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暴動是中共規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暴動，僅僅一個月不到，就涉及了十個縣一個礦業，覆蓋了一百多萬人口。特別可怕的是，從耒陽一縣農軍就形成了十萬之巨來看，應該是大部分青壯年農民都成為了農軍成員，都成了武裝革命分子。在最高峰時期，包括朱德自己的第一師在內，建制部隊的兵力就達到了兩萬多人。就武器數量來說，僅僅朱德從宜章到耒陽一路，就已經繳獲了許克祥一千多支步槍、大埔橋兩個學生營裝備、耒陽約一個營的裝備、安仁一個連的裝備等，加以繳獲的其它武裝的武器，以及各地暴動所得到的武器，第一師以外的工農革命軍可以裝備的槍枝總數應該不下於三千支，按照三比一比例，可以構成有戰鬥力的部隊近一萬人，加上朱德自己的第一師，在龐大的農軍配合下，將是十分強大的軍事力量。兩萬多人的軍隊如果馬上予以嚴格訓練，同時對農軍再加以適當訓練，對朱德來說，至少可以應對蔣介石一、兩輪的大軍壓進，爭取到運動整個湖南省進行暴動的時間。由於當時所有人都沒有真切體會和了解中共革命的恐怖程度，在那個連真正的土匪都要打出一面革命旗幟的「革命」時代，如果中共不實行激進的恐怖政策，可以得到的呼應和支持不會少，那麼，朱德就真正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局面。
但是，朱德不僅沒有達到他的願望，而且給他帶來了深深的創痛，最後不得不帶著一萬多軍隊跑到沒有幾個人的毛澤東那裡去。一切的被破壞，都是由於中共歷史上發生的第一次大燒殺。
湘南暴動之後，遲鈍的瞿秋白中央沒有一個人意識到其中的前景，一幫人沒有作出及時反應，正全身心為赴莫斯科開「六大」做準備，頭腦里裝的都是勾心鬥角的東西。這樣，暴動中的湘南幾乎成了一盤散沙，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黨、政、軍領導核心。朱德與地方黨之間的關係，只是互相協助、配合，而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湖南省的地方黨顯然不願意讓朱德成為最高領袖，不願意增加朱德的權力，在一系列的建制部隊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甚至沒有及時確立朱德對各部的領導地位，沒有把部隊整編為軍建制，這樣，雖然朱德可以節制其它部隊，但並沒有法定的權力，所依賴的僅僅是他的第一師最正規、最有戰鬥力和個人威望，以及他在這些部隊領導層所安插的親信。朱德既不能絕對調動其它部隊，更無法對他們進行及時訓練和整編，也無法進行戰略安排，應對即將到來的大戰。無論是在軍隊還是中共黨內，朱德都沒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地位和權力，這樣的後果，是他的戰略目標將得不到實現。
僅僅如此還不怕，當蔣介石的大軍到來後，朱德可以通過游擊戰和運動戰對付，在作戰中對其它部隊進行整頓和訓練，並在作戰中迫使湖南地方黨承認和確認他的領袖地位，但最糟糕的事情是，這也無法做到了，因為，由於大燒殺，社會基礎被徹底破壞和摧毀，失去了就地進行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基礎。也就是說，在湘南已經根本沒有辦法與蔣介石派來的軍隊進行作戰了。
由於中共進行的是階級革命，因此也就註定了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運動之一。階級革命的基本目標是消滅所謂的剝削階級，這種消滅不僅僅是剝奪生產資料和財富，不僅僅是改造思想，特別是當在暴力革命的時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身問題。所謂的剝削階級只要人身依然存在，也就會形成反抗、對抗和鎮壓中共革命的力量，這樣，消滅他們的人身也就是階級革命的自然選擇。中共還遠沒有學會和掌握階級鬥爭的策略，加之與愚昧、殘暴的流民、流氓、土匪運動相結合，其恐怖程度也就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當中共的暴動還沒有獲得成功以前，中共也就沒有機會實現這種恐怖。現在，湘南暴動的順利實現終於可以使中共實現這種恐怖了，一時之間，在他們眼睛裡的地主階級和其它應該消滅的剝削階級分子和一切反動分子，都遭到了殘酷的人身消滅，凡是沒有逃跑掉的，除了死亡就是死亡。
如果僅僅消滅所謂的剝削階級，由於人口比例畢竟不大，還算是一種有「限度」的恐怖。湘南暴動後的特點是，中共湘南特委書記、湘南二十四縣農民暴動總指揮、湘南蘇維埃政府主席陳佑魁竟然想出了大燒特燒的瘋狂主意，由此而導致了涉及各階級包括農民在內的全社會大屠殺。歷史應該永遠記住這個中共自己都幾乎不願意提起的「烈士」、反人類的劊子手，陳佑魁，1900生，湖南麻陽人，中學畢業後曾當教師、郵務員、圖書館管理員等，1922年加入中共，1924年擔任中共湖南區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青年團湖南區委執行委員兼任秘書，1926年7月任中共湖南區委組織部部長，之後任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兼衡陽縣委書記，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他不僅下令徹底鎮壓（也即殺掉）所謂的反革命，而且要大批地燒房子。龔楚回憶說是「任意殺人，到處放火」。
中共將領中晚年比較願意說實話的黃克誠回憶道：「當永興縣委商量燒城的時候，我曾表示反對，被縣委書記批為右傾，並指定要我帶頭燒。我還是不同意，後來採取調和、折衷辦法，燒了城裡的衙門、機關、祠堂、廟宇和個別商店，沒有整條街的燒。據我所知，郴縣、耒陽都按特委指示燒了縣城，耒陽燒得最厲害，宜章沒有大燒，資興也沒有全燒。」實際情況應該遠比這個嚴重。耒陽實際上是整座城徹底燒光了，以至於朱德只能無奈地帶著他的部隊住到了城外荒野中。
這樣做的原因，當然跟瞿秋白中央的激進主張有關，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根源於中共階級革命的本質。陳佑魁說：「中國文化落後的是農民，要他們出來革命，只有一個赤色恐怖去刺激他們，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了比明末張獻忠「七殺碑」更恐怖的口號：「燒燒燒，殺殺殺，乾乾干。」張獻忠畢竟還找了個「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的道理，這位中共地方要員的口號則是連道理也不講了。
直接的原因是什麼呢？竟然是陳佑魁這個毫無軍事經驗的人的一個軍事主張，他異想天開地要讓蔣介石大軍壓進後沒有房子住。黃克誠回憶說：「以陳佑魁同志為首的湘南特委堅決執行盲動主義路線，『左』得很。特委下令各縣縣委鎮壓反革命，燒房子。不但要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房子，而且要求把縣城的整條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燒掉，並且要求把從耒陽到坪石的公路兩旁十五華里以內的房屋全部燒掉。認為這樣可以使敵軍到來的時候沒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敵軍進攻。」龔楚回憶說：「當時我曾分別與郴、宜、永各縣黨員同志談過，勸諫他們不要亂殺亂燒。但他們都說：『這是黨中央的指示，要殺絕地主，要燒絕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他說：「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
龔楚苦悶，朱德更苦悶。雖然陳佑魁這個反人類分子不能指揮朱德，但朱德也不能指揮他，對他的所有行為根本沒有能力阻止。對朱德來說，他的所有戰術的一個最重要基礎，就是必須要跟當地老百姓搞好關係，要建立一定的社會基礎，在通訊和偵察手段非常不發達的時代，這不僅是一個解決後勤和傷員的問題，而且也是情報優勢和運動優勢。朱德的戰術在精神上來源於《孫子兵法》的知己知彼，戰術原則最重要的兩條是秘密、突然，一當失去群眾基礎，就無法做到知己知彼，秘密、突然也就根本無法實施。陳佑魁的大殺大燒，已經意味著朱德為湘南暴動所作的努力泡湯了。朱德後來隱晦地說：「如果路線政策對頭，是可能繼續擴大勝利，有條件在某些地方穩得住腳的。但是由於當時『左』傾盲動路線的錯誤，脫離了群眾，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動之後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現在朱德所能夠做的，僅僅只是讓自己的官兵做救火隊，儘量勸說少殺一點，少燒一點。在所有當事人的回憶中，沒有任何朱德本人和他的部隊參與燒殺的言論和材料，而是肯定了朱德和他的部隊進行了阻止和反對。
但是，朱德還是被卷進了大燒殺。由於大燒大殺，特別是大燒，已經不再是局限在所謂的「地主階級」範圍，而且也涉及到了大量普通市民和農民，因此，就引起了大量暴力反抗。這些暴力反抗一當發生並具有規模，就不是陳佑魁所能夠對付的，這樣，朱德就不得不使用他的部隊對反抗者進行鎮壓。陳佑魁對人民大燒大殺，引起人民反抗，朱德則不得不從同是中共陣營的立場，再鎮壓反抗者。這是朱德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意外結果。
朱德雖然反對陳佑魁，但終究是屬於同一個中共，處於同一條戰線當中，如果不鎮壓反抗行為，不只是陳佑魁的失敗，而且也成了中共的失敗。事實上，當人們進行反抗的時候，也不會把朱德與陳佑魁區別開來，反抗者實施暴力的時候，不僅是殺地方黨，而且也是將朱德手下在場的官兵一起殺掉的。黃克誠回憶說：「這種燒房子的辦法使農民大為不滿，有些起義農民在反動地主的策動下，開始『反水』。特別是燒公路兩側十五華里以內的房子，更是直接損害農民利益，大大遭到農民的反對。郴縣縣委動員農民燒房子，農民不干，反動地主乘機煽動，一些起義農民就撕下紅袖章，換上白袖章『反水』了。郴縣『反水』農民跟著地主武裝殺害了縣委書記夏明震同志，還殺了縣裡其他一些負責人。陳毅同志就回到郴縣去鎮壓反革命，並留在郴縣主持縣委工作。永興縣油麻圩、馬田圩都有農民打起白旗『反水』，縣委只好派尹子韶同志帶領縣警衛團主力出去鎮壓。不久，鄰近永興的桂陽縣蘇維埃區裡的農民也『反水』了，他們求助於永興，尹子韶就又帶隊伍去支援桂陽。朱德同志曾留了一個主力排在永興，這時也和尹子韶一起行動。」黃克誠回憶中所說的所謂地主煽動、地主武裝，並沒有什麼依據，任何關於湘南暴動的會議和研究都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些「反水」完全就是農民正義的反抗。夏明震的被殺，是他召集農民開會，宣布要燒掉郴州縣城，憤怒的農民就暴動起來，當場殺掉了夏明震，最後，這些為了保護縣城的農民被具體執行鎮壓的陳毅殺掉了，雖然陳毅在群眾大會上也痛苦地向農民表示賠罪。在湘南經過廣泛的暴動之後，經過「殺絕地主」的運動，哪裡還有什麼地主和地主武裝？中共永遠是允許自己可以犯「錯誤」，而不允許別人反抗的政黨。
（摘自顧則徐著《朱德別傳——與毛澤東的恩恩怨怨》，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