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委員長親自兼任剿匪軍總司令
剿共的戰略戰術
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夏秋之交，國軍發動第五次圍剿以前，所有一至四次圍剿，均無成就，反之，還遭受了幾次嚴重的挫敗。歷次剿共戰役，習慣上都稱之為「圍剿」，這個圍剿的「圍」字，即具有戰略的含義，是很明顯的。不過實際上名實並不相副，像一、二、三、四次圍剿，根本就不可能作「圍剿」的部署。因為共區東南三面之福建、廣東、湖南三省，都不能為剿共軍盡力，福建自十九路軍駐入後，且與共党進行勾結，以圖顛覆政府。廣東形同割據已久，方以共黨之坐大為得計，豈肯協力進剿。湖南則自顧不暇，對於中央政令大抵陽奉陰違。故自第一次至第四次剿共軍事，應當說是進剿或追剿，而無所謂圍剿。
委員長於第四次圍剿發動之後，曾給我一封長逾千言的手書，論及剿共戰略戰術問題，極關重要，錄之於後：辭修總指揮：昨日之言，意猶未盡，對於戰術一項，又未達我所懷。中認南方地形與交通，以及匪部之火器，皆與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拿破崙時代等，而實不及普法戰爭時代之進步也。故今日剿匪戰術，多可取法於拿氏時代之原則。曾文正時代剿匪戰術，亦以守為主，而以攻為客，不若近世之以取攻勢為戰略之主也。觀之今日赤匪行動，亦深得此道。又我軍剿匪隊形及其戰場部署，皆主重正面一線配備，且多疏散而匪部則多縱深配備，與集團突擊。匪丑戰術，實以內線作戰，乘機突擊一點，以為其不易之成法。
而游擊戰術與伏兵戰術二者，且幾為其獨占之慣技。吾人可於此點研究，以定適當剿匪之戰術，則以匪之無遠火器又無飛機高武器，不能妨礙我密集部隊之行動，更可以匪之戰術攻匪。故我軍以後應注意三點：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時，則守為主，取內線作戰為研究要點。但一有機緣，則直取攻勢，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勢之行動，但其敗兆亦即基於此，可以必也。其二、應力避正面一線配備，而轉取縱深集團配備。只要吾人能堅持固守，則匪部交通接濟，均無策源，必難持久，此亦必然之勢也。其三、則游擊戰爭與伏兵戰爭，急須實施講求，並設法獎勉，否則無異盲目失聰，終為匪束手宰割也。今日初看孫吳兵略問答，如獲至寶，而其初對於地形游擊設伏誘敵奇正進退，多合於匪部戰術，對吾軍所犯毛病，針砭至當，如我各師旅團長以上之官長，能勤解領悟，善為運用，則滅匪實無問題，否則自必為匪所滅也。（下略）
委員長對於剿共問題殷殷垂訓，類此者不一而足，我們為將領者，自無不感激奮發，使新的戰略戰術，得以貫徹施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第五次圍剿準備就緒，先頒定戰鬥序列，分剿共軍為北路軍、南路軍、西路軍。閩變平定後，又以入閩部隊改為東路軍，以撫州、吉安、贛州、黎川為四大作戰基地，分別支援各路軍之進擊。這才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圍剿。
這一次圍剿，在戰略戰術方面有極重大的改善，最高原則是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換言之，亦即逐步推進，步步為營，縮小共區，使共軍無法使用其避實擊虛、各個擊破之一貫戰術的一種戰法。
我把委員長新定戰略，融貫成四句口號，以為實施的準則：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再簡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穩紮穩打」是矣。
不過我們的「穩紮穩打」，比曾胡之「扎硬寨」、「打死仗」，又稍稍複雜一點。
我們最重要的作法是：
一、築碉堡
碉堡在當時是最簡單可靠的一種防禦工事。剿共軍每到一地，即擇山川平野具有戰略價值的地點構築碉堡。碉堡築成可以使用人民配合少數軍隊駐守之，可作防禦共軍游擊戰之據點，可作瞭望台之用，碉堡連貫起來，就成了共軍無法突破的防禦線。
其在經濟方面，共區雖物產豐饒，但仍賴與外間有無相通，始能維持生活。共區沒有鹽的生產，碉堡完成後，在經濟上就又成了共區的經濟封鎖線，鹽源斷絕，淡食之苦，是很難忍受的。總之碉堡所收效果至鉅，約言之為：1.主動在我，攻守可以自由；2.後方得以確保，民眾安然來歸；3.共軍不能向共區以外獲得物資，使其經濟枯竭，生活無法維持；4.我得節省防禦兵力，移作進攻之用；5.共軍之狼奔豕突慣技，無法得逞。
當時我提出「碉成民安」的口號，曾獲得普遍的響應。
二、修公路
凡為我軍所占領的地區，儘量修築公路，公路所到之處，交通迅捷，累日之程，朝發夕至，軍事上運輸的困難，遂得解決。行軍擾民之事，無過於拉夫運輸者，公路既通，其弊自息。綜合起來，修公路的好處，也不下於築碉堡，茲亦列述如後：1.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受驚擾，並便於軍民合作；2.軍中補給，均得適時適地而來；3.兵力輸送迅捷，易於集中使用；4.高級將領，可以往來指揮，決策迅速；5.工商業日趨繁榮，人民生活改善。
我當時對修路提出的口號，是「路到匪清」，也獲得廣泛的共鳴。
三、修機場
修飛機場以利空軍活動，所收效果如：
1.便於偵察，共軍不易藏形匿跡；
2.便於通訊，使我軍連絡迅速；
3.共軍在我空軍轟炸威脅下，大兵團活動困難。
這三項修築工作，是讓我們可以「穩紮」，同時也是可以「穩打」的基礎。憑藉這種基礎，我們步步為營，層層進逼，戰略上已完全居於主動地位，可以「制敵」而不致「被敵所制」，勝敗之機，遂決於此。
關於行軍方面，根據過去經驗，我們也有很多的改進。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謹慎小心。搜索部隊先行，兩翼至少要相隔十里以外，後衛必須很堅強。夜晚宿營，每一舉位都要預先作單獨作戰準備，以防共軍偷襲。然後架設通訊網，以便互相聯絡。
一切安排停當，才能休息。
總之，從五次圍剿開始以來，因鑑於過去共軍之「無孔不入」，我們採取對策的要領，就是「無隙可乘」。
我們修築的公路、碉堡和機場，動員人力甚大，雖然儘量使用軍工，還是要藉助於龐大的民力。否則五次圍剿的戰略和戰術，仍不免成為畫餅。委員長常說：「用兵不如用民」，實在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共黨用民，是以欺騙屠殺為手段的，人民迫不得已，為其所用，但無不恨之刺骨。剿共是以救國救民為目的，要如何才能使民眾樂為我用呢？這就要靠著修明的政治了。所以委員長主張「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是五次圍剿大政略的最高原則，戰略戰術與政略的互相配合，是五次圍剿終於成功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