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黨魁習近平生日之際，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們對他的吹捧，達到了類似於「文革」時期吹捧毛澤東的水平。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發表他的最新發現，聲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何毅亭接二連三地發表文章，論述「習近平思想」，竭盡讚美、吹捧之能事，而他也論及「馬克思主義」，卻從未見他具體地研究和論述過馬克思主義，表現出一種中國特色。可以說，在中國，與「真正研究馬克思的人都對中國共產黨持批判態度」這一特色相應，何毅亭鮮明地體現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特色，即從未獨立地研究和理解馬克思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輔導材料哺育下茁壯成長。
這位何先生之吹捧習近平未見多少新意，對馬克思學說未見具體的把握，然而他的確很用心，講述了一個很奇葩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紀形態」的故事。這故事，與現實中的馬克思學說，形成了鮮明對照，應該多加注意。
何先生告訴人們，「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可以稱為『19世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鄧小平理論為首創成果和基本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可以稱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稱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就是他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世紀形態」。
然而，現實之中，馬克思學說恰好在20世紀裡實際終結，而到21世紀，中國共產黨實際已經撇開所謂「馬克思主義」，專注於它的私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凋零的「孤獨一支」之奇葩，習近平尚在頌歌聲中自鳴得意，真是奇哉妙哉。
■20世紀的「社會主義」終結了馬克思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從哲學起步。他們成為「青年黑格爾派」成員，對現實社會，展現出他們的無情的批判精神──若在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習近平治下，這兩位德國年輕人會因為這種精神而身陷囹圄，被紅色警察葬送他們的人生，是為奇妙景觀之一。
他們不滿足於黑格爾的辨證唯心主義，下了一番改造的工夫，創立了辨證唯物主義，並遵循黑格爾哲學的精神，深入尋求真理的具體性，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他們認定，生產力為社會發展中最為活躍的因素，生產力的性質決定生產關係的屬性，上層建築須適應經濟基礎。這是他們「上升為具體」的第一步。1848年革命後，他們「退回到書房」，潛心研究經濟生活，再進一步地「上升為具體」。
上升為具體，乃馬克思學說的方法。與其對照，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方法，乃脫離具體，享受抽象，如何毅亭之流，其文章通篇都是抽象得不知所云之辭。
不過，比較而言，何毅亭對「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描述還算靠譜，其失誤在於限定了「這一學說的研究對象是19世紀世界資本主義典型樣本──西歐樣本」。看來他根本不懂，馬克思、恩格斯志在「為人類工作」，他們面對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而研究市場經濟及其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剩餘價值規律，是他們的研究的合乎邏輯的展開。
走出了19世紀，到了考驗真功夫的時候，而這位何先生，就雲山霧罩地不知其所云了。
馬克思學說三大組成部分，而馬克思的突出貢獻為兩大發現。科學社會主義，無論其理論或其實踐，都極其複雜，卻沒有一大「發現」與之相應，表面看去，似乎不那麼平衡。
這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不象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樣，已經成熟到自成體系，也不象剩餘價值理論那樣，已經基本上有完整的框架和相當程度的理論進展。
這當然不奇怪，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還在其初期到中期的發展之中，社會主義剛剛在孕育，它還遙遠得很呢。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手上，先是走出了第一步，將社會主義學說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哲學與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然後是第二步，在一度贊同「不斷革命」之後，依據實踐檢驗及他們自己的理論的檢驗，對其轉而持否定態度。他們檢討了自己的判斷錯誤，重新認定，是否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決於「經濟發展的狀況」，而「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的是，歐洲正在進入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階段。他們明確指出，「目前『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
「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這一判斷，是對「不斷革命」的直接否定。
作家馬建在柏林的行為藝術——用紅旗包裹馬克思。（2017年）
後來，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後，判斷向社會主義過渡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旋即確定為「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際進程則大為縮短。但是若干年後，又不得不承認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甚至估計這一「初級階段」須經歷百年之久。這樣的認識反覆，其中充滿了政治算計，與當年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已根本不同。
不幸的是，走到這裡，馬克思學說三大部分的發展還很不平衡，最為年輕的科學社會主義甚至連半成品也算不上，而這兩位德國思想家，已經耗盡了畢生心血，其生命相繼走到了盡頭。
這時，「不斷革命」雖然被馬克思、恩格斯否定，然而，馬克思的態度與論述有些模糊，恩格斯更為明確，也缺乏系統論述，而在實踐中，這就成為一大缺陷。
資本主義進入其長期發展的階段，工人政黨需要有其長期生存、運動、鬥爭的綱領。在「不斷革命」旗幟下，工人政黨的革命動力似乎不成問題，而否定了這面旗幟，長期的戰略和靈活的策略究竟為何，其間關係如何，就是大問題。德國黨的領袖考茨基，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理論權威。他要領導黨的運作，要協助恩格斯編輯馬克思的手稿──編輯《資本論》第四卷，自己也要做政治理論研究，而特別重要的是，他面對著黨內挑戰，即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
其實，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恰恰體現著做出一種新的論述的嘗試，以應對資本主義長期發展之中的社會環境。伯恩施坦修正的重點在政治方面，然而他顯現出「全面修正」的架勢，在哲學與經濟學上也對馬克思學說發起挑戰。考茨基對其黨內同志有所寬容，但俄國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毫不客氣，予以痛擊──普列漢諾夫先戰民粹主義，再戰修正主義，以此兩戰中的出色表現，奠定了他在馬克思學說發展中的地位。
也許讓人想不到，或許也何乎邏輯，更大的挑戰，乃「不斷革命」捲土重來。
考茨基自己就犯了錯誤。他宣稱，歐洲的經濟與社會已經「成熟」，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認為，情況在逐漸變化，工人階級「幾乎擁有奪取國家政權的足夠的力量」，而經濟條件則使工人階級「能夠利用國家政權來排除資本主義生產而代之以社會生產」。俄國的托洛茨基對這一信念大加稱讚。他進一步推斷，「世界經濟就其整體來說，已經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這樣，即使在俄國也可以「不斷革命」，使其革命迅速轉為社會主義革命。
這樣一來，避開了恩格斯對「不斷革命」的否定，表面上似乎也贊成恩格斯所重申的取決於「經濟發展狀況」，但是，他們對「經濟發展的狀況」未做系統論述，實際上是適應政治的需要，將「經濟發展的狀況」做了簡單化的解釋。
對「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做了一番研究的列寧，與復興「不斷革命」的托洛茨基，擱置分歧，攜手合作，發動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引導蘇俄向一黨專政發展。
普列漢諾夫堅決反對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進而，他在其「政治遺囑」中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作為他最後的理論貢獻。
列寧對馬克思學說可謂造詣深厚，其著述對馬克思學說有其貢獻。他在十月革命後的1922年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這意味著他不會贊成「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普列漢諾夫已是他的政敵，但他仍然推崇其理論造詣。他告訴年輕黨員，「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些著作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
但是，列寧在政治進程中傾向於「不斷革命」，為奪取政權、保持政權而訴諸暴力並排斥議會民主，進而限制乃至取消其它政黨的生存空間。這樣一路滑下去，走向一黨專政就難以逆轉。
列寧試圖以「通常的歷史順序」可以變化來為自己辯護，認為俄國人可以先建立工農政權，再建設工商業文明，但是，缺乏文明約束的政權之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儘管列寧警告布爾什維克黨，「儘量少賣弄聰明，儘量少耍花樣」，政策要「適合最普通農民的水平」，社會發展須經歷「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儘管他對史達林暴政的前景感到絕望，在「最後的鬥爭」中試圖以「政治遺囑」對史達林有所約束，然而，終究大勢已去，無法阻擋新型的東方專制在紅色外衣下復興。
在20世紀，考茨基難以把握工人政黨在資本主義長期發展中的生存與變化，也難以引導馬克思學說的發展，普列漢諾夫是出色的理論家，卻不是有力的政治家，難免遭遇政治失敗，而列寧，他已走入歧途，實際上他最先敗在史達林手上。何毅亭所謂「20世紀馬克思主義」，撇開了歐洲人對抗「共產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開端是列寧主義，而它是這個樣子，其餘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在列寧主義出現──「列寧主義」出現在托洛茨基與史達林的政治鬥爭之中，就已經表明，它與馬克思學說根本是兩回事了──而西歐社會民主力量在一次大戰之際分裂、消散，那麼，儘管其理論研究還時有表現，還在持續，然而，馬克思學說實際已經終結。何毅亭所謂「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樣本──蘇俄和中國」，更是一個大笑話，而令人驚奇的是，這位何先生竟然完全覺不出其中的可笑，真是可憐。
■「理論」淪為權力奴僕
馬克思學說在20世紀終結，其間，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即理論與政治、理論家與政治家的關係變化。
馬克思、恩格斯是思想家、理論家，也可以說他們是革命家，但他們不是政治家。他們擔任過政治職務，這卻不盡合他們的本性。時間一長，他們就試圖擺脫這些職務及其事務，去做他們心愛的研究工作。
他們逐漸有了很大的影響力，對工人政黨的領袖們保持著理論權威的身份。他們對實際運作有意見時，會寫信表達，會寫文章批評，甚至寫出《哥達綱領批判》那樣帶有強烈批評性質的批註文章，而其最後的結束的話是，「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此話源於《舊約全書·以西結書》，它清楚地表明，提出這個批評的人乃儘自己的責任，並非以權力制約政治領袖。若以習近平「新時代」黨政治的規矩來定性，這應該算是一百多年前的「妄議中央」了。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可以說都是理論家，也都是政治家。普列漢諾夫資格老，是長輩，與恩格斯有過交往。列寧對他作為理論家保持著敬意，但作為政治家，就毫不客氣了。更重要的是，普列漢諾夫等人對於政黨，其觀念較接近歐洲，而列寧要的是適應俄國環境的政黨，這樣的黨以嚴格、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為特色，著名的「黨章第一條」爭議為關鍵一役，後來概括為所謂民主集中制。這樣的新型政黨發展起來，普列漢諾夫那樣的人們就漸漸失勢，成為「孟什維克」（俄文意為少數派）黨人。
到發動「十月革命」之際，普列漢諾夫在布爾什維克之外提出批評意見，史達林等人在布爾什維克內部消極對待，程度不同地都依據傳統馬克思學說，卻都難以阻止列寧、托洛茨基的行動。
托洛茨基手握作為「十月革命」實際理論依據的「不斷革命」論，身為「十月革命」元勛，並搶先樹起「列寧主義」大旗，其理論的政治的優勢比史達林大得多，且有列寧「政治遺囑」里對史達林職務安排的意見為武器，卻還是鬥不過擅長於耍花樣的對手。史達林與「右派」理論家布哈林聯手，擊敗了托洛茨基，他再反過手來打擊「右派」，擊敗布哈林，並反覆血洗蘇共，直到追隨列寧的老布爾什維克完全毀滅。
到了中國共產黨這裡，情況更為明朗。共產國際一手扶植起中共，作為其支部，在中國為蘇聯利益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本土的政治家要有所作為，須另闢蹊徑。傑出的軍事家朱德，在南昌起義後率領起義殘部闖出一片天地。與毛澤東匯合後，後者慧眼識英雄，與朱德保持長期合作，逐漸將中共掌握在自己手中。「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利用「理論家」劉少奇對付理論素養明顯較高的「國際派」王明、張聞天、周恩來等人，以及後來任用陳伯達、胡喬木之類，都是以「理論家」為工具為棍棒，擊敗政敵而已，而「理論」權威歸於黨魁則逐漸成為中共的傳統。
到了這種「理論」淪為權力之奴僕的地步，所謂「馬克思主義世紀形態」之無恥包裝，開始浮現。
其首創，據說是毛澤東。據說，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毛澤東思想已經顯露出與馬克思學說相悖之處：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沒幾年，即以國家權力推動「社會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不斷革命」的中國版本。它與馬克思學說的科學社會主義之預見完全不同。這種經過「改造」而來的社會，不是無階級、不存在對抗性社會矛盾的和諧社會，相反，它是一種新型階級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呈現對抗性質。在這裡，國家不能消亡，相反，還須強化國家機器，進而成為警察國家，當然少不了壓制公民權利，更須周期性地發動「革命」以反對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即所謂「繼續革命」。
以何毅亭的說法，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樣本」，而馬克思學說，毫無疑問，將其認定為新型的專制社會，實為一黨專政，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無從談起。
何毅亭之流的悲哀就在於，他們偏要大肆談論他們實在弄不懂的學問，還竭力擺出一派行家裡手姿態，而這位副校長先生，甚至還抖出一套所謂「馬克思主義世紀形態」花樣，不禁讓人感嘆，今日之「萬戶侯」也忙於「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只是，那表象之下，已跡近「糞土」。
■前後兩個三十年，中間夾一個十年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從社會基本矛盾分析，到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再到「文革」式大規模群眾運動，其稱之為理論，還不是全無道理。
毛澤東之後，鄧小平從未自詡為「理論家」，所謂鄧小平「理論」，乃後人為續「家譜」而精心包裝，而江胡之輩，也多少有些自知之明。
習近平的皇帝新裝
習近平則不同。他生性喜歡「賣弄聰明」，喜歡「耍花樣」，而他儘管號稱讀書萬卷，他的「理論」卻要靠智囊為他構思謀劃再加潤色包裝，卻樂見人們吹捧，樂見拍馬屁，樂見對他個人崇拜，而吹牛拍馬之風愈演愈烈，實際距離馬克思學說更遠。
依照何毅亭的看法，「人類最偉大的故事」發生在中國，「世界社會主義的中心」轉移到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完全能夠勝任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時代使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完全有理由冠名『世紀』的稱號，稱之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一切似乎都很美妙，卻顯現出最為關鍵的欠缺──
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樣本」，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中心」，其依據，並非這裡的生產力最發達，其生產力性質最為先進，而只是，這裡有世界上所剩無幾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這一制度，是在經歷了慘痛失敗之後，近數十年來依靠引入市場化、對外部世界開放，特別是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才顯現出活力。
現代的生產力性質，其特徵是開放，創新，非壟斷、非歧視性，而中共操縱經濟的方向，完全相反：要求別人對它開放，它對別人儘量不開放；它為創新性不足而焦慮，解決辦法是不擇手段地強取豪奪，美其名曰「市場換技術」，再就是或騙取或偷盜，其「創新」反倒是集中表現於這些無恥無賴行徑；它依恃權力，壟斷力極強、歧視性極強，無論自己的民營企業或外資企業，都身受其害。這樣一種狀態，不是生產力的自然表現，而是強化權力控制的扭曲狀態，它依靠的是一黨專政，依靠的是市場壟斷，依靠的是不平等狀態，其中哪裡有半點社會主義的影子，實際是最為惡劣的一種專制帝國的形態。
無庸諱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走向專制帝國，信仰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人希特勒與中國共產黨黨魁習近平心有靈犀一點通。
習近平一上來就聲稱，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這個話，點出前後兩個三十年的一黨專政體制不變，有其道理，但是迴避後三十年實際對前三十年的否定意義，表明了習近平堅持一黨專政、反對改革開放的本質。不過，前後兩個三十年，似乎簡單了些，尤其是後三十年裡經歷了大變化，籠統視為三十年，未免湮滅了其中的奧妙之處。
逐漸地，時間拉長為七十年，這樣，就可以看得更為清晰，即前後兩個三十年，中間夾著一個改革開放的十年。
這十年，因為開端為「文革」失敗，社會上下都有彷徨之感，左右都在探索之中，湧現過「北京之春」，也不時有寒流漫天而來。終究因為政治局面未能突破，改革停滯激起的民主運動更為徹底地淹沒在軍事政變及血腥鎮壓之中。由此，後三十年形成往回走的趨勢，並且這一趨勢在近十年裡加速強化而成為潮流。
中共接受市場經濟，本可以成為一大進步，但在一黨專政之下，以市場化滋養一黨專政的效應更為強勢，而市場化對專制社會的改造，反而受到強大制約。於是，中國呈現向專制帝國發展的勢頭，而非發展為民主國家──這一何毅亭所推崇的「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其實倒是令人擔心，中國共產黨正在引導著中國再度走向失去「球籍」的境地。
以馬克思學說的觀念來看，這意味著，「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共產黨宣言》所強調的核心信念，被中國共產黨所否定，表現為21世紀一股反文明、反社會、反人類的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