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這個詞因為含有變節和背叛的意思，向來帶有貶義；好在漢語博大精深，後來又有「檢舉揭發」等詞彙替代它。
揭發檢舉就是舉報他人的過失或違法情事。《西遊記》上有：「你在這荒郊野外，一連打死三人，還是無人檢舉。」
在我們接受的教育里，告密和檢舉揭發的區別是，告密往往是為了個人私利，比方說猶大為了30個金幣出賣了耶穌，就是告密；檢舉揭發似乎是為了捍衛真理和公義，比方說有這樣一個真實案例：一家三口吃飯，媽媽順嘴評論幾句時事，兒子放下飯碗就去向組織匯報，結果兩個月後媽媽被槍斃了，這就是檢舉揭發。
成都一大學女生去食堂吃飯，發現沒帶飯卡，就用微信轉帳給食堂阿姨，轉頭她就把阿姨給舉報了，因學校飯堂規定只能使用飯卡，用其他支付方式會被罰，結果好心的阿姨被罰兩萬，而該女生獲得兩千元獎勵。——這就是告密文化的衍生品。
把告密說成檢舉揭發，一定程度可以減輕告密者的負罪感，不必帶有愧疚的思想包袱，甚至有時還會披紅戴花大大地獎勵一下告密者，這種設計還是很貼心的。
《史記》載有「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這裡的「譖」就是告密。說的是崇侯虎對紂王檢舉揭發了姬昌行善事收買人心的事，紂王大怒，不但把姬昌關進羑里監獄，後來還把他的兒子施以醢刑，剁成肉醬、做成肉餅給姬昌吃。
姬昌逃跑途中吐出的肉餅都變成了小兔子。「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姬昌可被告密者害苦了。
對待告密者的態度，在中國儒法兩個派系的爭執一直沒有停止過。
大魚以前的文章寫過，孔子是一個為儒家背起最大黑鍋的人，他的思想一直不停地被篡改，並沒有像耶穌那樣傳下來。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候，孔子思想和孔子本人基本已經沒有太大關係。
《論語》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葉公對孔子說：「我們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父親偷了別人羊，他去舉報了他父親，然後請求代父受死。」孔子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這個直躬是個偽君子，為了自己撈一個好名聲，竟然出賣他父親。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即父親為兒子遮掩罪過，兒子為父親遮掩罪過，這才是坦率合理的行為。
西漢宣帝劉詢把孔子的這個思想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漢書》記載，劉詢頒布「親親相隱，均不論罪」的詔令，不提倡告密：「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看看，這和現代歐美法律中的「近親屬有作證豁免權，有權迴避證明近親屬有罪」完全一致。事實上，最初的孔子思想和現代理念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像韓非子那樣的法家人物和孔子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他甚至主張把告密者一起殺掉，這有點像「他罵了，你來告密，他該殺；你也聽到了，你也該殺」的意思。
把告密法律化的歷史人物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這裡不但明確告密有獎，隱瞞者受罰，而且使用「連坐」的手段強化執行。後來商鞅作法自斃，他自己正是被人告密後受到車裂之刑。
商鞅的影響極其深遠，他制定的不少法律體系流傳至今，比如上世紀60年代不檢舉不揭發、知情不報就是罪過，現在父母負債不還、酒駕肇事、其他原因入刑等都可能影響子女入學、參軍、國考，這就是商鞅留下的一種株連、連坐制度。
研究歷史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規律，但凡號召我們崇拜的大人物，都很推崇告密。無論是行商鞅之法的秦王朝，還是後來的漢武大帝。
漢武帝連年征戰，國庫空虛，他頒布了一個「告緡令」，鼓勵百姓舉報周圍認識人的財產，便於皇家收稅撈錢。「告緡令」規定：凡被人告發隱匿資產、呈報資產不實之人，其資產將被全部沒收，沒收資產的一半將被獎勵給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間告密之風大盛。
司馬遷記載，當時的中產階層幾乎全被告密搞破產，「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老百姓有錢藏不住，全都吃光花光，最後鬧得個越窮越光榮。
唐朝酷吏來俊臣編著過一本書叫《羅織經》，宰相狄仁傑、酷吏周興看罷都冷汗直流，不敢喊冤。武則天看罷此書，嘆道：如此機心，朕未必過也。殺機遂生。《羅織經》對告密的嫻熟運用可謂達到化境：「人皆可罪，罪人須定其人。罪不自招，密而舉之則顯。人無不黨，罪一人可舉其眾。」這些手段都被後人消化吸收，用於實踐。
武則天雖然殺了來俊臣，但是當時對告密還是很感興趣的。為激發告密者的積極性，武則天專門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如此一來，告密之風盛行，人人自危。
史料記載，有一軍官在與同僚共飲時發牢騷：「早知今日得不到獎賞，不如去扶持廬陵王了。」席間一人馬上悄然離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軍破門而入，所有人全被抓起來。經審問屬實，告密者官授五品，發牢騷者被處斬，其餘在場眾人「知反不告」，一律處以絞刑。
武則天顯然很清楚錯殺了不少好人，後來對告密不太感興趣了。偏偏有個臣子去喜得貴子的同僚家吃飯，發現同僚違反規定宰羊招待客人，就偷拿了一塊羊肉去向武則天告密。武則天赦免了他的同僚，同時告訴他：「請客要請對人喲！不要請這種來告你密的小人。」
明朝時因有錦衣衛、東西廠、鎮撫司這些專職機構監視、拿辦臣下，告密更得發揚光大。到清朝時，有一位尚書這樣總結為官之道：「「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一切字跡最關重要……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可見對告密者的忌憚之深。
反倒是在蒙古元英宗的時候，有個叫蘇拉的人告發自己的父親犯法，被英宗訓斥：父母有過，不加勸阻，豈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蘇拉就這樣掉了腦袋。
看起來告密也有肇禍的時候，畢竟算不上什麼光彩事兒。
告密是人性中最卑劣的行為。過去所有叛徒最怕的就是除奸隊。誰知道後來告密成為熱門行當，還獲得檢舉揭發有功這樣高大上的讚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