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通過聯線方式用中文發表〈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講話。他以平民主義去闡釋五四精神在今天的意義，認為要在中國建立「民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中國口交部華大媽回應博明，說他錯了，「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五四精神真正的繼承人，是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公民」。
平民主義，populism，中文常譯為帶貶義的民粹主義，但實際上這詞是中性的。在民主國家中，民粹主義有以多數人意向壓少數人權益的含義；但在專制體制下追求民主的社會，平民主義是推動少數掌權者需要得到多數人同意的動力。博明在講話中談到五四的背景，是一次大戰後，巴黎和會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北京學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示威運動。但他認為五四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對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的憤慨。它激勵了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探索。」
博明表達了五四對中國人民的正面意義，我卻不能不想到五四激起的民族主義，對中國歷史帶來的傷痕和負面意義。這負面意義，也就是華大媽說的愛國主義。
五四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是指1919年發生的學生運動；廣義的五四是指更早時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打破專制主義舊思想、追求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的啟蒙，主要起源於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雜誌提出「以科學和人權並重」的口號，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青年們要「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博明推崇胡適當時提出的白話文，使中文普及於平民，對新文化起了革命性作用。
從陳獨秀《敬告青年》的六點主張，和《新青年》貫徹的改革思想來看，都是以自主意識去對抗2,000年專制主義播下的奴隸意識，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對抗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的啟蒙。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傅斯年曾公開聲稱「我是絕對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若說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另一位五四學生領袖羅家倫說：「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卻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他認為，「學生的犧牲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才是五四運動的實在價值。」
然而，五四激起的「愛國、賣國的聲浪」，和接下來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終爆發抗戰，使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啟蒙意識，被民族主義的救亡意識壓倒了。中國學者李澤厚在1986年提出五四的最大歷史傷痕，就是「救亡壓倒啟蒙」。
正是在五四前夕的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蘇聯早期的「欣欣向榮」，騙倒了西方許多知識分子，社會主義也就成為時興的思潮。蘇聯的崛起帶來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使很多知識分子在救亡意識中，以為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荼毒了中國近百年，五四造成的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傷痕，帶來了百年社會災難，更使民風倒退到比滿清時更不如。在我人生的思想歷程中，見證了這歷史傷痕的頗大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