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7日，來自其它國家的乘客抵達中國後在北京國際貿易中心接受檢查。(美聯社)
隨著新冠疫情在海外不斷升級，不少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紛紛回到中國，甚至不惜包機回國避難。目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攻讀政治學的中國留學生、不願透露真實姓名的Ashley Chen向本台表示，這次疫情，使得一些海外學子可能會倍加愛國，因為黨國的宣傳做得很成功。請聽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和她的對話。
薛小山：現在全球確診病例超過十八萬，中國有八萬多，海外已經超過中國。你有考慮回國嗎？你怎麼看留學生紛紛回國？
Ashley:我覺得回國不是太明智。首先，有輸入性病例。第二個，對個人來說很容易感染。其實是一種恐慌，看到中國形勢基本控制住，好像國外非常混亂，這是一種不安全感。
也有一點民族主義傾向。出國之前可能沒有特別愛國，出國之後亞裔是比較邊緣的群體，他會給自己找一個立場、找一個慰藉。很多人選擇變得更愛國。選擇回國跟他們的恐慌、跟歐美抗擊疫情做的確實不太好、跟中國這幾年的民族主義宣傳都有關係。
一個合理的思維應該是，每個國家都有問題，包括歐美也有官僚主義，會導致防疫不足，而不是說，「歐美就是雙標，整天講自由民主，還不讓中國人說，還是中國做得好」。我覺得很多留學生就是這種心態。
薛小山：這次疫情之後，中國留學生會更加愛國嗎？
Ashley:很有可能，黨國的宣傳做的那麼好。而且歐美那麼混亂，死亡人數多了很多，信息壁壘會越來越嚴重，他們也會越來越相信這樣的宣傳。
一個中國同學昨天發了臉書，她是故意的，（平時）很少發臉書，當對美國有指責的時候就跳出來發臉書。這位同學說：我生日那天就回去了，也不想申請OPT（留學生畢業後可以在美國工作一年的證件）了，回家比較安全。
他們在李文亮事件中會很氣憤，但是還是會覺得是某些媒體，或者某些官僚的事情。等到美國有這種事情，他們會很積極地在臉書上發。那個回國的同學之前在臉書和美國人掐了起來，她會覺得CDC（美國疾控中心）為什麼不推薦戴口罩？這不合理。有個美國同學跟她討論，包括一些科學道理和節省醫療資源。那個中國同學說，你愛相信啥就相信啥，反正我要戴口罩。她的話里有一些暗示，就是美國做得不好。
薛小山：這次疫情對你和海外留學生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Ashley:分幾個階段，一開始中國的疫情很不好。尤其是我們覺得政府把武漢封鎖，健康的人和死人在一起。大家都覺得很難受。第二個就是最近這個階段，確實發展的太快，大家有點猝不及防，中國在變好，美國成疫區了。這段時間的影響可能會比前段時間大，因為前段時間的影響主要是在精神上面。
這段時間，首先很多課都停了，就像我們畢業要做論文，採訪進行不了。作為國際生，可能會影響我們在美國的身份（legal status），影響我們之後的簽證。政府可能會關門，因為我們畢業後要申請OPT，可能也會受到影響。還有就是種族歧視，但是我覺得華盛頓還好，我看到紐約有一些歧視行為。
薛小山：據說留學生的F1簽證只能是線下實體授課，不能線上授課？
Ashley:那個是指全程在線上授課，比如我在COURESA上註冊，那個不能算F1。但是因為我現在是全職學生，只是緊急狀態改到線上，所以我本質上還是F1簽證的全職學生。有一個問題就是對畢業生，我們需要轉換身份，但是政府可能已經關門了。
薛小山：疫情爆發以來，你的應對措施是怎樣的？有沒有給別人提供幫助？
Ashley:首先，蠻多中國留學生籌款籌物資，一個很好的方式是有些留學生會直接跟中美物流公司打點好，直接籌物資寄到中國。我捐了100美元，他們籌了一兩萬美元的口罩，寄到武漢的定點醫院。
這段時間為了應對美國疫情我主要是囤東西，中國留學生危機意識重，囤得比較快。之前看到美國有第一例，我就馬上買口罩，當天晚上亞馬遜就沒有了。2月份買了100個。這次美國疫情不太好，DC之前有個大會，至少兩個人感染。我看到新聞和周圍很多學生立刻買方便麵，立刻就自我隔離。我囤了十包方便麵，亞馬遜和亞米網現在都沒有了。人們很瘋狂，超市貨架都空了。
薛小山：你了解疫情的主要渠道有哪些？
Ashley:我很多朋友會看微博的超話求助。我會看國外的媒體比較多，台灣、香港媒體，比如端傳媒。我偶爾會看社交網絡上的知識分子，比如艾曉明、方方、郭晶他們也有在發封城日記，還被BBC轉載翻譯。
薛小山：你覺得海內外關於疫情的信息差異在哪裡呢？
Ashley:國外媒體全都是二手信息，比如翻譯郭晶日記、引用前線的敘述。而且國外媒體很難報導到所有的context（背景）。中國整個大的輿論環境裡面，很多民間聲音、普通人的真實聲音是被掩蓋的，國外媒體很難。其實蠻多美國人覺得中國政府也很難，封城也很有道理之類的。他們很難了解到context,。中國政府這個措施的不合理之處其實主要是，他們向來都沒有人性化的措施。他們為什麼採取軍事化的措施？我覺得並不是很關心大眾利益，尤其是弱勢群體，主要是害怕疫情擴散，影響（執政）合法性。
國內媒體包括《財新》，《三聯生活周刊》一開始在宣傳、審查機器沒有反應過來之前，深入前線做報導，包括醫生缺物資，全家感染等等。後來等國家宣傳機器反應過來，又是那一套，塑造英雄、歌功頌德，把民間成果掠為己有，包括醫生和志願者的努力。
薛小山：Ian Johnson在《紐約時報》發文《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闡述中國雖然早期搞砸了，但是後續採取了果斷措施，而一些西方國家錯過了遏制病毒的最佳時間。
Ashley:有一個很錯誤的觀點是，世界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西方。西方做得不對一定是中國做得好。其實這次疫情當中，包括韓國、台灣都有不錯的東西，可能更應該值得被研究，尤其作為一種民主治理模式。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世界二元化，這樣會導致中國的專制模式被美化和神化。
薛小山：你有沒有跟父母有更多互動？你們對疫情的看法有差異嗎？
Ashley:我父母越來越相信陰謀論。我驚訝的是他們的陰謀論編的非常有理有據，比如說美國CDC主任承認去年夏天已經爆發過，所謂的科學報告。他們不會去承認和思考中國這個政治體制是有問題的。我父母是六零後，既是慣性，也是自我保護，很直覺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