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棍貝利亞官運亨通是因為有史達林賞識他，史達林這樣的領袖才需要貝利亞這樣的副手。艾米·奈特對此寫道：「史達林和他的副手們做決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慮蘇聯人民。讓這些統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們都極端鄙視個體的人，都毫不心軟地殘害人民」。一個制度與它的領導人和主要運作者的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體現在這些人身上的邪惡和腐敗一定會對這個體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
造成馬克思主義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視為理論與實踐的極大脫節。蘇聯史專家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指出，「蘇聯社會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造就群體意識、建立公民與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把群眾當作能夠做抉擇的負責成年人。」但是，蘇聯社會裡充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迫害政治異己的暴行，毫無正義可言。人們生活在害怕被出賣和背叛的恐懼之中，彼此或與領導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難有信任。政府更是對民眾頤指氣使，把他們當不懂事的兒童或弱智來對待。強權統治「背棄了所有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理想，而代之以一個無處不在的、無以復加的謊言體制」。
波蘭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他之所以對共產主義幻滅，就是因為痛恨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個謊言，他說，「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飢餓，如果這些不是被謊稱為自由、正義、幸福生活，會更加容易忍受一些。」壞事本來就夠壞了，把壞事謊稱為好事，那就更壞了，更讓人懷疑和不相信謊言的宣傳。蘇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伊高·康恩（Igor Kon）也指出，共產主義理想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嚴重不符是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
他寫道：「造成蘇聯帝國崩潰的原因包括蘇聯人的心理危機。這種危機從1970年代就已經纏上了蘇聯社會，1980年代終於將它拖跨。冷漠、犬儒主義、酗酒……都是蘇聯崩潰的（民心）因素……戈巴契夫的改革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它的設計師低估了蘇聯社會憤怒的程度，自從蘇聯的意識形態神話破產後，這種憤怒便已經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
信仰與偽信仰
蘇聯制度的一個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由外來威脅所造成的。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逗樂的笑話。
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第三重信仰危機是因為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蘇聯信奉的主義本身有缺陷，並無法通過它自身來克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共產主義失敗是「自我毀滅」的結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毀的。
他寫道，「觀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後來崩潰的種子。這個結果早已在共產主義觀念里等著發生了……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別人殺死的。它自己慢慢爛掉了……讓人們看清不過是一個徹底平庸、極端簡單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也許能激勵我們去犧牲，有高尚的行為，但也是靈魂的鴉片，令人神智不清……隨著這個理想所助長的醜惡現實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們面前，它也就乾枯死亡了。」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史達林主義實踐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產主義信仰被蘇聯人拋棄，要為之擔負責任的不僅僅是史達林或貝利亞的個人暴行，甚至也不是史達林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而是共產主義本身。用彼得·哈盧比的話來說，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紐帶便是二者都「信奉無情殘害的階級鬥爭」。霍蘭德對階級鬥爭有類似的看法：「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制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爾·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級領導反思道，蘇聯比德國（納粹）更邪乎，因為「它欺騙地利用了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而納粹則畢竟還未如此」。英國作家、政治評論員大衛·普賴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認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蘇聯，「其他國家沒有像蘇聯這麼自我傷害的，殺了這麼多自己國家的人民」。蘇聯當然並非是唯一如此的國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來推行的迫害和殺戮，它的對象不僅是「敵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戰友，甚至連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
喬治·奧威爾在討論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時認為，曾經是黨員的凱斯特勒對「革命」就經受了這樣的幻滅，「革命本身就是個腐敗的過程。……不光『權力導致腐敗』，獲得權力的方式也導致腐敗。因此，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大清洗）的審訊室；列寧導致史達林，而且假如列寧活著，他也會跟史達林一樣」。
波蘭哲學家和思想史家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蘇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人們看清了這一點，便不可能再把它當作對現實生活有指導意義的信仰。他寫道，「馬克思似乎在想像，只要消滅了資本家，全世界就會變成一個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機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類就不再會自私自利，就會從此和諧地共同生活。」
霍蘭德則指出，一個政權靠著烏托邦式的理想來支撐，並以它的名義實行高度集權，這樣的制度要比既無須烏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權的體制不穩定得多，它需要不斷用暴力維持穩定，越使用暴力，實際上越不穩定。蘇聯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穩定，道理即在於此。這是蘇聯制度的一個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由外來威脅所造成的。
以為政府權力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們的信仰，全都管制起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的觀念。波蘭裔美國籍學者理察·派普斯（Richard Pipes）認為，這種讓人厭惡的管制方式最終成為蘇聯人厭棄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指出，這種管制式統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規範起來，營造一個取消道德選擇和差別的社會環境，代之以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徹底和諧」。這樣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來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為具有政治含義的反抗。
蘇聯政治笑話許多都不是針對政府、政黨、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對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謔戲回應，正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被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所管制的，所以對它們的謔戲也就成為對這一權威的冒犯和不敬，成為政治性的笑話，其中也包括那個他們裝作相信但實際上已經不相信的信仰。
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逗樂的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