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被《人物》那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洗版了。文中以豐沛的細節、真實的筆觸，讓人感受到這種算法驅使下冒生命危險爭分奪秒的日常生活，竟是如此殘酷。
像很多人一樣，讀完我也頗多感觸，但我畢竟沒有做過這樣深入的調查，也難以置喙。不過剛才有人問起：
昨天人物公眾號發了關於外賣騎手的文章，遊戲研究社公眾號今天剛好也發了關於音樂區衣著越來越暴露的文章。這兩個現象的背後除了資本剝削，用戶貪婪這些共同的聯繫外，是否意味著在資訊時代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新的社會矛盾萌芽？除了我理解可能存在勞動者異化，人們還會有哪些可能的變化？
這我覺得還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雖然自己的想法未必成熟，但也不妨寫個短評，供大家一起討論下。
在這件事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外賣騎手的弱勢。這種弱勢是多重意義上的：對資方的弱勢（「如果你不做，做的人有的是」）、對顧客的弱勢（不耐煩的消費者只要求快，不接受什麼理由）、對餐館的弱勢（餐館不著急燒好菜，反正它已接到訂單），以及，難以發出自己聲音的那種弱勢，以至於直到有媒體關注、發出這樣一篇深度報導，才激起一些浪花。
但這之所以引起人們的共鳴，的確並不只是因為外賣騎手的處境而已，實際上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同樣「困在系統里」。豆瓣上有一位做社會學的queenie就很自然地代入了自己：
今天這篇講外賣騎手的爆款文，每個字讀著都感覺特別熟悉：被大數據控制的騎手，就像是被教育部評估體系量化的我；算法推薦了錯誤的路線只能逆行的騎手，就像是被科研考評逼著灌「水文」的我；商家出餐慢，跟商家吵起來的騎手，就像是強忍著跟期刊編輯扯皮的我；手機里導航語音跟外賣系統語音打架的騎手，就像是被塞了十幾個互不兼容還必須用ie的基金申請界面的我；正騎著車忽然被「微笑行動」要求自拍的騎手，就像是獨自上網課還得給教務處提交多角度自拍的我；騎手的評價等級，就像是職稱體系和學者「帽子」。
每個人也許具體處境不同，但都需要面對自己的一套「系統」。社會學家GrahamHodges在《計程車！紐約市計程車司機社會史》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就說：「中國和紐約計程車司機都不幸地擁有的一個共同特徵：他們大多數是囿於一個不盡人意的計程車租用體制內的窮人。」他在書中更明確指出：「計程車司機孤立無助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明顯缺少組織。」
這意味著，弱者會陷入一種難以掙脫的困境。的確，《人物》的這篇報導激起了公眾討論，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關注這個問題，而餓了麼顯然將這視為一次危機公關，迅速發文表示，將修改版面，增設功能，「你願意多等5分鐘嗎？」
這固然也算是新聞報導的力量，但外賣平台的這種反應本身卻就是相當雞賊的，它以表面上的響應，將問題的責任推到了消費者身上。這樣的改變其實無濟於事。因為如果內部評估不改，那也就是把願意多等5分鐘的顧客的外賣往後排，代價轉移給了善意的人——在這樣的系統改變中，表達善意者反倒也變成了弱者。
現實是，如果大部分消費者還是以「快」作為單一考核標準，那麼誰快誰就能勝出。「消費者」作為一個群體，本身也是無組織的，即便30%的人願意多等5分鐘，剩下70%的人仍能決定系統繼續朝冷酷無情的效率演進。但最終，消費者也會是輸家，因為美團已經快一家獨大，等它壟斷市場後，消費者也就失去了博弈的籌碼：美團現在怎麼壓榨員工，以後也就會怎麼壓榨消費者。
耐人尋味的是，還有一種聲音認為，報導發聲看起來以善意推動了改變，但其實卻只是無用的「聖母」：「你知道嗎？當你用這篇轉發為被剝削的外賣小哥發聲時，有多少福報廠的碼農即將開始為新的發版而準備通宵加班，他們恰巧是網際網路猝死的第一梯隊。你不知道，你只想轉發增加參與感，你只在乎你自己。」
撇開這番話中的道德憤懣不說，這意味著一個難以解決的困境：試圖解決一部分弱者的問題，結果卻給另一部分弱者造成問題。奇特之處在於，這看起來既是極其保守的（系統雖然不如人意，但其改變牽一髮而動全身，都會傷及無辜，還不如不動），又是非常激進的（小打小鬧已經無法解決，只有徹底改變）。這其實是中國社會反覆出現的痼疾。
我其實也不知道順著這樣走下去，未來會出現什麼樣的社會形態，但有兩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系統」有自己本身的邏輯，且具有強大的慣性，不會輕易改變；二是它將在「市場」上沿著阻力最小化、效率最大化的路徑演進。
正因此，我不相信單一的事件就能「一次性」地一勞永逸解決這個問題，不管是報導發聲、拒絕外賣，都不可能做到，然而儘管如此，這卻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雖然這沒能徹底解決問題，但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問題在於有沒有力量能持續地施壓，在博弈中為弱者爭取利益？否則那不過是一陣風。
這並不僅僅是網際網路時代才出現的新問題。中國傳統社會就常被說成是「一盤散沙」，而近三四十年個人主義的興起，一方面讓個體從原有的社會結構中脫嵌出來獲得了自由，另一面，無組織化的分散個人卻面對著依靠技術日益強固的龐大系統。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無法單靠自己手中的那一點籌碼爭取到多大利益，或即便爭取到也只是個案，並不能有助於其他人。
面對這樣的處境，從歷史上看，有三種演進可能：一是依靠公權力來「主持公道」，但最終會發現，它其實也是一個有著自己特定利益的「系統」；二是社會的自組織化，不同利益團體在一套中立的框架下，通過複雜的博弈、交易、妥協，為自身爭取利益；三是自我邊緣化，即對這些系統完全失望，變成游離其外的一分子——這看似是撤出，但其實也是博弈。
中國的歷史路徑多是第一種，我希望是第二種，但也許對很喪的年輕人來說，第三種最為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