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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圍剿共匪為什麼成功?蔣介石的手書分析極為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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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時,則守為主,取內線作戰為研究要點。但一有機緣,則直取攻勢,不可使其逝去也。其二、應力避正面一線配備,而轉取縱深集團配備。只要吾人能堅持固守,則匪部交通接濟,均無策源,必難持久,此亦必然之勢也。其三、則游擊戰爭與伏兵戰爭,急須實施講求,並設法獎勉,否則無異盲目失聰,終為匪束手宰割也。我把委員長新定戰略,融貫成四句口號,以為實施的準則: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再簡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穩紮穩打」是矣。

蔣中正委員長親自兼任剿匪軍總司令

剿共的戰略戰術

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夏秋之交,國軍發動第五次圍剿以前,所有一至四次圍剿,均無成就,反之,還遭受了幾次嚴重的挫敗。歷次剿共戰役,習慣上都稱之為「圍剿」,這個圍剿的「圍」字,即具有戰略的含義,是很明顯的。不過實際上名實並不相副,像一、二、三、四次圍剿,根本就不可能作「圍剿」的部署。因為共區東南三面之福建廣東湖南三省,都不能為剿共軍儘力,福建自十九路軍駐入後,且與共党進行勾結,以圖顛覆政府。廣東形同割據已久,方以共黨之坐大為得計,豈肯協力進剿。湖南則自顧不暇,對於中央政令大抵陽奉陰違。故自第一次至第四次剿共軍事,應當說是進剿或追剿,而無所謂圍剿。

委員長於第四次圍剿發動之後,曾給我一封長逾千言的手書,論及剿共戰略戰術問題,極關重要,錄之於後:辭修總指揮:昨日之言,意猶未盡,對於戰術一項,又未達我所懷。中認南方地形與交通,以及匪部之火器,皆與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拿破崙時代等,而實不及普法戰爭時代之進步也。故今日剿匪戰術,多可取法於拿氏時代之原則。曾文正時代剿匪戰術,亦以守為主,而以攻為客,不若近世之以取攻勢為戰略之主也。觀之今日赤匪行動,亦深得此道。又我軍剿匪隊形及其戰場部署,皆主重正面一線配備,且多疏散而匪部則多縱深配備,與集團突擊。匪丑戰術,實以內線作戰,乘機突擊一點,以為其不易之成法。

而游擊戰術與伏兵戰術二者,且幾為其獨佔之慣技。吾人可於此點研究,以定適當剿匪之戰術,則以匪之無遠火器又無飛機高武器,不能妨礙我密集部隊之行動,更可以匪之戰術攻匪。故我軍以後應注意三點: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時,則守為主,取內線作戰為研究要點。但一有機緣,則直取攻勢,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勢之行動,但其敗兆亦即基於此,可以必也。其二、應力避正面一線配備,而轉取縱深集團配備。只要吾人能堅持固守,則匪部交通接濟,均無策源,必難持久,此亦必然之勢也。其三、則游擊戰爭與伏兵戰爭,急須實施講求,並設法獎勉,否則無異盲目失聰,終為匪束手宰割也。今日初看孫吳兵略問答,如獲至寶,而其初對於地形游擊設伏誘敵奇正進退,多合於匪部戰術,對吾軍所犯毛病,針砭至當,如我各師旅團長以上之官長,能勤解領悟,善為運用,則滅匪實無問題,否則自必為匪所滅也。(下略)

委員長對於剿共問題殷殷垂訓,類此者不一而足,我們為將領者,自無不感激奮發,使新的戰略戰術,得以貫徹施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第五次圍剿準備就緒,先頒定戰鬥序列,分剿共軍為北路軍、南路軍、西路軍。閩變平定後,又以入閩部隊改為東路軍,以撫州、吉安、贛州、黎川為四大作戰基地,分別支援各路軍之進擊。這才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圍剿。

這一次圍剿,在戰略戰術方面有極重大的改善,最高原則是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換言之,亦即逐步推進,步步為營,縮小共區,使共軍無法使用其避實擊虛、各個擊破之一貫戰術的一種戰法。

我把委員長新定戰略,融貫成四句口號,以為實施的準則: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再簡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穩紮穩打」是矣。

不過我們的「穩紮穩打」,比曾胡之「扎硬寨」、「打死仗」,又稍稍複雜一點。

我們最重要的作法是:

一、築碉堡

碉堡在當時是最簡單可靠的一種防禦工事。剿共軍每到一地,即擇山川平野具有戰略價值的地點構築碉堡。碉堡築成可以使用人民配合少數軍隊駐守之,可作防禦共軍游擊戰之據點,可作瞭望台之用,碉堡連貫起來,就成了共軍無法突破的防禦線。

其在經濟方面,共區雖物產豐饒,但仍賴與外間有無相通,始能維持生活。共區沒有鹽的生產,碉堡完成後,在經濟上就又成了共區的經濟封鎖線,鹽源斷絕,淡食之苦,是很難忍受的。總之碉堡所收效果至鉅,約言之為:1.主動在我,攻守可以自由;2.後方得以確保,民眾安然來歸;3.共軍不能向共區以外獲得物資,使其經濟枯竭,生活無法維持;4.我得節省防禦兵力,移作進攻之用;5.共軍之狼奔豕突慣技,無法得逞。

當時我提出「碉成民安」的口號,曾獲得普遍的響應。

二、修公路

凡為我軍所佔領的地區,盡量修築公路,公路所到之處,交通迅捷,累日之程,朝發夕至,軍事上運輸的困難,遂得解決。行軍擾民之事,無過於拉夫運輸者,公路既通,其弊自息。綜合起來,修公路的好處,也不下於築碉堡,茲亦列述如後:1.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受驚擾,並便于軍民合作;2.軍中補給,均得適時適地而來;3.兵力輸送迅捷,易於集中使用;4.高級將領,可以往來指揮,決策迅速;5.工商業日趨繁榮,人民生活改善。

我當時對修路提出的口號,是「路到匪清」,也獲得廣泛的共鳴。

三、修機場

修飛機場以利空軍活動,所收效果如:

1.便於偵察,共軍不易藏形匿跡;

2.便於通訊,使我軍連絡迅速;

3.共軍在我空軍轟炸威脅下,大兵團活動困難。

這三項修築工作,是讓我們可以「穩紮」,同時也是可以「穩打」的基礎。憑藉這種基礎,我們步步為營,層層進逼,戰略上已完全居於主動地位,可以「制敵」而不致「被敵所制」,勝敗之機,遂決於此。

關於行軍方面,根據過去經驗,我們也有很多的改進。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謹慎小心。搜索部隊先行,兩翼至少要相隔十里以外,後衛必須很堅強。夜晚宿營,每一舉位都要預先作單獨作戰準備,以防共軍偷襲。然後架設通訊網,以便互相聯絡。

一切安排停當,才能休息。

總之,從五次圍剿開始以來,因鑒於過去共軍之「無孔不入」,我們採取對策的要領,就是「無隙可乘」。

我們修築的公路、碉堡和機場,動員人力甚大,雖然盡量使用軍工,還是要藉助於龐大的民力。否則五次圍剿的戰略和戰術,仍不免成為畫餅。委員長常說:「用兵不如用民」,實在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共黨用民,是以欺騙屠殺為手段的,人民迫不得已,為其所用,但無不恨之刺骨。剿共是以救國救民為目的,要如何才能使民眾樂為我用呢?這就要靠著修明的政治了。所以委員長主張「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是五次圍剿大政略的最高原則,戰略戰術與政略的互相配合,是五次圍剿終於成功的根本原因。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陳誠先生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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