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變發生之初，還有一種先抗日的理論，以為中國內部的亂源，都導發於帝國主義的發縱指使，不直接打倒帝國主義，而日事討逆剿共，乃是捨本逐末。又說先求國內統一，肅清一切反動，而後始能打倒帝國主義者，是為倒因為果。我記得當時我也同意這種看法，於「養」電發出後，僅隔二日又發出一通陳述這種意見的電報。今日想來，覺得當日真是幼稚衝動之可笑。由於義憤填膺而請纓抗日，猶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應有之舉，至以打倒帝國主義為先抗日的理由，是直以「無算」為「多算」，拿政治上的一句口號，當作軍事上「無敵於天下」的憑證，豈非不思之至。「打倒帝國主義」這句口號，本是聯俄容共後的產物，蘇俄製造這句口號，用心至為險毒。因為當時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落後地區，作惡多端，尤其是英國，近百年在亞洲劣跡昭彰，亞洲人民除少數為其所豢養的走狗外，無不銜之刺骨。如前緬甸總理宇素供詞之所說：「吾人寧相信吾人所稔知之魔鬼，而不願相信吾人所不知之天使」，此言可代表亞洲人民對大英帝國之感想為如何。蘇俄洞悉亞洲人民之心情，而又艷羨英帝在亞洲所獵獲的權益之豐厚，於是乘瑕蹈釁，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鼓動亞洲人民反抗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政策，好藉便坐收漁人之利。所以「打倒帝國主義」，是蘇俄赤化世界的一大陰謀，但卻是因為英國之多行不義，才使蘇俄得到發展此項陰謀的良好機會。國民黨接受了這句口號，未嘗不知是上了蘇俄的當，但因革命環境之過於孤立，由於嚶嚶求友的本能要求，也就不能不互相唱和起來。及至為日既久，積非成是，幾視此一含有嚴重毒性的口號為一泛應曲當之口頭禪，人人如此，我一人又何能獨異。今日說起來，亦可見當日群言龐雜之一斑。若非委員長有真知灼見的領導，恐怕今日侷促台灣一隅的中華民國也未必存在。
兩廣當局以不抗日為反抗中央的藉口，就另外製造一種口號說：「在抗日的旗幟之下，方能統一軍令」，他們舉出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德意志的統一來作例子，說是先要打勝了外國，然後方能完成統一。姑不論他們口裡說的心裡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就說他們是心口如一的罷，可是這種論證，也跡近歪曲事實。我們知道德意志的統一運動，自一八三四年十七邦的開稅同盟，即已開其端。由於工業革命及俾斯麥的治國有方，才達成這一目的。他們早在對法作戰之先，即已完成政令軍令的統一，其所以一戰而勝者，就正是因為軍令政令先已統一的緣故。事實俱在，豈可隨便加以顛倒？「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解釋，是說外侮來的時候，兄弟先要放棄鬩牆之爭，然後才能共御其侮。未聞鬩牆之爭不息，同時仍能抵禦外侮者。所以軍政令不先統一，而能禦侮救亡者，此為古今必無之事。那麼先安內呢？先攘外呢？當然安內為先了。
先安內後攘外的道理，本極淺顯易明，在知識分子之間，但能平心靜氣的想一想，聽一聽，自能接受政府的領導，而不致橫生枝節。（當然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們，自當別論。）倒是非知識分子計程車兵群眾，對此問題反而往往不易說服。「一二八」滬戰發生後，十八軍奉到命令馬上準備赴援。消息傳出，全軍歡聲雷動，至有如痴如狂者。可是正當準備出發之際，得到共黨有將躡我軍之後奪取贛州打通湘贛直搗武漢的計劃，當時贛省吉安父老集體向我請願不放我走，要我留贛繼續剿共，他們說：軍人以衛國為天職，如果人民都被共黨屠殺光了，縱能衛國，但於吾民何益。我允將此意轉向中央請示。其時委員長已下野，中樞政務由孫哲生（孫科）先生及陳銘樞等負責，給我的覆示是「請兄相機處理可也」，這是讓我自作主張，我應當怎樣決定呢？全軍奉命抗日，士氣之盛，已達極點，一旦改變命令，仍留贛剿共，軍心沮喪，可想而知，剿共亦將難以達成任務。不過當時共軍圍攻贛州甚急，危如累卵，贛民環列請留，情詞迫切，事實上亦不容棄置不顧。在無可如何之下，我只得親赴各軍，將共軍攻贛陰謀，詳予解釋，並告以剿共即為抗日初步之理，士兵心理始略為緩和。他們轉念不能如願抗日，完全是因為共黨扯後腿的原故，於是把滿腔義憤，都拿共軍作為發泄對象，這才解了贛州之圍。說起來好笑，當我們好不容易說服了士兵剿共應先於抗日之際，無奈既無餉又無糧，部隊無法開拔。我們請中央發餉，中央沒有錢，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庫空虛，也籌墊不出，要我們向地方直接籌派。我向官兵徵詢意見，大家一致表示寧可窮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錢。正在無計可施，幸虧委員長以在野之身，商請浙江省政府籌借五萬元給我們，才得濟一時之急。餉的問題解決了，糧還是沒有著落。經查泰和縣存有軍糧，因電請南昌行營飭撥救急，不料奉覆不准。部隊怎能餓著肚皮打仗？再電呈行營部隊斷炊情形，請權准動用泰和存糧，這才解決了糧的問題。
但每一官兵所能發給的亦僅敷十日之用。在這種七拼八湊之下，十八軍幸而不負民眾的期望，一下子就把犯贛的共軍擊潰。共酋彭德懷僅以身免，他的三個師長一被俘、一負傷、一被擊斃，其餘共軍官兵傷亡被俘者無算，幾於全軍盡墨。假使當時補給充足，我軍乘勝窮追，必可斬盡殺絕，消滅了無窮後患。這一仗可謂大獲全勝。但我們事後想來，我們當時轉移抗日的軍心而為剿共，也未寧不是捏著一把汗乾的。
「七七」全面抗戰發動以前，「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在這當中將近六年的期間，大局危疑震撼，人心撲朔迷離，實在是中國朝野極端苦悶的一個時代，其所以然之故，就完全由於「先安內？先攘外？」這一問題的存在而使然。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而在內外夾攻之下，有時亦不能不兩面應付，以致有顧此失彼之虞。否則江西共黨之為患，又何致勞師數年需要五次圍剿之多？我們身當剿共之沖的將領，當時處境，最為狼狽，因為先安內後攘外，是純理性的主張，而先攘外後安內，則是偏於感情的想法。用理性克制感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當時一般自命以及為共黨捧昏了頭腦的所謂進步分子，以指責政府不先抗戰為自我標榜之捷徑，影響人心極鉅。尤其是頭腦簡單的我們軍人，要想轉移我們先抗日的心理，使其不得效死於長城大漢之間，而葬身於深山窮谷之內，其為難於說詞，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在江西幾年剿共，真是心力交瘁，無以復加。然而今日結果怎麼樣？江西逃亡的殘共竟已成了大陸的宰制者，我們剿共同志的血白流了，汗白出了，力白費了，這是死也不能暝目的事。在反攻復國大業完成之先，我們後死者的責任是交代不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