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報》社論名義發表的文章《<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裡，針對整風鳴放為何轉成反右，寫下一句話：「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
反右到底是陰謀還是陽謀？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陸鏗先生的採訪中講到：我認為毛並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放長線，釣大魚」，而是估計形勢過分樂觀，所以發動大家給黨提意見。當然，毛預先也估計到有些人會發表反動言論，但認為那只可能是極少數，一發表出來必定會受到大家的反擊而陷於徹底的孤立，故而不足為患；殊不知一旦鳴放起來，批評反對的意見之多之尖銳，遠遠超出預先的想像，於是龍顏大怒，翻臉不認帳，於是就發動了一場反右鬥爭。
最近，讀《戚本禹回憶錄》，其中講到若干情況，印證了我上面的觀點。
戚本禹說：「反右派運動開始了，為了提供反右派運動的理論指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它不是原始講話。它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說法，毛的原始講話「當時提的是應該在全國搞民主，沒有什麼反右派，沒有什麼六條，沒有什麼釣魚，都沒有。反右派是後來根據整風運動中右派的乘機進攻的情況加上去的，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誠地希望大家幫助黨整風。主席說了，人們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有些不對的，也不要緊，不用怕。發表出來的文章把帶稜角的話都去掉了，這不是主席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全黨的意見。主席講話後，社會上出來那麼多言論，其中有很多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也許主席就覺得自己講話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種上報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動，但改了的東西不如原先的好。胡喬木改的較多，以至於後來胡績偉就揭發說，胡喬木亂改主席講話。但據我所知，胡喬木改稿是根據主席綜合了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後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的，不是他自己亂改的。」
戚本禹還說：毛主席的《正處》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鬆的氣候，出現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據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沒有經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麼事情都是先黨內後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後黨內了，一樣的內容，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然後才在黨內宣傳工作會議上講。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跟著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麼人都出來提意見……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在回憶錄里，戚本禹還提到江青說的話。戚本禹寫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島召開會議，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後來江青對我說過：『主席這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我給他講青島的事，他都沒有心情聽。'我問，因為什麼事。她說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不滿意。我在現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後黨內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麼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鬆的政治氣候。等這個氣候出來了，黨又把它消滅，還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於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裴多菲俱樂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這是一種黨內外夾擊的複雜局面。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的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那時，劉少奇是黨內已經認可的接班人，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點將到北京後不到兩年就擔任黨的總書記的，彭真雖然在延安時期就是很左的，但對於黨在延安時期的撥亂反正的貢獻是很大的，自那以來黨 大陸位也很高。還有大批同志跟在他們後面，也一樣對毛主席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
戚本禹講的這些情況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黃春秋》發表了一篇座談紀要，題目是「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關於《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參加座談的是戚本禹當年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共過事的幾位老人：逄先知、呂澄、沈棟年、王象乾，李公綽因體弱未能與會，通過電話表達了意見。在這篇座談紀要里，逄先知等對戚本禹的某些敘述進行了反駁，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這段話，實際上是證實了戚本禹的說法。
座談紀要說：「《正處》從講話到正式發表，時隔近四個月。自始至終是毛主席在親自動手修改，並廣泛徵求黨內意見，歷時55天，共改13稿。這中間中國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極少數右派分子以為時機已到，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毛主席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對《正處》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進了強調階級鬥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關於評判政治思想戰線上什麼是香花什麼是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就是毛主席修改《正處》講話過程中，於5月25日親筆加上去的，這是在他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表之後第十天，並不是別人強加於他的。當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請田於今午打清樣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說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條政治標準'。至於修改過程中廣泛徵求意見，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強調的。徵求意見的範圍也是他親自定的，包括：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當時在京參加會議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30餘人），外加田家英、胡繩、鄧力群。」
由此可見，逄先知等人也承認，在《正處》從講話到正式發表這四個月中間，毛澤東的思想確實「發生了重要變化」。正式發表的文本中，關於強調階級鬥爭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以及區分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等論述，確實都是原始講話里本來沒有，後來正式發表時加進去的，而這些論述確實「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這也就證明，戚本禹的相關敘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見，反右運動確實不是陽謀，因為在《正處》的講話里，毛澤東確實講得很開明，並沒有講到要搞階級鬥爭要搞反右派運動；另外，反右也確實不是陰謀，因為起初毛澤東講得那麼開明，並不是為了引蛇出洞，放長線釣大魚。從整風到反右，是毛澤東自己的思想發生了重要變化，前後不一；是毛澤東自食其言，翻雲覆雨，出爾反爾。戚本禹把毛的轉變過多地歸因於黨內高層（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的壓力，而逄先知等人則強調毛的變化並不是別人強加於他的。我以為後者更接近實情；這一點也可以從李志綏回憶錄得到佐證。李志綏在回憶錄里寫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緒很壞，「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後來毛還對李志綏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毛這句話等於是承認自己先前的估計有誤。這對於我們弄清楚毛髮動整風和反右的動機，應該也是一條很有說服力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