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疫情之前，美國飆升的學費、沒用的學位以及大學和政府進行的冒險投資，就已經成為經濟的一大問題。
到處的泡沫都在破裂，美國最負盛名的出口產業——高等教育——也無法倖免。大學就像困在內陸的郵輪：船上有隨便吃的自助餐和大量啤酒，但幾乎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許多大學都考慮開展線上課程，直至秋季乃至更久以後。但這需要額外資源，而大部分大學都無力承擔。即便是中共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前，在評級機構穆迪(Moody's)追蹤的大學中，就有30%處於赤字狀態，而15%的公立大學手頭現金不足90天所需。
現在，隨著大學關閉、收入減少、捐贈基金投資暴跌，再加上從實體教育轉向虛擬教育的困難，穆迪把對整個行業的評級從「穩定」下調至「負面」。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認為，下一學年，美國高等教育收入將減少230億美元。上周的一項調查顯示，57%的大學校長表示計劃裁員。半數校長表示將合併或取消一些項目，同時64%的校長表示長期的財務可行性是他們最迫切的問題。我們很可能會看到美國的大學體系空心化。
美國的大學是世界級的。但整個體系卻陷入了困境。成本是個大問題。關於美國危險的2萬億美元學生債務負擔，我已經寫過很多次了。飆升的學費、沒用的學位以及大學和政府進行的冒險投資，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流動性的一股巨大逆風。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聽聽紐約聯儲(New York Fed)的話。兩年前，紐約聯儲就曾將學生債務和高等教育的失效稱為美國整體經濟的問題。這是一個可悲的諷刺，因為大學學位本該增加財富和提高生產率。遺憾的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與醫療、住房、勞動力市場以及當今美國其他許多體系一樣——要一分為二地看。那些擁有頂尖大學學位的人做得很好。許多參加高質量、低成本的社區和州一級教育項目的人也做得很好。
但中間的大批人得到的教育既不便宜，也沒有用處。就業不充分、債台高築的他們即便在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前就已經處於困境。智庫Demos的一項研究發現，一對擁有兩個四年制學位的已婚夫婦的平均學生債務負擔為5.3萬美元，這導致他們一生總體損失20.8萬美元的財富。
從經濟上來說，這場危機對年輕人的打擊尤其嚴重，因為年輕人從事許多低薪、高接觸的服務類工作，而相關產業已經關停。約1100萬大學生在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人每周工作逾20小時，有440萬人全職工作。然而，幾乎沒有人有資格獲得聯邦救助金。
但是大學會得到很多。聯邦資助的許多最大接收者是大型州立大學，比如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該校因中共病毒的相關事項產生的額外成本僅3月一個月就達到5.58億美元。但是一些富裕的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大學也獲得了援助。擁有400億美元捐贈基金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根據《新冠肺炎救助和經濟安全法案》獲得了近900萬美元的救助金。在公眾的壓力下，哈佛大學與許多其他高等私立院校一樣，正在退回這筆資金。
它們這樣做是對的。中共病毒疫情將道德風險置於國家議程的中心。救助資金來自納稅人的錢，美國不能把救助那些富裕的大公司或大學擺在救助那些更需要幫助的人前面。我們需要把重點放在最有效地使用資金上，並首先考慮如何幫助最弱勢的個人和最有價值的公共機構。
儘管如此，一些學校——尤其是二流的私立高校——將會倒閉，就像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許多學校一樣。鑑於當前該行業的泡沫，這是適當的。正如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概述的那樣，教育機構近年來變得高度金融化。許多高校參與了冒險的債務交易和複雜的互換安排，結果適得其反，給高校和學生帶來了更高的支出。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病毒疫情導致的危機可能是解決美國高等教育中某些問題的良機。
正如從麥可•斯彭斯(Michael Spence)到喬•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等經濟學家表明的那樣，大學學位的很大一部分價值在於市場信號，而非技能習得。此外，每年支付7.5萬美元取得私立院校的四年制學位並不是唯一的學習方式。我的女兒今年春天將從曼哈頓的巴德高中早期學院(Bard High School Early College)畢業，這是一所與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有關聯的公立高中，學生可以在4年內獲得兩年的大學學分以及高中學位。該校是許多「以4代6」學校之一，這應該成為中學教育的新模式。
我們可能還會仔細研究疫情導致的這場線上學習的實時試驗。轉為虛擬課程的各院校面臨著降低學費的壓力。雖然學費可能在一切恢復正常後回升。但考慮到入學率可能下降，一些院校可能會永遠保持低學費。如果是這樣，那將是一個開端——美國高等教育價格將出現亟需的通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