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搞大躍進，沒有多少知識的農民可當教授，教授權威要下崗。圖為中共組織農民學毛著。（網絡圖片）
「大躍進」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３月成都會議，柯慶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為大學生。同年９月，劉少奇在河南說：要採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中學生，就在這裡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高中，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鐘點工，工廠即學校，學校即工廠。將來出來，既是大學畢業，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
河南方城縣城關鎮，共有人口１萬１千多人，在幾個月之內就建起了綜合紅專大學、衛生、戲劇音樂、舞蹈及師範等９所專科學校。各地工農大學、紅專大學，如雨後春筍，茁壯出生。
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
中共《人民日報》刊登的畝產3萬多斤的造假新聞。（網絡圖片）
1958年７月至10月，「大躍進」期間，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到北京與河南省的一些學校視察「教育革命」的進展情況。在北京師範大學，他說：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學校，大辦工廠。每一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大辦學校，可以從小學、中學到大學，1958年至少要辦100座這種亦工亦學的學校。至於有沒有條件辦，他不管。
既然農業生產可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辦學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膽，多少都能辦」嗎。在河南他又說：學校是社會勞動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學生可以每天上課２小時，勞動３小時；也可以上課２小時，勞動６小時。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農民可以撇下農活不干，都去大煉鋼鐵，學生也可以只參加勞動，不讀書。
看起來，「文革」中的「讀書無用論」、「白卷先生」、「憑雙手的老繭上大學」的構想，在10年前的「大躍進」中，就已經在這位搖羽毛扇的人物心中形成了。
關於評教授，康生在「大躍進」中又有高論。他視察北京農業大學時，明確指示：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一、學校，二、工廠，三、農場，四、研究所，五、農林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
按照「大理論家」康生的這個標準，學識淵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只能下崗待業；年輕力壯的農民不但能聘為一級教授，當院士也是有可能的。這可不是什麼笑話，是「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事實。
狂熱躁動的「大躍進」歌謠
「大躍進」歌謠，像一面鏡子，折射出那個狂熱浮躁時代的社會面貌、人民心態。全國人民充滿幻想，在歌謠中編造著億萬個美麗的神話。
像《舉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們舉得起，地有環，我們提得起。毛主席叫我們做的事體，你看哪項不勝利？」
西域邊陲維吾爾族的歌謠《毛主席向高山招手》：「一座高山頂破天，山頂上有無盡的清泉，毛主席向高山招手，泉水就奔下來灌溉我們的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