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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土改複查運動」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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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蟶賣蛤養家糊口·畢克官·2013繪

總希望淡忘那些過去的傷心事,也不想多去談論,可有些事總是繞不過去。例如,1947年中國共產黨在我家鄉威海搞「土改複查運動」,對我本人和全家的傷害,就是一例。因為,朋友和鄉親都會問我是幾歲離鄉的,什麼原因離鄉。更有細心的,看了我的自述文章,說我父親開了文昌盛商店,何勞我這個正念書的中學生去賣點趕海趕回的蟶蛤,換回幾角錢糊口?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無法繞開「土改複查運動」。而聽我回答的人,常是一肚子狐疑。《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明明寫著土改運動應保護民族工商業,怎麼威海不僅查封了商店,還掃地出門,武鬥家屬呢?越想繞開就越是繞不開。中央美術學院畢業時,「組織上」通知我,我的入黨問題尚不能解決。我斗膽問了句什麼原因。答曰:你對革命群眾運動的認識不夠,你怎麼能把你伯父之死形容為被「亂棍打死」呢?看!又是繞不開的「土改複查運動」!

在人面前,我想繞道走。但一系列問號卻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底。

別說別人有疑問,就連我自己也一百個不理解。我父親在威海是有名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再典型不過。威海解放後,由於缺少行家裡手抓漁業生產,加之漁輪殘破,找不到懂得修繕業務的人員,使得威海人守著大海沒魚吃。市政府實在沒有辦法,便跑到上海去邀請當年為躲土改風險而跑到上海的商人,我父親是首選之人。父親也就真聽從了人民政府的呼喚,帶了多位工商業者回到老家。當時被任命為漁業公司副經理,後來被選為威海工商聯副主任,威海政協副主席,以及山東省的人大代表。這也證明了父親是名副其實的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土改中理應得到中央政策的保護,實在沒有理由查封了商店,尤其是家人也被掃地出門,全家遭到拘捕,為逼交錢財,將女主人打得鼻青臉腫,還叫寫了今後不再進行剝削的保證書。

為了弄明白,20世紀80年代,我再一次手捧《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反覆閱讀有關工商業政策的文章,並查核頒布的某些政策,發表某篇文章的時間,再與威海「土改政策」實踐相對照。越讀越感覺到《毛澤東選集》上的文章,與我家所經歷的現實相距十萬八千里。多年來在威海民間流行的說法,也成了我自己的結論:毛主席的政策是正確的,是地方幹部執行偏差了。把矛頭指向了名叫宋惠的威海駐軍政委和名叫於洲的威海市市長。為此,我還利用在香港女兒處冬休的機會,寫下了兩萬字的家裡被斗經過和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算是對子女有個交代,叫他們明白我們這個家並非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問題。

時間逐漸推移,毛澤東在歷史上屢搞極「左」的事實,在國際研究界漸有更多的披露。而且,進一步了解到當年的土改極「左」並非威海一地,是大江南北遍及全國。我終於開始懷疑自己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自己受了騙尚不自覺。

2008年1月,我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書架上翻到了一本《開卷存疑》,作者楊奎先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共中央為什麼在1946年掀起過土改運動,又為什麼在一年後要把已經相當激烈的土改革命運動更進一步推向極端?」原來,中國問題早已為國際學術屆關注,並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些學者有了自己的初步研究結論。例如,在美國的黃仁宇先生認為1947年的「土改革命解決了中共一切的動員問題,……兵員補充與後勤已迎刃而解」。另一位李偉先生認為「實際上是一種戰時財政總動員……解放軍大兵團作戰的人力物力需要日益急迫。這些戰爭動員手段的財政意義就越來越突出」。台灣的王東水先生認為「是達到充分動員窮苦農民和大量汲取農村資源採取的一種『政治謀略』」,並指出1947年第二次土改採取了當年中央蘇區的辦法,即金銀財物一律歸公有。對以上各種觀點,《開卷存疑》作者做了一番介紹之後,未加否定,只是認為還有待有關文件以獲得確鑿的證據。

國際間學術界的這些初步成果,讓我大開眼界。原本閉塞榆木的頭腦大為開竅。事情已過去五六十年,今天的學者們研究只能「隔岸觀火」,而我們是身處水深火熱的鬥爭中心,我想以自己親身的體感和所見所聞參加討論,也許有益於問題的解答。「證據」不一定非白紙黑字不可,事實不更「勝於雄辯」?

早在1946年山東文登縣進行第一次土改時,風聲傳到威海市區,說文登有些工商業者也被鬥爭了。這使威海的商界人士人心惶惶。一位工商系統的老黨員朋友對我父親說:「畢經理,你還是出去躲躲吧!小命要緊呀!」不久,父親和哥哥就找借口分別去了青島和天津。家中只剩下母親、姐姐、嫂子、二叔的小侄女和我。父親一走,我們心裡就踏實了,我照樣上學,也照樣去趕海尋樂。

到了1947年下半年,是8月節之前的一個下午4時半鍾,一個民兵持槍突闖我家,命令我們馬上離家,跟他到村裡去。我們走在前面,他拿了槍跟在後面。顯然,我們是被拘捕了。到了北門外富戶沙家前廳,屋大陸上已坐滿了人。到底為什麼被拘捕,無人說明。每天發給兩頓煮熟的生地瓜干,入廁方便得向把門的民兵喊報告。住了一周,我們四個人被放回家,只剩下母親一人。

回家一看,四壁已經空空。有三個本村的人正在一個房間里裝箱子,已裝好封口的箱櫃正陸陸續續有人搬走。我們一看就明白了,我們是被「掃地出門」了,家裡的東西作為浮財要分配給窮苦人了。我們四人被分配到兩間小屋生活,炕上留下了每人的舊被褥,還有半口袋棒子麵。

當我奉命給母親去送飯時,嚇了一大跳!母親被打得鼻青臉腫,看看同屋的人,也都個個不像人樣,不僅面孔傷腫,衣衫也都血跡斑斑。母親告訴我,鬥爭會上,幹部說她不老實交出財寶,群眾就一次一次地打。後來有鄰居好心的李大爺告知,我家房客李某告密,說母親曾讓他藏了一個包,因此母親多受了不少苦。有一次,我去送飯,同屋的二伯父和堂舅招手讓我過去,二伯父有氣無力地對我說:「克官,你去求求工作隊,別再打了,真受不了了。」他們兩個消瘦的面孔,被打得一團球,眉眼根本認不出來了。雪白的小褂,已染成紫紅色的了。坐在他們附近的還有本村的崔村長,也被打得不像人樣。這就怪了,他絕非富有,一向積極革命,鬥爭他令人不解。後來知道,他表示不同意武鬥,反對過分流血,便被工作隊視為「另類」了。當時,威海鬥爭會打人成風,早在1946年春天,我所在的中學鬥爭一個有壞名聲的偽警察,是剝光了上身,聽任群眾亂棍抽打脊背。帶頭喊打的教導主任李庸是從根據地來的,早就準備好了棍棒。而土改時群眾鬥爭,用的全是乾柴火枝,枝杈很多,殺傷力更殘忍,打起來是一擁而上,亂打一氣,其結果可想而知。幾天後,母親被釋放回家,想是從她瘦小的身軀里再也榨不出「金銀財寶」了。釋放母親時,駐村的工作隊幹部,還叫我寫「保證條」,保證今後不再剝削人。問我如再剝削了怎麼辦?我很痛快地說,如再剝削就槍斃。他說那你寫清楚。我為什麼回答痛快,心想與其被亂棍一次一次折磨死,還不如吃了槍子痛快。而二伯父、堂舅和崔村長,終被活活打死,屍體被扔到環翠樓下的野坡上喂狗了!

今天,重新回顧當年的真實情況,對所謂的1947年「土改複查運動」,可以看出幾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一、事先保守秘密,沒透露一點風聲。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全市在同一時間統一行動,把全威海的「有錢人家」來了個「一鍋端」,說「掃地出門」也行,說「抄家」也行,這無疑是為了防止財產轉移和藏匿。這是誰也未曾料到的。

二、1947年明明是「土改複查運動」,可凡城區的「有錢人家」,不僅商號一律查封歸公,許多是連家屬也掃地出門,家用東西作為浮財分給窮苦群眾。農村複查運動我了解不多,這裡不談。從城區看,威海的「土改複查運動」一開始就是衝著「金銀財寶」,而不在「土地改革」,也不是清算什麼政治歷史問題。我沒機會看到更多國際間學者的研究資訊,不知道大家是否關注到當時對城市工商業的極大侵犯。有學者似乎只注意到農村,提到1947年的重新土改是為「汲取農村資源」,而未提到城市,這就十分不夠了。像威海,在1947年的「土改複查」,說主要是衝著城市工商業不算過分,因為事實就是如此。

三、清算的方式是流血鬥爭,用「武鬥」逼人交出財富,有十分鮮明的左王康生擅長的武鬥特色。這就將原本就過火的群眾運動推向極端。製造恐怖的目的是逼出財富,手段之殘酷,即使是死人成堆也在所不惜。

國際學術界所稱1947年的第二次土改運動,在威海稱為「土改複查運動」。威海的第二次土改,所具有的上述幾個鮮明特點,讓人不能不贊同學者們已有的結論「戰時財政動員」說和「政治謀略」說,我以為還可以加上「政治權術」說。「土改複查」的目的顯然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因為「解放軍大兵團作戰人力物力需要日益緊迫」,解決這方面的需求才是真實目的。就山東而言,正好是淮海戰役(國民黨方面稱徐埠會戰)的大後方。通過所謂「土改複查」把「有錢人家」(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不管是地主還是資本家,抑或是破落商人)的財富以流血方式沒收歸公,再把浮財分給群眾,接著就有「妻子送郎上戰場」,年紀大些的父輩、祖輩則到戰場抬擔架,推小車。這樣,兵源和「支前」人力都解決了。人們通過課本、電影知道山東人民出力了,但誰知道事情的全過程?為了逼出錢財,被斗者個個被打得鼻青臉腫,甚至被活活打死。「土改複查」一片恐怖景象。世人究竟有多少人知曉呢?遠隔重洋的研究者又是否知曉呢?

1947年威海搞「土改複查運動」,以流血的方式鬥爭工商業者,查封商店,家屬掃地出門,前面已做介紹並有所分析。這裡必須要說的是大家並不知道內幕,即山東的第二次土改,是毛澤東特派左王康生前來坐鎮指導的,目的是將「土改」進一步推向極端。康生在來山東之前,已受毛澤東委派和陳伯達一起到晉綏地區搞試點。當地幹部原本按中央頒布的階級劃分法進行工作,康生一到竟在幹部會上說:「這東西害死人,把它燒了!」由於極端的做法,使晉綏地區第二次土改混亂了半年之久。

中央將責任推給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也不服。當年晉綏地區宣傳部部長張稼夫就發牢騷:「老人家明明知道是康生乾的,卻批判我們。」(以上均見何方《黨史筆記》第338頁《毛澤東對康生始終信賴》)。毛澤東當然不能批評康生這位特派大員,那豈不等於批評了自己。其實,毛澤東批評地方幹部也僅是說說而已。

毛澤東派康生去指導山東搞第二次土改,是因為康生在晉綏取得了成果。毛澤東此時需要的正是像康生這樣的極「左」分子,到山東假群眾之手以武鬥流血的方式去沒收城鄉的財富。為達到目的,只要是「有錢人家」,管你是什麼階級成分,見錢就斗,就沒收,不惜流血恐怖。

當然,像上海、北京、天津等工商大都市,毛澤東會做出一些按中央政策辦事的樣子,不至於搞得像威海等城市一樣。但1947年的土改,有意推向極端,這絕非個別,學者們已有研究。

學者還奢望發現白紙黑字的證據。證實1947年把二次土改推向極端的文字證據,依我看,這種希望很小。因為中國共產黨劃分階級的政策,對待工商業的政策,土改中保衛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早為全世界所知,尤其明白地寫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很難想像我們黎民百姓(包括專家學者)還能得到另外的什麼自打嘴巴的文件或文章。

為什麼要搞1947年第二次土改,而且把這次土改「推向極端」?答案就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與其坐等白紙黑字的證據,不如趕緊趁當事者還健在進行調查訪問,收集活生生的史料,這些當事者海外也很多。當然,要能把1947年全國土改沒收的財產總數收集到手,倒是一件大好事,但恐怕不容易。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2014年第10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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