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建議直接發錢救助低收入人群。
為應對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對經濟和民生造成的衝擊，中共地方政府為刺激消費向民眾發放了各種消費券。對此，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甘犁認為，中共發放的消費券有五大缺陷，不如學習美國等西方國家，向民眾發放現金補貼。
中共地方性消費券五大缺陷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學者甘犁和王軍輝4月7日撰文表示，截止4月5日，中國已有18個省市自治區的大約50個地區（省級、市級、區縣級不同級別並列）宣布發放消費券，然而，這些消費券有五大缺陷：
第一，限定了使用範圍。多數消費券都用於幫扶本地服務業，包括本地餐飲、本地文旅和本地購物。其中22個地區的消費券僅用於或者可用於購物；13個地區明確提出消費券主要用於健身和旅遊；4個地區發放汽車消費券；部分地區還對購物場所進行了限定。
第二，低收入群體受益不夠。多數消費券沒有依據家庭經濟條件劃分受益群體，發放對象為全體市民，如杭州、深圳等；部分地區的旅遊消費券主要針對遊客，杭州建德市甚至規定只有外地遊客才能使用。目前，只有銀川、青島、南京、杭州、鄭州五地明確提出針對貧困群體發放消費券，其中鄭州每名困難群眾可領取500元消費券。
第三，發放渠道以網絡平台為主。支付寶、微信是目前主要的發放渠道，另有部分地區使用美團、攜程等電商平台。還有極少數地區發放購物卡，如湖南省工會建議各分工會提前發放2100元工會福利，其中部分分工會以超市購物卡形式發放。
第四，設立消費門檻。杭州4月3日發放了「滿300元減45元」「滿200元減35元」「滿100元減20元」等不同抵扣額度消費券，實為現金消費的滿額抵扣券，如現金消費滿300元可用消費券抵扣45元。深圳福田區4月2日發放的「80元」「50元」「30元」三種面值消費券，設有「單次消費金額高於消費券面值才可使用，不設找零」的使用條件。
第五，日常消費類消費券額度偏低。據各地已發放的消費券來看，除旅遊和汽車類有大額消費券，日常消費類消費券的人均發放額度普遍不高於100元，有的甚至僅為10元。只有部分地區針對貧困群體發放的額度相對較高，如銀川市西夏區和鄭州市針對貧困群體發放的消費券均達500元/人。
向全國發放現金補貼效果更好
甘犁、王軍輝認為，應該直接給全國低收入和生活困難群體發放一次性大額現金補貼。
面對經濟危機和其他災害，西方國家有向民眾發放現金補貼的先例。
例如，美國在2001年和2008年分別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現金補貼，補貼額度分別占GDP的0.4%和1.3%。2001年和2008年現金補貼的總消費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0.34-0.372和0.30-0.35（Shapiro and Slemrod2003），2008年，居民在領到補貼後的3個月內，家庭花掉了現金補貼50-90%，其中12-30%花在了非耐用品和服務消費上，耐用品和汽車消費也顯著增加（Parker et al.2013），使得2008年第二和第三個季度的總消費分別提高1.3%和0.6%（Broda and Parker2014）。
為應對本次疫情，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都在全國層面推出了大規模家庭現金轉移支付政策，美國對家庭和個人的現金補貼達到了上一年度GDP的2.9%，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現金補貼占GDP比重也分別達到2.3%、1.3%、2.7%和1.3%，且美國的補貼力度遠大於2001年和2008年。
美國更是將疫情視為一種突發的公共衛生災難，而不僅僅是經濟危機，因而不惜一切代價救助企業和民生。加拿大和英國則以兜底的方式，直接給民眾發「大紅包」，以保障失業者及低收入者的生活。加拿大隻要中小企業不關門、不裁員，75%的工資政府來發；英國是80%。
趙曉：放棄幻想讓企業和民眾活下去
中共為重啟受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打擊而停擺和熄火的經濟，再度啟動了貨幣寬鬆措施。中共央行利用降准、定向降准和下調超額準備金等工具釋放流動性，並設專項再貸款、再貼現，預計向市場釋放長期資金近4萬億。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趙曉認為，在此大疫流行之際，很多人還在大談老基建、新基建，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但目前最緊迫的是必須將大國、強國夢等放在一邊，唯一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保障中小企業以及中低收入人群活下去，一天都不可耽延，一點僥倖心都不能有。因為，基建也罷，貸款也罷，受益最大的永遠是國企和大企業，並且每一次都會毫無例外地引發國進民退、國富民窮。因此，眼下最重要的其實不是保增長，而是讓中小企業和底層人群先活下去。
中國家庭的整體財富底蘊不如美國，中國儲蓄率雖然更高，但是儲蓄率不均衡。大疫當前，中國市場一度中斷，經濟復甦緩慢，加上幾億人沒有任何儲蓄，中國家庭更需要政府的現金支持。
弱勢的中小民企以及弱勢的底層人群必須在經濟衰退背景下，需要由政府來保障，否則不排除出現大面積崩坍的現象，如果出現，這將是中國特色的「雷曼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