，而是要形勢大變」。我莫名其妙，便說：「別在那胡說八道。」這時黃澤榮便把那張人民日報遞到我面前，指著一篇文章對我說：「你看，你看……」邊說邊用指甲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話下面劃出一道指甲痕。我一看那句話是「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我登時猛醒，當時報刊上對此的提法必須是：「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周圍……」，就像今天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樣成固定模式了，決不允許有一個字、半個字的改動。因此我也察覺到，這肯定是「出大事了」。當然，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林死了，毛的政治信譽也徹底破產，再隨著毛的死亡，中國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憲政的一絲曙光，而文革的霧霾不時又對人們露出了鬼臉。個人崇拜的陰風也陣陣襲來，甚至還有人妄想恢復終身制……這是我在文革爆發五十二周年之際，最感到痛心的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