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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懺悔還不夠 應當認真深思造成悲劇的根源

—一個普通人的啟示

作者:

在一家醫院太平間的門口,我和死者李興華二十七年前的領導——一位軍隊老幹部握了手。來向遺體告別的,只有我們關係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淚說了這麼一句:「如果從前我們不把他調到文藝界,還在您那邊,他大約不至於落到這個下場。」那位同志默然不語。

死者27年前調來的時候,原是天安門前警衛部隊的幹部。他出身很好,歷史純潔,19歲進解放區,很快入了黨,參了軍。他調來的時候才26歲,身穿一套厚墩墩的棉軍服,顯得泥土氣撲人。他一來就趕上《紅樓夢》批判運動、反胡風運動和肅反運動。他雖然是個編輯幹部,可凡是那些搞專案、審訊性談話,或單位里專別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頭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調跑腿,都不辭勞苦。他的心是純潔的。他幹的一切,他都認為符合真理,是應該乾的。

在反胡風的運動中,他除了積極參加鬥爭,還寫了批判胡風集團的文章,因為當時他認為胡風集團里的人真是什麼反革命。到後來,我們《文藝學習》編輯部發動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意見分兩派。他認為否定這一作品的意見沒有道理,於是他到處奔跑組稿。當時刊登的討論稿件大部分是他奔走的。我們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次小小的討論,會引起上層那麼大的注意。當大家知道了上邊來的那幾句「誰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的話之後,各個都感到鼓舞。特別是李興華,他簡直跳起來了。那些天他每天處於極度興奮狀態,嘴裡不停地在議論。一會兒笑呵呵地說:「想不到中央還看我們的刊物!」一會兒又猜測:「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過沒有?」那些天,機關里傳達有關指示也特別勤,老在責備下邊不放,責備「太守」以上的幹部不積極。我們是基本做到了「傳達不過夜」的。記得有一次傳達完了,李興華聽過,動情地說:「聽聽!說話到這樣,簡直就覺得是在我們身邊拉著手囑咐啦,是耳提面命。咱們再不干還是人嗎?」他過去只是個偶然應本刊需要寫點補白小文章的編輯,從這時起,他真正關心起文藝界的思想動態來,參加外邊的討論和活動。大約也是從這時起,他眼界日開,在思想上排除了一些違反文藝規律的限制。而這一切,他自覺是為了黨的。

真是誰也想不到的風雲變幻,《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作者竟變成了右派。還有,「丁陳反黨集團」的提法,本來已經準備撤銷了,後來忽然在新形勢下定了案。事先有領導同志找我問過,問我們編輯部有沒有那集團的人。我雖然知道李興華是陳企霞同志的學生,但想來並無太深的關係,就回復沒有。事後才知道他和陳企霞同志一直過從甚密。我急了,問他:「你為什麼還這樣?」他說:「為什麼不能這樣?我覺得他是好人呀,他沒有反黨呀。」我聽了這話,不由得心裡一驚(到底我是比他老奸巨滑得多),心想,說這種話,不得了。弄不好,恐怕大家都要糟。

後來,果然都挨批了,都要檢討。我們這些老於此道的,還能夠「挖掘」一番,找一番「思想根源、階級根源」,說得聽者儘管照例批判「不深刻」,卻總還能賺一句「比上次有微小進步」。李興華卻完全不會。當然他也得承認錯誤。可是他的檢討只是聲音很響,連連扣大帽子,所分析的思想過程卻全不是那麼回事,叫人一聽就是「沒有接觸思想實際」。總是通不過。他曾有一次在會後向我表示苦惱:「到底怎麼檢討啊?是不是我的檢討技術不行?」我怎麼說?教給他如何編檢討?我這時已經感到這個淳樸的人將遇到危險,說不定比我更危險。

後來到1957年底,所有的右派都定案了,我們編輯部也被解散了。幹部都調走或下放勞動了。他竟然沒有被劃成右派。我心裡暗自代他慶幸,總算闖過了這一關。至於我自己,先是「戴罪立功」,一面自己被大會批判,一面回編輯部主持批判別人。當編輯部的同志們都走了之後,我因病延遲了下鄉日期。就在這個空檔里,忽然有一天,機關領導找我去通知李興華:經過各單位最後「平衡」,考慮到別的單位像他這樣的已劃成右派,為了統一,應把他「平衡」成右派。聽了這個決定,我呆了,我不敢冒那看來也起不了作用的風險,沒有表示反對,一句話也沒有說,立即執行。我們的編輯部已經沒有了,在機關的一間空屋裡,我把李興華找了來,像宣讀一件公文一樣地向他宣布了這個決定。我沒有增減一個字,完全是原話,說的是「平衡劃成右派」。我不敢看他的臉,宣布時兩眼只是看著他的腳,看見他穿著一雙黃皮鞋和深灰色尼龍絲襪。這雙鞋和襪子長期留在我的記憶里。後來停了好久,他發言了,我才偷偷拾起頭來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見他的臉差不多完全沒有表情,沒有悲哀,沒有恐懼,也沒有憤怒,只是冷冷地像聽一件平常調動工作的決定似的,說道:「是這樣嗎?那我……我就只有接受了。我沒有意見了。」只有三句話——他平時是一個很能說、感情極易衝動的人。就這樣,這個少年入黨的革命軍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黨籍,變成了「按人民內部矛盾對待」的敵我矛盾。

我後來也下了鄉,我和他是分別下放在相鄰的兩個縣。我們編輯部有好些人都下放在這兩個縣裡。我擔任下放隊長,除了勞動,還有點了解大家思想情況的任務。到下半年,我就借了解情況為由,到他們那個縣走了一趟,好看看大家。

我也到了李興華這一組。去之前就已經聽說,他表現不好,又犯了錯誤。這樣,本來在農民裡面並沒有公開他的「右派」身份,現在決定予以公開了——好叫農民也來監督他。

我心裡始終覺得我對他不起,他本來完全是個左派,怎會成了右派?我說不清該怪誰,總之我有責任。到了這個村,見他之前,我也打聽了一下他犯的是什麼新錯誤,大致是生活上要求自己太差,下飯時買鹹菜買了村里最好的八寶醬菜,認罪態度不好,說話時趾高氣揚,還仿佛自己是個革命幹部,就是這。反映他這些錯誤的也是我們原編輯部的同志,原來蠻好的人,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李興華呢?當時我心裡十分生氣,一點不能原諒他。但是有了後來「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之後,我對這個同志完全諒解了。他當然也是認為上級既已決定「右派」確係敵人,就應當盡力打擊敵人的緣故,正與李興華本人過去努力想破獲所謂胡風集團案件的心理一樣。

在那個村於里,我又是在一間空房裡和李興華會面。我坐在一條破板凳上等著他,見他遠遠地來了,形容憔悴,和以前有些飛揚跋扈的模樣已經大不相同。見了我,他低著頭說:「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實在無可告慰,只好打句官話:「今後要注意改造。」他卻愁眉苦臉挺認真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改造才好。」這可叫我怎麼說呢?想了想只得告訴他:「今後你除勞動外就注意低頭走路,少說話,在吃飯上儘量別吃好的,多吃壞的,也就是一種改造了。」他聽了這兩句「勖勉」的話似覺茫然,又問:「就這個呀?」我回答:「就是這個。」他看了我好久,似乎也明白了我來的意思,把我那兩句話重複了一遍,誠懇地向我說了聲:「謝謝您!」就告辭了。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條農村的小巷,看著這個人顯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見時那個厚墩墩的樣子,忽然悲從中來。我在這四顧無人的破屋裡沒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聲哭了一場。

下放結束之後,他又被派到柏各莊農場去勞動了兩年,然後才摘了帽子,分往寧夏工作。在去寧夏之前,他回到北京,又來看過我。說起在農場和許多老工人相處,老工人都待他很親,悄悄問他:「到底你犯了什麼錯誤?」他只能回答:「是很大的錯誤。」別的什麼也沒說。看來這幾年生活是把他錘鍊得懂一些為人處世之道了。可是,後來他又說,在這次摘帽子的時候,農場領導同志向他祝賀:「又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了。」他當時感覺到:自己從來就是在人民的隊伍里呀。所以對於現在的「又回到」人民隊伍,倒也不覺特別激動。「但是,回來了,總是好的。」這是他當時的話,當然還是有些高興的。我當時心裡就直覺到,只怕他仍然是太天真了一些。他無法想到後來「摘帽右派」的稱號要長久跟著他,跟別的運動不同,二十幾年不許甄別,不得平反。老實說,就是當初為「平衡」而確定補劃他為右派的人,恐怕也未必想得到會這樣啊!

後來他從寧夏來過信,想申訴當初劃右派實在冤枉,又想申請重新入黨,要我幫助參謀。看來是又懷抱著希望了。我沒有可以寬慰他的主意,只得覆信勸他忍耐,叮囑他千萬不可申訴。

所幸寧夏的同志對他很好。他在寧夏仍然在文聯工作,仍然當編輯,而且比較受重視。我想,在滄海橫流的年月,寧夏的這些同志,實在是應該表揚,而且我們應該為有他們而感到欣喜和安慰。

「文化大革命」中,寧夏文聯按照全國一致規格被砸爛了。他到了寧夏火柴廠當幹部。他曾出差去東北採購木料,路過北京。這一次,我看他可真是意興闌珊了。關於形勢,關於文藝,他都搖頭不再談,也不再說個人申訴和平反的事。只說:「我就這樣做火柴廠管理幹部,也可以度此一生了。」「文化大革命」要求每個人忘記自己的本來面目,許多百戰英雄、世界知名之士都得如此,何況於他?

熬到「四人幫」粉碎之後,經過多年鬱鬱寡歡,他已經患了癌症,來北京治療。同時還積極辦自己申訴和平反的事。我第一次見他是在醫院裡,他才開了刀,身體很虛弱。他的妻子背地裡在流淚。但是他卻很少談疾病,更多的是自己扶病執筆寫申訴材料,抱著信心讓妻子代為排隊去有關領導機關申訴。在中央沒有決定右派改正之前,他就很放心地認為這次申訴大概會成功,不大焦慮此事,甚至和人開著玩笑說:「就是右派也是中國的右派。」他後來胃大部分切除,還要不斷做那個使人難以忍受的化療,沒法吃飯。別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是只能按月計算的了,我想他自己也會知道。但當同志們去看他的時候,他仍然談論文藝界的形勢,談論作品,代別人看稿子。在改正之後,他甚至想上班工作。別人眼見他一天天向死亡走去,可他每天都告訴人:「我挺好。」直到死前一個月,他已經不能進食,一天只吃一點流質,但卻在奮筆疾書,寫他的中篇小說,有時熬到夜裡一點。這時候他已經知道自己活不過幾個月,不可能看到作品的出版了。他的創作活動是直到他死前八天才停止的。而在死前一天晚上,還在囑咐家屬把改稿抄清,以便他能再看一次。

這樣一個極普通而單純的、也曾努力搞過運動的黨員。並無豐功偉績,也沒有招惹誰,進了文藝界,卻遭到了這樣的命運。這不能不說是個悲劇。他死後,我一直在想,怎麼會產生這樣的悲劇?製造這個悲劇的人中間顯然有我一個,可是我並不想這樣。別的人,恐怕也一樣。我並不願意這樣做卻還是做了。這可以算作盲從,可是這盲從卻造成了慘痛的結果。盲從者怎不感到傷痛和懺悔呢?光懺悔還不夠,應當認真深思造成悲劇的根源。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思痛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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