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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人丟失信仰的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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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制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蘇聯的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失落、流失、頹敗和瓦解開始的。造成信仰破敗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這個信仰體系與現實的脫離和它本身內部的矛盾和乖訛。

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訛,並不意味著它就此會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實上,在強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誕已經暴露無遺,人們還是會認真地互相欺騙、假裝相信它依然是未來的希望。然而,大多數人能感覺到那種空洞和荒誕,足以讓這個信仰在他們眼裡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神話的「笑話」。笑話的實質是「乖訛」(incongruity),康德為乖訛的矛盾本質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誕的東西(也就是說,人們無法對它得到滿意的理解)」。

蘇聯人無法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領袖人物的罪行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造成的幻滅感。

蘇聯人對信仰發生動搖,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赫魯雪夫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報告披露史達林統治的殘暴和黑暗秘密,對後代蘇聯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蘇聯人(蘇聯的「60後」)和東歐人有著長久的「喚醒」效應。

正如一位過來人所說的,「猶如頭部被榔頭猛擊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詩人和作家帕維爾·科胡特曾經是一位堅定的史達林主義共產黨員,他28歲時知道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覺得「再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讓許多人陷入了極度的精神恐慌,齊澤克(SlavojŽižek)對此寫道,赫魯雪夫的講話「搖動了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程度達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們都陷入了暫時性崩潰。有十幾名忠誠的史達林追隨者因赫魯雪夫的講話而變得失常,甚至需要醫療救護。其中,波蘭共產黨的強硬派總書記貝魯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臟病發作而猝死;史達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數天後開槍自殺」。

這是最初發生在蘇聯的意識形態幻滅,也是蘇聯人對馬克思主義三重信仰危機中的第一重。這三重危機會同時存在,它們各自的影響範圍和程度會隨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形成不同時代或不同階段的信仰危機特徵。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領袖人物的專制暴虐、言而無信會讓人們普遍感覺到錯愕、驚慌和恐懼,也使他們陷入一種被出賣和背叛的痛苦絕望之中。

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統治的領導人(如史達林和貝利亞),他們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敗壞使得馬克思主義事業失去了民心,毀掉了它的正當性。赫魯雪夫對秘密報告破壞共產主義信仰的後果顯然估計不足。戈巴契夫在回憶錄里記敘,匈牙利黨的首腦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聽說了赫魯雪夫的報告後,對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說:「你們不能這麼做,不能這麼著急。你們黨代會裡發生的是一場災難。我不知道它會在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裡帶來什麼」。

拉科西預感到的就是一場信仰危機的災難。一旦領袖的醜事被披露,便猶如精靈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關進瓶子裡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響」。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再史達林化」也終究不可能消除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長久影響。雖然赫魯雪夫後來試圖用允諾20年實現共產主義來補救共產主義信仰所受到的損害,但始終無效,蘇聯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過程,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民心,再也難以起死回生,而整個官僚體制也因為喪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錢崇拜和擁權自肥的腐敗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滅很難長久地停留在只是對少數領袖或領導人的失望層次上,因為它遲早會引起人們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在蘇聯體制中會湧現這麼多,這麼自私貪婪、窮凶極惡、寡廉鮮恥的虐待狂人物,不是個別,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就似乎已經察覺到,蘇聯秘密警察「契卡」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制。捷爾任斯基說,為契卡工作的只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傢伙……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純淨……只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

前蘇聯將軍,曾在葉爾欽總統任期內擔任俄國總統特別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警察(NKVD)軍官里只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蘇聯間諜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維爾·蘇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給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嘗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

不僅是間諜或警察,其他人員的提拔也是一樣,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 Brezhneva)寫道,「官方不斷強調要粉碎『人民的敵人』,喚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為青年人的楷模,他們不僅經濟上有好處,還能得到升遷。」高尚的理想與陰暗的現實

造成馬克思主義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視為理論與實踐的極大脫節。

史達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使得無數蘇聯人,包括蘇維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為血腥鎮壓的對象和受害者。苦難是最好的清醒劑,也是最好的現實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與陰暗的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越來越多的人對蘇聯制度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產生疑問。

在蘇聯進行殘酷統治的是一個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別暴戾、殘忍、冷酷的人開動和維護的鬥爭絞肉機。那些特別崇尚暴力的人們一旦開創、建立和維持了一個他們想要的制度,這個制度便會自動挑選那些與其一致,會不擇手段保證它不斷維持統治的幫凶和投效者。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續機制。

開創者與繼承者的傳承關係是在制度的同質延續中建立的,民眾對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會成為對這個制度的失望。美國歷史學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貝利亞:史達林的第一副手》一書里指出,史達林時期的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為貝利亞是蘇聯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史達林時期蘇聯制度的本質了」。捷克作家和學者彼得·哈盧比(Peter Hruby)說,「每個國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會成為罪犯的人。在極權專制國家,這樣的人機會最好。他們不僅有機會得意發達,而且有機會為服務於偉大事業感到自豪。」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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