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童千載仰風高（注一），壯士須死志未消；
牆外芙蓉牆內血（注二），紅染錦水浪更高（注三）。
此詩腹擬於1964年4月，難友周居正被殺於四川永川縣新勝勞改茶場當日。我不得不想起他和懷念他……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於1930年。1945年在武勝縣就讀師專時即參加中共地下組織，當時還不足十六歲。1948參予和領導反蔣運動和「組織民變武裝」被捕，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監獄，與《紅岩》作者羅廣斌、共產黨員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慶市委機關離休幹部）等同囚一室。
這麼一個為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赤膽忠心」的革命者，1964年春，竟被「她的母親」共產黨以「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殺害於四川永川縣新勝勞改茶場。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00年重慶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紅岩忠魂》，在倖存者人員的名單中，仍稱周居正為「志士」。歷史啊，你叫我們怎麼訴說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黑與白？只能說不明，道不白，一筆糊塗帳。
1957年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時年二十七歲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慶市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員，對空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他堅信不疑，執鞭課堂向中下層黨的幹部大講特講馬列主義原理，視毛澤東為「偉大領袖」，相信他一切騙人的鬼話，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所以在「大鳴大放」中向黨捧訴心曲，結果被劃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四川省勞改局所屬的「415」勞教築路支隊勞改。經過近5年漫長時間的飢餓、勞累和難言的凌辱與折磨，終於在19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勞教，但仍不能回家與妻兒老小團聚，做正常的平民百姓。而是作為「三類人員」（即勞改、勞教、就業）強行安排到位於四川永川縣的新勝茶場（簡稱「勞改營」）「就業」。他性格內向，喜歡寫作。不但研究馬列主義著作，還研究漢文字改革。在勞教期間曾寫過數萬字的「漢字改革方案」建議，寄給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若不是「階級敵人」此書早已出版問世，大賺了一筆稿費。
就在"解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勞教築路支隊留下幾名"解教"人員在廣（元）旺（蒼）鐵路沿線處理善後賠退工作，他是其中一人。他和職工三隊留隊就業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橋維修築路損壞的民房。在中間休息時，大家在一起烤火，抽菸，閒聊，各自擺談了自己被錯劃為右派後的不幸遭遇，也談了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以及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災害」、餓死人等問題的看法。誰知這些「吹殼子」的「龍門陣」後經人舉報，竟成為「惡毒攻擊黨和毛主席『三面紅旗』」的「罪惡」，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牽連的人越來越多，竟成為全省以致全國的驚天大案：「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先後被捕數百人。冤案的發生地——四川省公安廳勞教築路支隊，當時一片「赤色恐怖」，隊隊戒嚴，人人過關，抓人逮人隨處可見。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淫威壓迫下，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立功受獎」的協迫誘導下，被關押的「右派」們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與思維，把「同是天涯淪落人」的69難友送進了監獄，周居正也從新勝勞改茶場抓了進去，還羅織為首犯。築路支隊的獄官們不少人立了「大功」，黃袍加身，妻貴子榮。經過一年多時間的關押審訊，最後按照逼供信的原則結案，對供認的或是基本供認的定為「反革命」成員。其中周居正、楊應森（右派，原滬洲軍區中尉教官，共產黨員）兩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分別殺於永川和灌縣；魏昭（南下幹部，中共黨員，曾任重慶市九龍區政府衛生科科長）、陳仲偉（右派，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技術員）、廖廉康（右派，原簡陽機制磚瓦廠醫生）三人，分別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刑；彭恢榮（右派原健為縣糧食局會計）、楊全松（右派，南下幹部原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朱文安（右派，原四川什邡縣，單位職務不詳）冉茂涵（右派，長壽縣小學教師）等四人，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長）等14名人，分別判處十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檢法機關處理判決。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獲得「平反」，成為千古懸案。
我是「415」著名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當然涉入其中，所幸活了出來。1962年我外逃西北，後通緝歸案。1963年陝西解押回蓉，作為重犯與周居正、楊應森、魏昭、冉茂涵等關押於四川省公安廳梓童巷看守所，還先後和他們同關在一個牢房。在周、楊兩人被判處死刑後，黨為了「挽救」和「教育」我，還將我與楊應森打入死牢整整兩個多月。那日子真叫怵悚驚心，恐懼萬分，成日腳鐐叮噹，刺刀逼眼，夜來探照燈在頭上晃來晃去，每隔一小時警衛便來查侖，風聲鶴唳，非文字所能表達。一天我們冒死仍唱電影《夜半歌聲》的插曲：「誰願意做奴隸，誰願作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的熱血第泊爾河奔流……」，當然引來一陣暴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