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史達林之死》
到加拿大，我就立即給史達林寫了一封長信，並將覆寫件同時寄給了葉若夫。在信中，我向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已認識的史達林談到自己對他的制度的看法。但信的主要意思不在於此。我的目的是要挽救我們的兩位母親的性命。我知道，懇求史達林不對她們下毒手，喚起他的慈悲心，那是不可能的。我選擇了另一條路，一種適合對付史達林的辦法。我鼓足全部勇氣，向史達林發出警告：如果他敢把惡氣出在我母親的身上，那我就將他的一切罪行公立於世。為了證明這不是拿空話來嚇唬他，我特地擬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單附在信後。
除此之外，我還提醒他，即使我被他的特務殺害，我的律師也會迅速地把他的罪行披露出去。由於我深知史達林的為人，所以我確信他不敢把我的警告視為兒戲。
我捲入了一場賭博，一場危及我自己以及全家生命的賭博。但我堅信。史達林肯定會推遲對我的報復。在沒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說沒把我綁架住，沒逼我交出秘錄之前，他是不敢下手報復的，當然，他會不遺餘力地滿足自己的復仇欲，但這只能在他堅信自己的罪行永遠不會暴露之後。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正好在逃離西班牙一個月之後，我帶著美國駐渥太華代辦處負責人給的入境簽證，抵達了美利堅合眾國。
到了美國，我立即帶著律師前往華盛頓。我向那裡的移民局局長遞交了聲明，宣布與自己祖國的政府脫離關係，並申請政治庇護。
另一方面，斯大標對我的追殺馬上就開始了。而且一直持續了十四年。在這場較量中，史達林既採取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又動用了大批秘密特務。而我這一方，則僅靠自己的遠見和識別陷阱的能力，以及我的親人，即妻子和女兒不怕犧牲、勇敢無畏的精神來應付。
這些年來，我一直避免給我倆的母親以及在蘇聯的朋友寫信，以免他們的生命受到危害。對他們的情況，我們也一無所知。
一九五三年初，我和妻子都斷定母親已不在人世，所以決定將這本書拿去發表。二月里，我開始與《生活》雜誌社的一位編輯洽商，準備發表某些章節。可就在商談之時，史達林死了。我十分掃興，為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時候，那樣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於世，就會認識到為自己隱瞞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諸東流。
史達林之死，並不意味著我一輩子從此安然無恙了。克里姆林宮為著保住自己的秘密，仍將不遺餘力地找我算帳，哪怕僅僅是為了警誠那些想效法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