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雨水連綿，南方洪澇成災，據《人民日報》的官方口徑，截止2020年6月12日晚18:21分，就已有148條河流超過警戒線，洪水已波及到22個省，造成580萬人受災，39人死亡失蹤，5200餘間房屋倒塌，直接經濟損失達到149.2億元。
然而國內的媒體上卻差不多可以用「悄無聲息」來形容，以至於有人稱之為「今年洪水靜悄悄」，在百度上搜關鍵詞「洪災」，首頁排在前面的新聞報導，大部分竟然是「日本爆發特大洪災」。6月29日，端傳媒刊發了一篇《「看不見」的洪災：波及千萬人次的災難如何成為信息黑洞？》，點出了其中的反差：「不斷刷新記錄的水災，未得到相應的媒體和輿論關注，官方報導幾乎占據了全部流量。」
這會引發質疑嗎？並不盡然。豆瓣上的「陳皮子安」昨天發了一條，指斥那些無視事實的國人「可悲、可憐、可恨」：
我實在不想再說南方洪水了。6月15日我寫了一篇洪水的文章，當時不知有多少南方人根本不為所動，還在槓一些細節。基本邏輯就是，我家沒被淹，我們城市沒事，所以你是胡說。
6月30日，我發豆瓣，又是一堆人在下面槓，還都是住在長江下游的。我說宜昌洪水，下一個是荊州，說不定武漢也要。他們說我編，那叫強降雨，不叫洪水。
好，你們真他媽都是分析哲學家。[……]我真是不能理解，怎麼不淹到你家床上就是沒有唄？
要是僅僅幾個人這麼想，那也不足為怪，但如果社會上不少人都作出這樣的反應（網上討論可視為抽樣調查），那就需要解釋了。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這很容易被歸因為某種國民性的缺陷，似乎他們明明知道事實真相，卻視而不見，用「陳皮子安」的話說：「中國人就是這麼個心態。等你們車被沖走了，保險不保，沒人賠償，無非也就是再默默自己買一個，生活還得繼續不是嗎？然後繼續在替你們說話的人下面罵人，發泄，槓，找茬。因為這是你們唯一可以霸凌的。」
最終，這設想了一群愚昧、麻木、難以被啟蒙的中國人，正與《藥》等篇章中表達的主題一致：愚弱的國民無法得到拯救。前些年周濂創造出來的著名短語「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也包含著由此而來的失望，但細想下，這句話本身也隱藏著一些前提：
1）它對價值觀的認定是一元的，否認對方的觀點是基於自洽的邏輯和價值觀，因為其潛台詞是：你明明知道我說的是對的，只是因為種種原因不承認；
2）由於將不同觀點視為錯誤、低劣，而正確的僅有一個且人所共知，它認定對方是道德不真誠的，所謂「裝睡」；
3）它把自己置於一個「喚醒者」的位置，並自居真理在握，雙方的地位是不對等的，也就意味著無須傾聽並理解對方的解釋是否有其合理性；
4）最終，這樣的討論不會指向自我反思，倒是有可能互指對方是「裝睡的人」。
在我看來，與其譴責人們沒能作出「正確的反應」，不如去試著理解他們為何會如此反應。在此關鍵的一點在於：「事實」雖然真切地發生了，但它作為信息的傳播，卻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環境的影響，而對「事實」本身的感知、對其重要性的判斷，也無疑會由不同受眾的價值觀乃至主觀情緒所左右。
早在1922年，新聞評論家李普曼就在其名著《公眾輿論》中指出：真正對人們產生影響的並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一個「擬態環境」，因為「世界太大，我們面對的情況太複雜，我們得到的信息又太少，因此，輿論的絕大部分就必定會產生於想像」。人們的反應，實際上是根據對那個「擬態環境」所作出的，假如他相信地球是平的、人間有魔鬼，他就會依據這一點行事。
因此，「事實」並非天然如此、明明白白的，相反，它是需要排除主觀和干擾因素後才能達成的。「那麼，什麼是宣傳呢？難道不是改造人們為之作出反應的那幅圖象並用另一種社會模式取而代之的努力嗎？」換言之，宣傳的全部目的就是布置起一套要求人們信服的「擬態環境」：「這就叫做宣傳。一幫能夠阻止人們獨立觀察事變的人，在按照目的編排新聞。只要這個目的是出於愛國心，那就怎麼說都行。……為了進行某種宣傳，就必須在公眾與事件之間設置某些障礙。在一個人創造出他認為明智而可取的虛擬環境之前，必須限制他接近真實環境。」
在這樣一個社會中，要對「事實」作出符合「正常」預期的反應，需要英雄般的努力。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在其自傳《羊之歌》中曾回憶，在戰前的日本，他那受過良好教育的父親雖然每天都認真讀報、在家裡評論也不受外界壓力，但支撐他「自由表達」的材料卻恰是「被挑選出並提供給大眾的」。他看起來講得頭頭是道，但其實常常自相矛盾，各個事件之間也沒有關聯性，包括他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缺的不是情報，而是分析情報的綜合能力。
由於當時的日本缺乏表達政見、影響政局的制度化渠道，議政也就不過是牢騷、冷嘲熱諷，也最終「無用」。人們與遠方的他人也很難產生共情和連帶感，他人的遭遇因而不過是談資，甚至帶有幾分獵奇而疏離的心態，人們茶餘飯後談著戰爭的話題，「卻不理解戰爭的意義，聽著『可怕的、重要的』內幕，卻從不思考『可怕的』事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回頭再來看國人對洪水報導的反應，就能理解，這正是國內宣傳導向之下合乎邏輯的現象——事實上，如果人們不這樣，或許才值得驚訝了。因為事實並不是發生之後，就成為事實了，而需要通過媒體報導、報導，最終經過公眾確認，才能被每個人認定為事實的。
在1949年後的很長時間裡，在我們這個國家，權力卡住了媒體報導的水龍頭，「事實」不僅是限量供應的計劃經濟，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經過挑選的。雖然在最近二十幾年來，隨著網絡環境的放開，個體的發聲渠道和自媒體的興起打破了一點壟斷，但在體制內仍是如此：日前山東的冒名頂替案，網上輿情洶湧，但山東省內各大媒體無一報導，都整齊地保持了沉默。
十多年前在博客時代，有一個我常看的博客「小道消息」，簽名檔是「只有小道消息才能救中國」，當時只覺有趣，現在倒逐漸體會出其中沉重的意味：由於很多事，對官媒而言都是「不存在的事實」，它們也就只能通過非正式渠道，以「小道消息」的面目出現。在這樣的媒體生態中，自媒體也許透露某些真相，但泥沙俱下，缺乏專業素養和自律，又很容易被譴責為「謠言」和「吃人血饅頭」，然而，這種困境本身與其歸因於其道德低劣，不如說是管制政策的邏輯結果。
當擬態環境如此嘈雜時，人們的自然反應就是「不知道該相信什麼了」。尤其是看了很多事件的所謂「反轉」後，更多人學會了延擱自己的判斷，這又與原先那種對權威的信任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心態：「再等等，別輕信。權威沒有說的，就不是事實。」
問題是：有些事或是不見報導、或是淡化處理，它們就此成了「不存在的事實」。上海中小學期末考取消，坊間傳聞是因有家長跳樓，當我在文中提及這一點時，就接到了罔信辦的電話，說這是「謠言」——她沒否認跳樓，但強調考試取消不是因為這個。不久，深圳也取消期末考，聽說也是因有學生自殺。但有記者去取證時，發現都是無法印證的小道消息，沒有任何決策原因的官方說明。這就使得明明是嚴肅的社會問題，因為這樣的原因無法進行報導——如果報導了，就要冒被申斥為「謠言」的風險。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最終不接受他人陳述的任何事實，而只信自己的所見所聞——這恰是社會缺乏連帶感的表現。還有一些人爭論的其實並非事實，而是出於對陳述者的反感，「只要是你說的我就不信」，這聚焦的不是「事」而是「人」。然而在一個越來越複雜的社會中，且不說很多事個體無法得知，即便是自己的所見所聞，其實也難保證就能免受操控。不僅如此，最終還會掉進一個陷阱：如果只有自己的感覺是真的，那麼下次你有事時，即便自己賭咒發誓，又如何讓人相信你所說的就是事實？——因為別人未必和你有同樣的感受。這典型地折射出主觀判斷的困境，意味著沒有全社會公認的客觀事實和客觀行為準則時，社會將難以運作。
這是權力的勝利嗎？不完全是。確實，它以強大的力量塑造了一個擬態環境，這雖然有時是強加的，更多時候卻也有賴於人們的共謀。但問題在於，它的存在感太強，到最後很可能出現一種極端的雙峰態勢：人們要麼什麼都信，要麼什麼都不信。「公信力危機」並不是在特殊事件下才凸顯的問題，而是它無法解決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因為「公信力」的達成，本身需要客觀中立的專業第三方機構。
一個現代社會應當做的，是確保其成員都能根據自己的理性作出明智的獨立判斷。正如美國學者Thomas M. Scanlon在《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中所說的，投票權的價值取決於投票者能否獲得必要的信息，而在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裡，人們不可能自己收集這類信息，這就是為什麼需要中立、獨立的機構來採集它，還需要自由的出版機構、公共媒體來傳播這些信息。
所以，與其歸咎於國民性，把這看作是一個道德、智力乃至「劣根性」的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公共政策問題：要想讓更多人能夠獨立思考、自主理性判斷，僅僅「小道消息」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透明公開的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