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浙江省湖州市的一個通訊設備廠光纖生產線上的工人在工作。
星期三(7月29日)，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在胡佛研究所的線上討論中，與歷史學家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對談，討論美國在當前的新冠疫情和民眾抗議浪潮中，如何應對全球挑戰。
科頓參議員指出，美國應該減少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尤其是那些與當前疫情以及與安全和健康相關的產品，比方說醫學用品，藥物，口罩，和其他防護性設備。」
科頓還表示，其他行業同樣也不能再依靠中國，「比方說下一代通訊設備，先進電腦技術，人工智慧，半導體，等等。所以，的確需要打破對中國生產鏈的依賴，很多生產線我們需要帶回美國……我們不能依賴任何國家。歷史是一清二楚的，疫情當前，沒有哪個國家會願意無償放棄自己的關鍵產品。」
彭博新聞社不久前刊載名為「認為與中國脫鉤太困難嗎？再想想」的文章說，美國企業要開發新的供應鏈條，或者建立新的消費群體，需要花費時間，「不過，中國方面同樣需要花費時間來另起爐灶。」
該文說，中國曾經被以為是美國企業的希望之地，是利潤豐厚、不可或缺的未來市場；但是，隨著美中關係緊張升級，全美的執行長都在面對一個幾年前不可想像的現實，「這就是，中國可能不再是一個實現利潤和進行製造的可靠來源。」
科頓參議員還說，並不是說美國在製造上完全不能依靠別人，「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與盟友合作。藥品方面，日本，義大利，丹麥，奧地利等，都是友好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我們一方面把重點放在國內，另一方面就是與友好國家交易，而不是與企圖取代我們的國家交易。」
彭博新聞社的文章說，一些公司已經成功找到了中國的替代。例如，儘管蘋果公司仍然嚴重依賴中國工廠生產iPhone，但三星電子現在在越南生產的智慧型手機占了一半以上。
此外，運動服公司阿迪達斯也已將它在中國製造的鞋類產品的比例，從2010年的39％大幅降低至2019年的16％；與此同時，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生產比例，從2010年的53％躍升至去年的71％。
該文章說，事實上，中共也一直為擺脫對西方的依存而架橋鋪路，「北京的決心甚至還更大。中共外交和經濟政策的核心要素，從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帶一路』倡議，到補貼豐厚、政府主導的工業計劃等，部分目的就是要減少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沒有理由相信這種趨勢會逆轉。」
《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不久前在「準備美中脫鉤」的文章中指出，對西方而言，新冠病毒加速了這一過程，因為它為重塑戰略物資生產提供了合理性。
該文指出：「例如，日本剛剛撥出22億美元，以幫助把生產線從中國轉走。新冠大流行也直接和間接地在中美之間本已很長的摩擦清單中，再添衝突，這包括從新冠病毒的責任問題，到北京一意孤行結束香港的一國兩制在內。」
美國托列多商學院榮退經濟學教授張欣博士說，雖然產業調整會增加很多成本，也需要進行政治和經濟的權衡，但是，「美國製造業應該重振。否則的話，長期依靠國外，美國損失的不單是製造的能力，更是它的整個中小企業和相關的企業家階層都會不復存在。」
《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還說，事實上，美中脫鉤置身於「去全球化」的大環境中；而去全球化已經發生了十年以上：國際貿易在新冠流行之前已經停滯不前；2018年的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也比2007年的頂峰時期減少了70%；美中關係在習近平上台後變得更加針鋒相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