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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首席博主:警惕CRT批判主義對自由民主制的空前挑戰

—警醒主義對自由民主制的空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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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簡介:Andrew Sullivan被《時代》雜誌稱其為美國的「首席博主」(「blogger-in-chief」);《紐約時報》最近的人物專訪文章副標題稱其為「過去三十年最有影響力的記者之一」。2020年7月,他從《New York》雜誌離職,在substack平台恢復他著名的The Dish博客周刊。

Andrew Sullivan在這篇不長的文章里,言簡意賅地剖析了近期來警醒主義無往不勝現象的深刻原因,不得不讀。

過去一年來,有個很基本的問題一直困擾我:種族批判理論、性別批判理論(critical race/gender/queer theory,以下簡稱為CRT)這些都是無法證偽(unfalsifiable)的後現代主義胡言亂語,為什麼它們如此迅速地征服了那麼多機構?

仔細想想,這樣的成就是驚人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曾經只是學術界一個生僻小眾的思想。而如今,它已經成為美國大多數文化機構哲學思想的核心:大學、媒體、大公司、自由派教會、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以及,主流新聞界。

今年夏天,老式的自由主義(old-school liberalism)離我們遠去,美國精英中的一大部分忽然做出決定,將長久以來定義美國民主生活的原則棄如敝屣,就如Bari Weiss所言[1],它們轉而擁抱「一種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身份政治、新馬克思主義、種族批判理論、身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以及治療心態(therapeutic mentality)的大雜燴」。

現在它無所不在。

全國各地的大學丟棄SAT考試成績以求得錄取學生的族裔平衡,並且要把「才能」(merit)的概念廢除。

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美國的「國家博物館」)宣揚「努力工作、信守時間和精益求精是『白人種族性』(whiteness)的特點」。

加州,有一個公投提案(即Prop16,點擊前文)要求以種族為基礎對申請人和雇員進行區別對待;一項新法案要求公司董事會加入更多族裔、性別與性取向方面的少數群體。

那些沒有公開承諾進行「警醒工程」(woke projects)的公司(比如Spotify拒絕對Joe Rogan節目進行審查),則被員工不斷騷擾;這樣的警醒工程包括依據族裔來聘用解僱員工,以及強迫雇員參加以DiAngelo與Kendi(兩位警醒文化領袖)思想為主導的再教育培訓。

NBA現在成了警醒文化節,即使觀眾人數暴跌。

紐約時報「Project1619」這樣的CRT宣傳鼓吹,早已被揭露既不真實也不道德,然而該報紙能夠一邊對它進行揭穿(指該報專欄作家Bret Stephens的oped[2]),一邊又稱頌它是個勝利(見時報主編的官方發言[3])。

最了不起的是,常春藤聯盟里21%的自由派學生認為,使用一定的暴力來阻止他們不認可的校園演講是可以接受的[4]。

看上去這種趨勢無可阻擋。但是,為什麼?為什麼這種轉變如此強大,尤其是在白人精英群體中?

這裡我提出幾個顯見的原因,拋磚引玉,以求展開一個對話來討論這個劇變,以及如何更好地應對它。

首先,這裡有情緒的因素。很多人在今年夏天上街示威是因為黑人弗洛伊德在大街上被一位白人惡警謀殺的畫面引發的正義憤怒。這種感情非常重要,並且,它與自由主義理念里為確保所有族裔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司法與警察改革完全一致。而且,在實際操作層面進行司法改革獲得了很多的跨黨派支持。

然而,必須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根植於CRT的「黑命攸關」運動的核心訴求。黑命攸關的種族批判活動家們並不支持警察改革,他們要求徹底廢除警局。實際上,他們將所有警察妖魔化為「雜種」,他們為暴力辯護,為罪行開脫,他們認為白人壓迫(white oppression)的罪行更加深遠更加廣泛,他們進行的暴力活動是對白人壓迫的合法抵抗。因為對持續族裔不均現象的擔憂,自由派對這些極端做法選擇了無視。或者他們認為在這個極化的時代少許一些極端主義並不是壞事:也就是在川普與白人民族主義時代的口號「左派無敵人」(「no enemies to the left」,譯註:此口號起始於俄國二月革命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對布爾什維克的縱容)。

我能理解很多人這樣做是選擇最小阻力路徑,但這更是為了迴避CRT里更深刻的反自由主義元素,這是一種反反警醒(anti-anti-woke)立場,它把不同意見者都看作是歇斯底里患者(或者是種族主義者)。

很了不起的是,CRT倡導者們構造出一個粗陋的道德二元框架,以此壓服了自由派。自由主義允許中立、懷疑與無動於衷,但CRT強求絕對直接的選擇:是選種族主義,還是選由CRT定義的反種族主義(anti-racism)?沒有人願意做種族主義者,難道不是嗎?對族裔不均的合理不滿,再加上擔心自己被貼上bigot標籤的恐懼,導致許多自由主義者放棄了自己的核心價值,向極左派投了降。

CRT大勝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它極為簡單。

社會裡的不均現象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事情。各種因素都參與其中:比如階級、家庭結構、教育、鄰里環境、性別、生物學、基因以及文化。為了從實證的角度來找到改善困局的可行辦法,需要大量艱難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把所有這些因素都拋之腦後,把所有族裔不均的現象都歸咎於唯一的「結構性種族主義」(「structural racism」)原因,然後把自己用道德正義包裹起來,你就非常愜意舒適了。對那些考慮多種因素、提出反對意見的人,用這種簡單方法就能打發掉了。

CRT還與人性中最強大的驅動力之一有著深層次的關聯:部族主義(tribalism)。反種族主義(antiracism)非常了不起地將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的本能吸收進來:對一個人,用膚色或性別立即做出判斷,然後包裹在一層美德的面紗里。從外觀來先入地判斷一個人,你不必再對自己做出更正。自由主義要求你全面考察一個人的特質而不依據膚色,這種麻煩在CRT那裡消失了。簡單地用膚色和性別判斷人,你不再感到羞恥反而感到驕傲;而且還是在拆解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這真是個好事兒!

階層抱負也是一個因素。警醒文化的「禮儀」對上層社會來說越來越不可或缺。這種「禮儀」讓你顯得位居美國社會階層的上流。使用正確的詞句顯示你在這個精英群體裡如魚得水;用詞不當——比如「性偏好」(「sexual preference」,譯註:大法官提名人Amy Coney Barrett近日在聽證時使用此詞遭致攻擊)——就會暴露出你是個鄉巴佬、bigot,或者更糟,外省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provincial)。

Rob Henderson(韓裔劍橋大學博士生)撰文[5]分析,這種進入上層階級的抱負解釋了為什麼亞裔美國人,雖然他們受到CRT引起的直接種族歧視,但仍然支持警醒主義:「進入中產階級的門票是收入與教育,進入上層階級的必要條件則是擁抱『多樣化』(diversity)。這是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所說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組成部分——品味、詞彙、給予上層人物社會優勢的舉止與領悟」。

Reihan Salam(非裔保守派作家)2018年8月在大西洋雜誌撰文《批判白人的功用(The Utility of White-Bashing)》[6]對此也也做了極好的闡述。

毫無疑問,在我看來警醒文化還有一種宗教成分。對覺得缺乏人生意義與超驗感的無信仰的一整代人來說,變得「警醒」,就像「重生」(born again)一樣,填補了那個精神空洞。

在這個原子化的孤獨年代,感到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放棄疑慮,與一同歸化的無數道友一起參加研習會和示威遊行,能夠很大地減輕孤立空虛感。很多現代人想要一種沒有上帝的宗教體驗。CRT,和過去的communism一樣,給了他們這種體驗。

殘酷無情也是CRT如此成功的因素。對那些世界觀里認為只有權力與權力鬥爭最重要的人來說,使用起權力來不會有一丁點疑慮。畢竟,在CRT看來,權力一直都在白人順性別異性戀父權(white cis-heteropatriarchy)那邊,那麼反擊也就再公平不過了。對那些不警醒的人(unwoke)、白人、男性、順性別(cis-gendered,指那些不是變性/跨性別的人)、亞裔美國人,等等進行歧視,不僅是公平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

關閉演講是保護被壓迫者;在社交媒體職場進行霸凌是體現美德;仁慈與寬恕是為了保護白人至上;公司人力部門積極地尋找持不同意見者並給予懲處。一旦censorship與恐懼的體系建立起來,拿幾個出頭的罪惡者殺一儆百,鼓勵告密者,那些異見者自然會逐漸自我和諧,然後異議逐漸消失,直至新的正統定於一尊。

在過去,一套新的思想體系會參與一系列論爭與辯論。但你可能已經注意到Wes Yang所稱的「繼承人意識形態」(「the successor ideology」,指取代傳統自由主義的新意識形態)的倡導者從不與他們立場的嚴肅反對者進行辯論。這是因為在自由社會裡,辯論意味著雙方地位均等,並使用理性來決定孰是孰非。但是在CRT里,並沒有「雙方」(「both sides」)一說,「種族主義者」(「racists」)和「反種族主義者」(「antiracists」)絕不能等同起來,而辯論與生俱來意味著壓迫。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LibSans Woke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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