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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漢奸賣國賊?十多億人都被矇騙了!

—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二類漢奸中國共產黨

中共以「不要求收回蘇聯占據的中國領土」之賣國承諾,接收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繳獲的一切日軍的武器裝備,接受了蘇聯的大量物資,並得到了蘇聯迫令其歐洲附庸國轉手接濟中共的、價值50億美元的軍用裝備。

在全中國抗日烽火連天的歲月里,毛澤東密派中共華中局聯絡部長潘漢年,代表中國共產黨乞求侵華日寇與中共達成「互不侵犯」的默契,並與日寇和汪精衛漢奸政權緊密勾結,共同破壞民族抗日事業。潘在上海勾結日本特務岩井英一;聯絡、收買大漢奸李士群,並由李士群陪同秘密會見汪精衛。中共與日寇進行情報交流,潘將日方情報交流的原始電報傳回延安。(中共在上海的秘密電台,負責中共與日寇的交流電文收發。中共奪權後,編造影片「永不消失的電波」,無恥地傳播顛倒是非的謊言。)

中共華中局聯絡部長潘漢年曾面會汪精衛,代表中國共產黨乞求侵華日寇達成「互不侵犯」的默契。(網絡圖片)

1943年,陳布雷指出潘漢年、李士群之流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交往頻繁;並有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與情報相互交換等。李士群為首的特務機構「76號」(「魔窟」)與中共地下黨勾結,共同打擊國民政府的抗日工作人員。日軍攻占香港後,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日寇的護送。

在汪精衛的幫助下,侵華日寇將其侵占的中國華東地區的8個縣交給中共管理,以使中共軍隊(主要是「新四軍」)在日寇保護下的「生存地」保存與擴充實力,積極破壞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的抗日鬥爭。

中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無恥地充當「二類漢奸」。

共軍表面上「加入國軍序列」,其實決不聽從國軍指揮,只是享受國軍軍援(資金、武器裝備、軍服等等)。中共在其內部印發手冊「教育」官兵:「對國府的物質供應」,「不要白不要」。毛澤東一面極力吹捧蔣介石為「英明領袖」,「蔣委員長萬歲」,「中國在蔣委員長的英明領導下,愈挫愈勇」等等,一面極力擴展與積蓄力量,準備日後奪權造皇。(毛對其心腹說「恨要無情,忍要無恥」。)

1937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改組,毛澤東任書記(主席),主宰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共軍事工作。毛提出「保存實力」,「堅持不打硬仗的原則,避免與日軍發生正面衝突」,「把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和游擊戰」,「進行側面的游擊戰」,「八路軍的任務是分散兵力,儘速向敵後挺進,用來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至於和日軍作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勿將實力暴露,以免遭受不測」,「我軍兵力一概隱蔽,養精蓄銳」。中共打著「開展敵後游擊戰」的幌子,指令共軍在敵後避戰,極力擴充實力與擴大地盤,多建「中共區域政府」,「爭取」與日、偽「和平共處」。侵華日寇全力進擊國軍,而不對中共老巢延安發射一彈。

共軍接管上海後,有被俘漢奸認出李士群秘密引其見汪精衛的潘漢年,並對潘進行揭發。潘為了替主子脫罪,寫了「替黨(替毛)解脫罪責」的「見汪匯報」。毛以「內奸」罪將潘下獄。1955年,毛澤東藉口反對「高、饒(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此「罪名」純系無稽之談)將饒漱石逮捕,並把他折磨至死。因為當年任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知曉潘漢年以「新四軍代表」的身份與日、偽秘密聯絡是「黨中央授意的」。

毛不打自招,公開聲稱「感謝日本侵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新中國」。

彭德懷要配合國軍做些抗日的事情,他命令115師在國軍抗擊日寇的「平型關戰役」中伏擊日軍(該師伏擊了日軍的一支後勤運輸隊,得手後大肆鼓譟共軍的「平型關大捷」)。毛隨後命令該師「化整為零」,分散在敵後「開闢與鞏固」中共的「根據地」。彭德懷組織的「百團」破襲戰鬥(破壞交通運輸線等行動),影響了毛「保存實力,為了日後奪權」的計劃,受到毛的嚴厲斥責,彭從此戴上「暴露主力」、「置黨的利益於不顧」的帽子,直到毛髮動的「文革」中,此舉仍做為彭的「反黨罪狀」之一而遭批判(中共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利益格格不入)。毛澤東痛批彭的另一個緣由,是因為彭的行為壞了毛與日、偽的罪惡默契。

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國軍在正面戰場頑強抗擊日寇主力的持續猛攻,頂住巨大壓力,大量消滅日軍,使日本陸軍主力深陷中國戰場之「泥沼」,為國際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國軍亦付出了巨大犧牲。

毛的中共軍那個時期也死人,有的是在敵後偷偷摸摸「開闢根據地」、擴充實力時,與對方摩擦而死;有的是在擴大地盤時,沒來得及與對方聯絡好而「遭遇」而死;有的是在「百團破襲」後引發的對方「掃蕩」中死;諸如此類。有說「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於泰山」,四百萬國軍將士,壯烈犧牲在「保族救種」的抗日前線,死得重於泰山。那些在敵後為一黨私利而死的,當然屬於另類。(國軍不是不顧敵後,在敵後積極打擊敵人的正是國軍游擊部隊。)

毛澤東靠暗中勾結日寇,得以在延安淫樂享生,坐視國軍與國際力量抗日,靜觀待變。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一書中,揭露了毛與中共首領們,在抗日前方將士浴血戰鬥,每天都有犧牲的民族危亡關頭,躲在延安縱情淫樂,歌舞昇平,享受不合理的等級制度,不製造光明而製造黑暗。他亦批評「大人物」的惡劣帶頭作用。他說:多少熱血青年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為尋「美麗與溫暖」,卻到處體會「醜惡與冷淡」。他觸犯了毛澤東「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權威」和中共的等級制度。他在中共領地中看不到合理市場機制與價值取向,看到的卻是各級領導普遍媚上壓下、任人唯親、顛倒是非。王實味最後被中共砍了頭,被扔進枯井,埋了。

王實味等許多青年,為在中國建立人道與民主的新社會而來到延安。黑暗的中共政治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中共以「革命」口號掩飾其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和官僚政治。中共領導層對普通人員約法數章,卻不許別人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毛澤東縱容中共特務機構「社會部」,以「肅清托派」為名大搞恐怖政治,青年知識分子無端失蹤之事時有發生(中共恐怖政治延續至今,今日中共匪警的口頭禪是「活埋了你」,今日中共犬特的習慣語是「想『人間蒸發』嗎?!」······)。延安的中共宣傳機器和政治保衛部門,束縛人們的正常思維,強迫人們與黨保持一致、對毛個人崇拜。

中國抗戰時期,中共於1940年將延安的「大、中、小灶制度」在全黨推廣,並使舞會成為延安高級幹部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黨的高級幹部並被賦予了諸項特權。有良知的青年感嘆「抗日前線,將士浴血奮戰,每一分鐘都有人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中共大禮堂的舞會經常在通宵達旦地舉行,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害病的同志得不到關心,青年學生一天只有兩餐稀飯,頗為健康的大人物在不合理地享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高幹配警衛、勤務員、保姆、伙夫、馬夫,別人幫端洗臉水和洗腳水,幫在牙刷上抹牙粉。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的救護車成了毛澤東的私人汽車······

曾有中共黨員在東北參與組建「抗日聯軍」(「抗聯」)。「抗聯」在得知紅軍「東征抗日」後,積極西進,想與主力匯合共同抗日。而毛澤東的「東征」意圖與抗日無關,毛在不能達成借「東征開闢外援通道」的企圖後,迅速結束「東征」,根本不理「抗聯」的事。「抗聯」失敗後,僅存的幾百人被日寇趕出了中國國土。日本投降後,毛澤東命令這幾百人回國為中共奪取東北效力。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共延安「整風」(1942-1945),是毛澤東在國難當頭之時,與日寇簽訂秘密協議後,為日後在中國復辟皇權帝制而整肅中共、剷除異己、大搞恐怖政治、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改「俄化中共」為「毛化中共」、樹立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使中共絕對服從於自己的,殘酷的政治鬥爭。經過「鬥爭」,毛派鬥垮了「經驗宗派」、「教條宗派」等異己派,使「毛思想」在中共「七大」被定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以「中共整風」為名,於1943年,把中共「敵後根據地」的大部分領導人調回延安,為日後奪權保存實力。

1945年日本投降後,毛澤東與中共大員們為顛覆國家政權加緊動作,加緊出擊。毛將東北、華東、晉冀魯豫等地劃分為戰略區,要求共軍保住地盤、擴大地盤,搶先接受日、偽投降,搶收日軍裝備,積極準備全國內戰以奪權。

毛派葉劍英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借飛機,運送共軍要員回各根據地準備內戰。陳毅、劉伯承、鄧小平林彪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李天佑、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宋時輪等20名要員,在日本宣布投降後僅10天(1945年8月25日)就被從延安送到中共太行軍區,繼而準備內戰。之後,毛裝模作樣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做出「和平」姿態以掩人耳目。此時,中共的內戰機器已經發動。

共軍要員們先國軍一步到達戰區,迅速集結主力,編組野戰兵團,從容地選擇戰場與戰機,如劉伯承抓緊組織上黨戰役;陳毅、林彪分頭趕赴華東、東北,迅速展開內戰部署。

之後,中共又一次借美機將聶榮臻、蕭克、羅瑞卿等晉察冀軍區的主要領導從延安運到前線,其迅速整編主力與地方部隊,並急派部隊奔赴東北,從占領東北的蘇軍手裡接管東北。

日本投降時,國軍主力由於在正面戰場節節抗擊日寇,此時遠在華南,無法於短期回歸大陸。中共武裝力量趁機傾巢出動,全力搶奪人民的抗日成果,搶收日軍裝備,搶占地盤,迅速擴充兵員,積極建立政權。

中共大量收編偽軍等漢奸武裝(如林彪部,在東北收編偽滿洲國軍隊數十萬人,另收編門致中的偽綏靖軍30萬人、李守信的偽蒙步騎師團等等,並獲取大量武器裝備),為中共奪權效力。中共在東北短時間內接收了大量軍火,招募了大量人員。中共並在蘇軍配合下積極攻城略地(如:共同攻克山海關),一掃全國抗日時的中共萎靡,為奪權而異常活躍。

中共以「不要求收回蘇聯占據的中國領土」之賣國承諾,接收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繳獲的一切日軍的武器裝備,接受了蘇聯的大量物資,並得到了蘇聯迫令其歐洲附庸國轉手接濟中共的、價值50億美元的軍用裝備。

中共只說「美國用機、艦運送國軍」而不提美國用機、艦運送共軍(如:中共以「整編廣東東江縱隊」為名,要求美國用運輸艦把中共的東江縱隊運到煙臺,之後將該部投入山東內戰)。

1947年,國民政府正式改組,結束一黨專政,容納制憲各党進入政府,同年實現了中國的首次直接民選(直選國民大會代表)。次年3月,國大一屆一次會議以差額選舉方式選舉產生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國軍根據整編協議,將主力90個師縮編為60個師。共軍卻由數十萬兵力,迅速擴充為200萬精兵,大規模裝備與訓練新軍,肆意破壞社會穩定,積極顛覆國家政權。

毛澤東與中共為奪取國家政權,採取「欲取之,先予之」的策略,把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後分給貧農、佃農,以此要求得田農民「有人出人,有糧出糧」,支援中共奪權戰爭。

待中共竊取國家政權後,其將農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歸中共霸主=國家級大地主所以,農民成為新的被奴役群體。(毛澤東以「劃分階級成分」的手段,實現利用農民為己服務的目的。按照他的劃決標准,他自家成分應被劃為富農,但他只接受自家的成分被篡改為「下中農」。)暫時得到田地的農民,被各地的中共政權要求「翻身不忘本,子弟要參軍」。民眾被迫參軍、支前。毛澤東與中共不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眼裡,作戰實施「人海戰術」,逼迫士兵以軀體為毛和中共鋪墊奪權之路。

中共吹噓毛澤東「英明決策」、「運籌帷幄」、指揮共軍奪取國家政權。其實是潛伏在國軍中的中共間諜,幫助毛澤東奪取了國家政權。

例如,中共間諜韓練成使中共在萊蕪戰役中殲滅國軍6萬餘人;其在擔任蔣介石的中將侍從高參時,參與最高機密,蔣的作戰計劃在韓的皮包里,國軍各戰區指揮官尚不知情時,密報已出現在毛澤東的案頭。蔣緯國說:韓是隱藏在蔣介石身邊時間最長、最危險的共諜

中共間諜劉斐曾任國軍國防部負責作戰的次長,直接參與計劃對共軍的多場戰役,包括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與國共三大戰役等,其屢次泄密使國軍戰略意圖被中共早得悉而使中共取勝,其制定對國軍不利的作戰計劃,使國軍屢敗。中共表揚劉「存心做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

中共間諜郭汝瑰曾任國軍徐州司令部參謀長、國防部作戰廳長、第22兵團司令等職,為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做出了非凡貢獻。他將大量軍事機密傳給中共,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兵力配置、大別山作戰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江防計劃、武漢軍情、陝甘軍情、西南軍情等等。他將蔣介石的孟良崮作戰計劃傳給中共,使國軍第74師被殲滅。他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與矛盾,動搖軍心,製造錯誤部署,制定不利於國軍的作戰命令,發布假情報。他欺騙蔣介石,使蔣做出錯誤決策,放劉鄧部隊突出黃泛區。他遵照中共的指示,調張克俠任徐州城防司令,使張在徐蚌會戰中在萬年閘率部投共,助共軍殲滅黃伯韜兵團、占領徐州。他制定的徐蚌作戰(「淮海戰役」)方案,未下達國軍,就已報送中共,使國軍在徐州外圍被分割圍殲。他任國軍22兵團司令時,率部投共,徹底破壞國軍固守西南計劃。毛澤東洋洋得意,「我這小小指揮部,既能指揮我軍,也能調動國民黨的百萬大軍」。

中共間諜熊向暉、申健和陳忠經,潛伏在胡宗南部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熊向暉長期任胡的機要秘書,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由熊簽收,胡下達命令由熊起草,熊將所有內容密送毛澤東、周恩來。1947年胡部閃擊延安的作戰計劃被熊密送中共,救了毛澤東與中共領導機關(毛誇讚熊「一人頂幾個師」)。

毛澤東和中共愚弄和煽動民眾為其付出巨大代價,竊取了國家政權。

毛澤東握皇權,立王朝,實行毛氏帝制,做了首任中共帝王。毛建立的中共王國取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混淆視聽,實行「黨對國家的領導」與黨首「大權獨攬」,剝奪了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中共由顛覆國家政權的在野黨成為帝黨。國民政府是通過國民直接選舉而產生的,中共將其顛覆後,成為阻止民主建國與遏阻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勢力。毛澤東說「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他要奪取和鞏固的是皇權。他要阻止的是民主政權。

1949年,毛澤東皇權到手後,住皇宅,享皇生,荒淫無度,盡情玩弄共軍美女。有志願軍女文工團員,向她們的司令員彭德懷舉報毛澤東的強行摧殘行為。彭當面指責毛「後宮粉黛3千」。毛澤東直到臨死前,持續強行徵調美女供其享用,並將此做為「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而不許外泄。有不順從者,被毛踢下床去,並被怒罵「你給我滾」,之後遭毛橫加迫害。毛在晚年時,身邊女人仍換個不停,汪東興李志綏說:毛「知道自己時日無多,要恨撈一把」。

上行下效,中共高層權貴以勢壓人,玩弄、霸占女性,被黨稱為「小節無害」,影響全黨官吏以私權黑政謀淫亂性福。時至今日,中共官吏以權包養、逼奸、玩弄女人成風,不恥於以其竊取的公共權力和剝削人民的血汗錢尋歡作樂。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中國退伍軍人民主聯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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