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秉鈞
直隸都督兼民政長、曾經的警界梟雄、政界大腕趙秉鈞在天津突然去世，人言鑿鑿，說他死於被人下毒，而幕後黑手就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
堂堂國家領導人，居然對自己最為親密的戰友下如此黑手，是否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種極富戲劇性的政治八卦，就如同一盆冰水，潑到了滾燙的油鍋中，頓時引發了媒體的狂歡。
這是1914年的2月27日，年幼的共和國僅僅2周歲零2個月。
頭條新聞
當晚，路透社就向全球發出一則短訊：中國前總理、現任直隸都督趙秉鈞突發急病，於下午去世，「懷疑其中毒身亡」。
與路透社的持重不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大報，都用更為肯定的語氣宣稱：「人們相信他被毒死」。報導提道，趙秉鈞在2月26日突發急病，幾個小時後就去世了。
上海《申報》報導：「總統府得電，都督趙秉鈞今早八時痰厥，十二時死。據今日路透社電，謂趙秉鈞於昨夜患病，今午去世……」
對於「毒殺」的死因，《申報》說：「廣州治盜極嚴之李世桂及張家寶（譯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無色無味，於二十四小時內發作，故信趙亦死於此毒雲。」
趙秉鈞是如何被毒死的？又是被誰毒死的呢？
民國「聞人」章士釗在他的《書趙智庵》（趙秉鈞字智庵）一文中說，趙秉鈞喜食葡萄，袁世凱就派人將毒汁用針打入葡萄內，葡萄的色味仍完好無異，然後將葡萄送給趙秉鈞。袁趙二人是故交，饋遺已慣，趙秉鈞自然不會懷疑，吃了葡萄之後不久，頓覺腹痛，急起入廁，大瀉不止。家人見他久久沒有走出廁所，覺得奇怪，前去查看，發現他居然已經死在廁所內了。
這個「葡萄版本」，據章士釗說源自許靜仁親口所言。許靜仁與趙秉鈞一樣，是當時的警界大佬、袁世凱的槍桿子。章士釗甚至懷疑，在葡萄里下毒這樣的高招，或許就是徐靜仁給袁世凱出的點子。
儘管許靜仁言之鑿鑿，但另一個與趙秉鈞極為相熟的同僚、代理過民國總理的朱啟鈐（字蠖公）卻表示，許靜仁的說法「止於得半近似」。不過，朱啟鈐所能提供的，也是所謂的「津門傳言」，這次是「廚師版本」——趙秉鈞的廚師被買通而在食物中對趙下毒，趙暴死於廁所內。朱啟鈐說，他的消息來源，是趙秉鈞的手下、北京市長（京兆尹）王治馨，在給趙秉鈞治喪期間，親口所訴。不久，王治馨因貪污罪被袁世凱判處死刑，成為民初死於廉政風暴的最高官員。
趙秉鈞的死亡，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國人窺探八卦及製造八卦的需求。
「身世不明」
如同趙秉鈞死得不明不白一樣，他的出生也不明不白。
時人葉遐庵記載說：「趙少為流浪兒，不知其姓，故姑取百家姓之第一姓為姓。問其生日，則曰正月初一。」
趙秉鈞生長在河南汝州，與袁世凱是同省老鄉，二人歲數似乎應該相當。
在沒有成為高級幹部之前，趙秉鈞的官場履歷也如同其出身一般，模糊不清。
他最早的「公職」，是在左宗棠西征時，在左宗棠麾下戰將金順的軍中當了一名戰士，因在追剿白彥虎的戰役中有功，逐漸升遷。
左宗棠西征開端於1876年，彼時的袁世凱年方17歲，1883年伊犁收復時，袁世凱24歲。如果袁趙二人年歲相當，趙秉鈞此時也正是青春年少。
西征軍十分艱苦，趙秉鈞曾經在星星峽戈壁灘遇大風雪，連人帶馬，埋沒雪中三晝夜，全隊人馬死者過半，他也幾乎送命，幸好壓在馬腹之下，還有些許溫暖。被營救出來時，蒙古軍醫給他灌了馬鹿血，終於逃得一死。但是，這場災難卻令他喪失了男性功能，一生無法近女色，只能與鴉片煙相依為命。
光緒年間，全國開始禁菸，中英兩國訂立條約，以10年為期掃除鴉片，因此執行得相當堅決，並且從領導幹部開始執行，不少癮君子因此而身亡。已經身為侍郎的趙秉鈞，乾脆上了份報告，寧願辭職也不願意接受戒菸。慈禧太后親自召見了他，他向太后痛陳當年在星星峽從軍受凍的經過，說如今必須依靠鴉片才能生存，如果戒菸，則必然喪命，因此希望辭職回鄉，以維殘年。淒涼往事感動了太后，特別下旨准其不必戒菸。
從後來傳世的照片看，趙秉鈞應該能算上美男子之類，但眉目過於清秀，而缺少了英武之氣，按朱啟鈐的說法是「有類閹寺（太監）」。以如此殘疾而掌管警政大權，容易令人想起明代的東廠西廠錦衣衛。不知道這種生理上的殘疾，是否對其心理及個性產生影響，而可以肯定的是，趙秉鈞為人的確隱忍、堅強、陰狠，執行能力頗強，成為大清帝國乃至民國早期最知名的警界乃至政壇梟雄。
締造巡警
收復伊犁之後，戰士趙秉鈞擔任了勘劃中俄邊界的辦事員，算是「轉干」了。1889年，他捐了一個「典史」的職務，到直隸等待分配。「典史」是未入流（九品之下）的文官，主管緝捕、刑獄，相當於聯防大隊的負責人。1891年，趙秉鈞終於當上了直隸新樂縣「典史」，開始了他的警界生涯。
此後，趙秉鈞先後擔任東明縣「典史」、天津「北倉大使兼西沽巡檢」（北倉是重要的國家戰備糧倉庫，該職務為從九品，兼責緝捕盜賊、盤詰奸偽），隨後他又捐了一個知縣的級別，並終於混上了「直隸保甲局總辦」。可以看出，這些職務都在公安系統內部，直至他被袁世凱相中，負責創辦巡警。
從1902年投袁，到1905年出任副部級高幹，趙秉鈞僅僅用了三年。而這取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政績，二是袁的提攜。
袁世凱認為，「備軍所以御外侮，警兵所以清內匪」，「值此伏莽未靖」之際，非「巡警不足以禁暴訐奸」；而且，「警察之制，上通政府，下達窮鄉」，興辦巡警「實內政之要圖」，「可以驗治理之得失，而官府所資為耳目，藉以考察輿論者，亦唯巡警是賴。」在袁看來，警察不僅是國家專政的工具，也是溝通政府與民意的橋樑，這種認識即便在百年之後仍非膚淺，至少從袁的公開表態看來，警察被明確定位為保護公共利益的「公器」機器，而非小團體的保鏢。這樣的定位，給予負責警察建設的趙秉鈞以極大的用武之地。
初投袁世凱，趙秉鈞擔任直隸省城保定的巡警局總辦，袁世凱還專門引進了一個「外援」——日本警視廳警官三浦喜傳。趙秉鈞和三浦一起，「參照東、西成法」，擬定警務章程，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支新式警察部隊，隨後又設立了保定警務學堂，作為全省警務基礎，揭開中國警察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序幕。
袁世凱從八國聯軍手上收回天津時，根據《辛丑條約》，中國不得在天津周圍20華里內駐軍。袁世凱下令麾下3000名北洋精銳，改組為警察部隊，既符合條約規定，又保證了在天津有中國的武裝力量。這支警察部隊，就是由趙秉鈞在保定訓練的。天津收回之後，趙秉鈞出任天津巡警總監，在日本助手伊藤次郎、顧問原田俊三幫助下，以此前訓練的3000名警察為基礎，收編了八國聯軍占領期間的巡警隊，組成了新的天津巡警機構，分「南段」和「北段」兩個巡警總局，分別有2000人和1500人，下轄馬巡隊，河巡隊、拘留所、備差隊、消防隊、軍樂隊和探訪隊（偵緝隊）等。不久，趙秉鈞又設立了天津警務學堂，並在次年兼併保定警務學堂，更名為北洋警務學堂，成為大清國新式警察的搖籃。
1905年，直隸總督袁世凱要求巡警制上山下鄉，落實到基層，「督飭天津總局道員趙秉鈞，先從天津四鄉辦起，以為各屬模範」。此時，袁世凱的著眼點並不僅僅在於治安，而更在於社會整合。這是一個相當有遠見的政治布局，由趙秉鈞負責實施。天津四鄉建立了8個巡警分局，分轄15個區，中國政權的觸角歷史上只到縣一級，此時則開始伸向農村最基層。
經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的雙重重創，直隸地區治安形勢極其嚴峻，趙秉鈞主持公安工作後，鐵腕嚴打。在趙的嚴打之下，天津一改往日的面貌，「有6個月不見竊盜者，西人亦嘆服」，天津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袁世凱為此替他慶功，奏請「交軍機處存記」。旅居天津的英國人雷穆森在1925年出版的《天津插圖本史綱》中，對天津巡警稱讚有加：「這一個群體，也許是中國最優秀的巡捕了……成為近年來軍事紛爭的困難時期維持天津平靜局面的一個有力因素。」
1905年，大清中央決心實行政改，派遣五位重臣出訪歐美，考察憲政，但遭到革命黨人吳樾的自殺式炸彈襲擊，震動了世界。早有能名的趙秉鈞奉命進京破案，終於查清了此案的原委，中央隨即下令從天律、保定抽調1500名巡警入京，組建北京巡警，並迅速在中央政府中設立了巡警部，徐世昌和趙秉鈞分別出任部長（尚書）和副部長（侍郎），自此，趙秉鈞開始主持首都乃至全國的警務工作。
無論從警員的選拔、培訓到日常規範，趙秉鈞都制定了相當完善的規章制度，有了「依法治警」的雛形，而京津地區巡警的民間口碑，普遍都比較好。澳大利亞人、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記載說，他曾親眼看到北京的警察居然幫助推糞車的老漢，將翻倒的車子扶了起來；而在另一起事件中，警察居然敢於拘留一名交通違章的德國兵，「在過去的大清帝國里，你能想像這種事嗎？」
「黑打」掃黑
捕手直隸爛攤子後，袁世凱將自己在山東的鐵腕手段照搬過來，立即向中央提交了報告，請求獲得「就地正法權」，而趙秉鈞則成為一系列「嚴打」行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形成了袁點火、趙放炮的默契配合。
「就地正法權」，就是將本來要報經中央核准的死刑判決，下放給省一級，從重從快地處決人犯。這一辦法，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不斷被採納。兩年前（1900年），李鴻章到任兩廣總督時，在廣東掃黑，也是拿到了這一特殊政策。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日記里記載，李鴻章在廣東半年，處決的「盜匪」多達五六萬人，平均每個月的處決人數高達近萬人。
袁世凱在任山東巡撫時，就對「亂民」毫不留情，鐵腕打擊，贏得了「民屠」之稱，與嗜好大投資大工程的「錢屠」張之洞、嗜好參劾糾彈官員的「官屠」岑春煊一道，被稱為清末「三屠」。在要求給直隸「就地正法權」的報告中，袁世凱說，天津已經「設立保甲巡警各局」，「獲有盜匪解交發審處，立時提審，核其情罪重大者，照土匪定章，即行就地正法。仍俟盜風稍息，再行規舊制，照例審判」。
這種嚴打，的確能在短時期內迅速地扭轉社會治安。但在粗糙、甚至形同虛設的審判制度下，滾滾人頭中難免有屈殺冤殺枉殺的，重拳「掃黑」也就伴隨著「黑打」。袁世凱和趙秉鈞等，也因此受到了相當多的詰難。
袁世凱認為，從義和團——八國聯軍的動亂中，一個深刻的教訓就是不能實行廉價而無用的寬容，庚子之變就是不斷縱容和不作為的惡果。
袁世凱不僅出動正規部隊對扯旗造反者痛下殺手，而且，對京津大都市內的各種「黑惡勢力」，也由趙秉鈞的警察部隊「痛加剷除」。這些「黑惡勢力」，被稱為所謂的「拳匪餘孽」，只要有人舉發，基本就是從快拘捕、從重處決。幕僚婁椒生曾勸袁世凱說，這些人依律並不當死，應該寬大處理，袁世凱說：「此輩如臭蟲，孳生不絕，只能芟夷淨盡，以遏亂萌。」1907年的《大公報》報導說，趙秉鈞的警察對「偶有可疑之人，不問平日操業如何，即指為秘密黨，拘之於獄。既入獄後，又聞有用刑迫其供認者，生死不明，殊駭人聽聞。」
在為袁世凱打造平安直隸的同時，趙秉鈞日益成為袁世凱倚重的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很多傳言都說他參與了更多更深的內幕運作，甚至可能包括對光緒皇帝下毒手。對此，朱啟鈐明確地說，這是無稽之談。至於袁世凱與光緒皇帝之間的所謂嫌隙，其實一直是康梁的政治抹黑，子虛烏有。但趙秉鈞的確在袁的圈子內，扮演了CEO（首席執行長）的角色。
辛亥年間，在老家釣魚的袁世凱重出江湖，折衝樽俎，擺平了各路豪傑，在中國歷史上罕見地實現了政權交替的平安轉制，趙秉鈞在其間的作用，幾乎被時人所公認。朱啟鈐說：「辛亥遜位詔之如期發布，都恃智庵此一機密路線，項城坐享其成而已。當時北洋基層幹部，俱認共和之成，智庵功莫大焉，第一任內閣總理，非渠莫屬。」
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民國大總統，趙秉鈞出任內務總長，達到了其警界生涯的頂點。1912年8月，因民國第二屆總理陸征祥被參議院彈劾，稱病辭職，趙秉鈞出任代理國務總理。同年9月25日，正式擔任國務總理，達到政治生涯的頂點。
疑案背後
1913年，與趙秉鈞私交甚好的國民黨人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從起獲的證據看，幕後指使是國務院的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傳到北京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國務會議。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張國淦回憶：「是日，國務院正開國務會議，國會選舉事務局長顧鰲突進會議室向趙總理報告：前門車站來電，宋教仁昨晚在滬車站被人槍擊，傷重恐難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車站電報為最早）。總理大驚變色，當即離座，環繞會議長桌數次，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各總長相顧均未發言。少頃，府中電請總理，總理即倉皇去府。」
宋教仁遇刺案，是民國的第一懸案，至今依然沒有答案。近來的不少研究也表明，除了宋案中莫須有的指控之外，袁、趙並無政治暗殺的任何記錄。
進步黨黨魁湯化龍為宋教仁寫的輓聯別有深意：「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訖，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幾年後，湯化龍也被國民黨暗殺，罪名是「袁之走狗，段之幫凶」。
宋案之後，從辛亥開始維持了三年多的政治寬容與民族和解，宣告結束，如宋教仁這般致力於推進憲政的人被徹底邊緣化，爭權奪利成為主流。為了避嫌，趙秉鈞稱病辭職，總理職位由段祺瑞、朱啟鈐先後代理。趙秉鈞的辭職正式獲准後，改任步兵統領，隨後接替馮國璋擔任直隸都督，到天津上任。避居天津的趙秉鈞，在宋教仁遇刺後一年突然死亡，這令已經習慣了陰謀論的國人充滿了疑竇。假設推斷了趙秉鈞殺宋的國民黨，炒作說是袁世凱滅口，卻無法解釋為什麼袁世凱要在一年之後才開始下手。
其實，當年的媒體也報導了趙秉鈞乃正常死亡。趙去世4天後（3月3日），路透社再發新聞，說中國使館（Chinese Legation）宣稱，趙秉鈞死於心臟病，其病症跡象在幾年前曾經出現。中國使館還否認了政治復仇的可能性。只是，這則報導在《愛爾蘭時報》《蘇格蘭人報》等報刊刊登時，沒有發電地址，無法確認這個Chinese Legation究竟是中國的某家駐外使館，還是某國的駐華使館。
2011年揭出的趙家家書中，趙秉鈞之孫趙純佑認為，趙秉鈞只是病死而已：「先祖卒於1914年2月27日，實為2月26日亥末子初（即晚上11點左右），應為陰曆二月初二。因督署秘書長於27日始電報袁總統，原電謹稱『腹瀉頭暈，厥逆撲地』，並無七孔流血而死。後人作傳，妄加枝葉，引人猜疑袁因涉有加害之嫌，指為北洋集團離心之始。其實他是死於中風，即今所謂腦溢血，倒臥於內寢室床頭側旁，這是當時家屬親見，並無吐血情形。」
其實，在一個政治遊戲毫無規則、不擇手段的厚黑時代，趙秉鈞是否真被「毒殺」並不重要，因為這個時代已經「毒殺」了每一個遊戲者、圍觀者……
2012.0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