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警到死囚，再由死囚到民警，這就是昆明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匪夷所思的一段生死經歷，至今，回憶起他仍心驚膽顫！
案情回顧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圓通北路40號，警方發現了一輛被丟棄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麵包車，車內有一男一女兩具屍體，昆明市警局刑事偵查支隊現場勘查後證實，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轄的路南縣(現為石林縣)警局副局長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警局女民警王曉湘，兩人身著便服，被人近距離開槍打死。
警方認定，殺人的兇器便是王俊波隨身佩帶的「七七」式手槍。槍枝去向不明。
冤起
1998年4月22日14時許，昆明市警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尋找失蹤的妻子王曉湘，卻被抓到昆明市警局。直到此時，他才知道妻子王曉湘被殺害，而自己成了殺人嫌疑犯。
在專案組，杜培武經歷了連續10天10夜的審訊，審訊的主要手段是疲勞戰：不准睡覺。
審訊一無所獲。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單位戒毒所，由專人看管起來。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測謊。他坦然坐在那裡，看著他們把一條條導線連接在他的身體各處。
提問：「你殺人了嗎？」
「沒有！」
結論卻是「說謊」。
一男一女對杜培武不厭其煩地測了一整天，最後的綜合結論是杜培武在說謊———換句話說，杜培武將被當作殺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
案件的審理由此轉入殘酷的第二階段。
從測謊的當天晚上開始，辦案人員給杜培武戴上了腳鐐，喝令他交待殺害「二王」的犯罪過程。他們用手銬將杜的雙手呈「大」字形懸空吊在鐵門上，吊一段時間後，在腳下塞進一個凳子，以換取杜的「老實交待」。杜不斷地聲稱冤枉，這又被認為是「負隅頑抗」，審訊人員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讓杜突然懸空，如此反覆……
這仍然不能令杜培武屈服。審訊人員又用高壓電警棍逐一電擊他的腳趾和手指。
那些審訊人員有的跟杜培武熟悉，他們在用刑的時候，冷冷地對杜培武說：「對不起了！」
這一幕並非發生在某個秘密場所，而是在警局的大院裡上演，杜培武早已變了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使得許多正直的警察不寒而慄，他們中的有些人後來挺身而出，作為指控秦伯聯等人刑訊逼供的證人。
酷刑下，杜培武被迫低下了不屈的頭顱，他開始「供述殺人的罪行」。
「為了不挨打，我不僅要按照審訊者的要求說，而且儘可能地揣摩他們的意圖。」杜培武說。
編好了「殺人現場」，「殺人槍枝」的下落卻苦了杜培武。他「交代」了一個地方，刑警們馬上就押著他去找，找不到就吊起來一頓毒打。杜培武絞盡腦汁想了一招————「槍被拆散，沿途扔了，扔到滇池裡去了……」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專案組的其中一個小頭目警告說：「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
從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沒有睡過覺，「跪在地上回答問題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這個時候我才能緩一緩，補充一下體力。」
其間，杜培武於199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他認為，從4月22日至7月2日一共70天被限制人身自由屬於非法拘禁。
這個時候，身為警察的杜培武已經不像樣子了：目光呆滯，步履蹣跚，兩個手腕和雙腳踝均被手銬、腳鐐吊爛、化膿，手背烏黑，腫得像戴著拳擊手套似的。
幾天後，杜培武慢慢緩了過來，他寫好了《刑訊逼供控告書》，交給駐所檢察官范顯忠，這位檢察官當著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幹部的面，為杜拍下4張傷情照片。這4張照片以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審：11名刑事偵查技術人員出庭作證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杜培武故意殺人案。律師為杜培武作了無罪辯護。
公訴機關指控杜培武的殺人動機是：「因懷疑其妻王曉湘與王俊波有不正當兩性關係，而對二人懷恨在心。」
令人關注的是，公訴方同時提供了偵查機關利用「高科技」手段獲得的證據：包括警犬氣味鑑別、泥土化學成分分析、「拉曼測試」(射擊火藥殘留物測試)等。稱其檢測物來源為昌河麵包車離合器踏板、油門踏板、剎車踏板上的泥土，與杜培武所穿鞋襪的氣味相一致；與其襯衫及衣袋上粘附的泥土痕跡、衣袋內一張100元人民幣上的泥土痕跡等為同一類泥土；在其所穿襯衫右袖口處檢出軍用槍枝射擊後附著的火藥殘留物。
據此，偵查和公訴機關認定杜曾駕駛過這輛微型麵包車並且開過槍。
或許是要藉以展示超強的刑事偵查技術力量，控方指派11名工程師級的刑事偵查技術人員出庭作證。
但是，兩位辯護律師卻發現了破綻————在警方的《現場勘查筆錄》上，僅僅記載了離合器踏板上附著有足跡遺留的泥土，並沒包括「剎車踏板」和「油門踏板」。那麼，這兩處的泥土從哪裡來的呢？
杜培武當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見的傷情，並強烈要求公訴人出示駐所檢察官拍攝的照片，以證明刑訊逼供事實的存在。但公訴人說，當時沒有拍過照片。
面對眼前的窘境，審判長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開庭。
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公訴機關弄來了一份《補充現場勘驗筆錄》，「補足」了原來沒有的「剎車踏板」和「油門踏板」的泥土記錄。
辯護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種嚴重違反程序、恣意「創造證據」的行為，恰恰說明本案根本就沒有證據！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訴人出示照片，這一次，公訴人說，照片找不到了。
見此情景，杜培武轉而對審判長說：「我還有他們刑訊逼供的證據！」只見他解開風衣，從褲子裡扯出了一套血跡斑斑的衣服，「這是我當時穿在身上被他們打爛的衣服！」審判長讓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糾纏這些問題了。」
在強烈的求生欲望驅使下，杜培武不顧一切地高聲申辯：「我沒有殺人！我受到了嚴刑逼供！……」
審判長火了：「你說沒有殺人，你拿出證據來！」
死亡倒數計時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腎臟賣掉，把錢留給睿睿，……本來，我想把眼角膜也賣掉，但我又想要留著眼睛，在陰間我要睜著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別是看到那些製造冤案的人遭到報應，受到懲罰。我始終堅信，是冤案總會查清的，只要天地還有公理，即使活著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後天地也會還我一個公道。]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一審判處杜培武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3月1日，審判長到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時說：「你現在把槍交出來，我改判你死緩。」
杜培武接過判決書，淚水模糊了雙眼。他都不相信事情真的會變成這樣。在無邊的絕望之中，杜培武仿佛聽到了「死亡倒數計時」的鐘聲。他開始不停地寫遺書，期待有朝一日，世人能知道他被冤死的悲慘經歷。
他說，死亡的陰影緊緊地抓住他。極度的恐懼使他經常從惡夢中突然驚醒。只要一聽到鐵門的響聲，他就會渾身發抖，以為要送他去刑場……
1999年10月20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據本案的具體情節和辯護人所提其他辯護意見有可採納之處」為由，終審改判杜培武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杜培武隨後被投入雲南省第一監獄服刑。
［我一個無辜的家庭，一半毀在罪犯的手裡，一半毀在司法腐敗的手裡。蒙冤之後，卻要把洗脫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兇的身上，這是多麼的可悲！]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機關破獲以鐵路警察楊天勇為首的特大殺人團伙案(楊等7人已被處決)。當楊天勇的保險柜被打開後，此前辦理杜培武案件的有關人員頓時驚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槍，赫然躺在保險柜里！
據楊天勇等人供述，1998年4月20日晚上8時，他與滕典東、楊明才三人身著警服，駕車來到昆明市郊區的海埂，見一輛昌河牌微型麵包車停在那裡，便自稱緝毒警察上前敲門，車內的王曉湘說：「我們也是警局的。」楊天勇用一隻「五四」手槍指著，要銬他們，王曉湘不讓，要打電話給局長。楊明才一把奪過手機，將王曉湘、王俊波銬在車上，楊天勇搶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槍，用該槍將「二王」打死……
2000年7月11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再審判決，宣告杜培武無罪。
宣判那天，辯護律師楊松被請到監獄做杜培武的工作。「也沒有什麼反常的情緒，只是默默地流淚。實在太冤了！」楊松說。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以刑訊逼供罪，一審分別判處昆明市警局刑事偵查支隊原政委秦伯聯、隊長寧興華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1年零6個月緩刑2年。
據法醫鑑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處因吊打而形成的傷痕以及外傷導致的腦萎縮，構成輕傷。
賠償也是艱難的，按照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的國家賠償標準，杜只能獲得不足3萬元的賠償。好在，真兇不到一年被抓獲，杜培武無罪釋放，又重新穿上警服。杜培武的人生經歷了由民警到死囚，再由死囚到民警的大逆轉。但他說，看到警察就害怕，新發的警服也不敢穿。
這位34歲的山東漢子，8歲時隨父母來到春城，1995年考入雲南省公安學校，與王俊波同在一個學員隊，王曉湘則比他低了一級。案發時，兒子睿睿還不到3歲。對於妻子與王俊波的婚外情，杜培武渾然不覺。
「恨她嗎？」「恨不起來。」杜培武拿出王曉湘的照片說，有時候，他會獨自到曉湘的墓前坐上一會兒，給她說說孩子的事情，告訴她兇手已經抓到了。「我想，她能聽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