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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與習近平處理香港手法為何大不同

中共快速通過港版國安法,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彈。

中共快速通過港版國安法,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彈。有分析認為,港版國安法從審議到通過僅用不到兩周時間,凸顯習近平與其父習仲勛當年處理中港事務的行事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北京聲稱國安法影響的只是極少數人。但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形容,港區國安法是一國兩制的喪鐘。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認為,國安法並沒有經過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審議,更凌駕於《基本法》與本地法律,剝奪市民基本權利。

美國之音報導說,港版國安法通過標誌北京不惜以破壞一國兩制承諾,以及進一步加深與美英等主要西方國家關係的裂痕為代價,而全面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並致力於對香港實現徹底的政治轉變。

有分析認為,港版國安法從審議到通過僅用不到兩周時間,凸顯習近平專制的領導風格以及對異見毫不包容的態度。這與其父親習仲勛在1978年至1980年在廣東省任職期間處理中港事務的行事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為什麼習家父子兩代中共領導人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手法大不相同?

美國之音引述香港時事評論員、暢銷專欄作家陶傑的話分析說,中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國家。鄧小平統治中國的時候,說過改革開放100年不動搖,中共對外政策要韜光養晦。鄧小平過世後,新上台的領導人很快改變了規則。

鄧小平當時對香港人說的是50年不變,50年不夠再給你50年。但他死了以後,新上台的領導人和他的想法不一樣。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受到過中共迫害,他本人受過鄧小平排擠,性格和心理會留下創傷。他覺得自己已經退讓足夠。中共是人治,沒有辦法。中共的思考方式是和外面的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學者唐志學說,香港人改革開放最開始的時候,第一個碰到的領導人就是習仲勛。

習仲勛1978年至1980年曾在廣東省擔任過省委第二書記和第一書記。一到廣東就發現偷渡問題嚴重,發現中國很落後。很多人要離開中國前往香港。

1979年6月份,中央開會,李先念批評他和廣東的領導人,說他們沒有把工作搞好。習仲勛還做了檢討,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一是發展生產,要治本,要讓人活得更好;第二是愛國(黨)教育,讓人們信任四個現代化;第三個是抓所謂的蛇頭、做好堵截工作。

習仲勛感覺到可以通過特區讓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區搞好,也需要香港人來投資。所以馬萬祺、李嘉誠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習仲勛。

為什麼習近平和他的父親在處理香港以及很多問題上的態度、手段截然不同?

陶傑說,在中共的人治中,父親左兒子可能很右;父親很右,兒子可能很左。所以這裡面或許有叛逆心理。習仲勛當年在西北陝北這種地方沒有上過大學。但是他這個人性比較多一些,黨性比較弱一點。

陶傑說,習仲勛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他人性的那一方面浮現出來。而且到底是100多年前生的人,他小時候長大的時候可能是滿清末年,或者民國初年,可能早年受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響。但是現在中共的這一代領導人,完全沒有這種思想了。

責任編輯: 時方  來源:新唐人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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