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特在阿伯馬塔克斯接受南軍統帥羅伯特•李投降
格蘭特陵園地勢很高，能夠清晰地俯瞰紐約的哈德遜河。雖然它不如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有名，但坐落在河邊公園內，鬱鬱蔥蔥的，另有一番情懷。
與林肯紀念堂相仿，格蘭特陵園也是希臘神廟風格，莊嚴而神聖，絲毫不亞於臨近的一座更為巍峨雄偉的教堂。
但是，這裡顯然是落敗了，一把十分簡陋的銅鎖鎖著大門。門上貼著一張列印的A4紙，顯示開放時間是間斷的，開一小時再關一小時，如此循環。這或許是我在美國見到的最為怪異的開放時間安排。
二月的紐約，即便中午還接近0℃。在寒風中等了將近半個小時，才見兩個懶洋洋的公園管理員來開門，而加上我在內，總共只有4名遊客。很難想像，如此蕭瑟的這座陵園，其主人出葬時（1885年）居然有6萬多人扶靈送別，隊伍綿延7英里，圍觀人群更是超過百萬。這其中，就有來自大清國的公使楊儒。
格蘭特出葬後，一直被安置在這裡的一座臨時墓地內。因為，對於浩大的陵園工程，政府沒有撥款，只能依靠民間捐助。足足等了12年後（1897年），這位總統的靈柩才入「院」為安。
當年（1896年8月30日），李鴻章前來憑弔時，這座陵園還沒完工。而李鴻章的到來，成為這裡自格蘭特葬禮後最為隆重熱鬧的一天，圍觀者超過8萬人。
在美國陸軍第十三師儀仗隊的護衛下，李鴻章向格蘭特靈柩獻上了月桂樹枝紮成的花圈，肅立默哀，然後，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他沉痛地對著棺木說道：「別了，我的兄弟！」
《紐約時報》在次日的報導中說，李鴻章的這句特殊悼詞，「非常令人感動」。「他的思緒回到17年前與將軍親切會晤的場面，當時他們相談融洽，因為他與將軍一樣都曾為了拯救祖國而久歷沙場。」
內戰英雄
李鴻章在會見時，自豪地告訴美國人：格蘭特總統與我平息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兩大叛亂。
李鴻章與格蘭特相識，是在1879年5月24日。
剛剛卸任的格蘭特，開始了全球旅行，來到了大清國。這是第一位到訪中國的西方國家元首。
根據格蘭特本人及隨從們的出訪日記，李鴻章在主持歡迎宴會時，高度讚賞格蘭特是華盛頓那樣的偉大人物：「戰陣中的第一人，締造和平的第一人，贏得民心的第一人」。
李鴻章與格蘭特之間，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格蘭特比李鴻章年長一歲，兩人都是由軍功起家，進入政界，成為國家領導人。李鴻章在會見時，自豪地告訴美國人：格蘭特總統與我平息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兩大叛亂（指美國內戰和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李鴻章還笑謂美國人：「我姓李，格蘭特將軍的對手也姓李（指Robert Lee，美國內戰時的南軍將領）。」
格蘭特能夠躋身美國「民主」（清代對「總統」的稱謂，與「君主」對應），的確與他卓越的軍功密不可分。
南北戰爭爆發時（1861年），格蘭特在伊利諾州喬戴維斯縣加利納協助招募並訓練北方軍隊。這與李鴻章8年前（1853年）在家鄉協助工部左侍郎呂賢基籌備團練，極為相似。不同的是，格蘭特是一位職業軍人，不僅畢業於著名的西點軍校，而且參加過美墨戰爭。在退役之後的幾年中，不善經營亦不善鑽營的格蘭特，生活相當艱難，南北戰爭其實為他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
內戰中，格蘭特率軍征戰於西部戰場，軍功卓著，從1864年起擔任北軍總司令，最終徹底擊敗南軍。北方能夠在內戰中節節勝利，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堅定地推行廢奴的過程中，大膽地動員黑人武裝力量，這令他們在占據「政治正確」的道德制高點的時候，獲得了龐大的有生力量。這一點，與清帝國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大膽而堅定地依靠漢族精英集團，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格蘭特與李鴻章的不同之處在於，內戰中的李鴻章只是執行者，而內戰中的格蘭特則不僅是執行者，更是決策者之一。
寬容與清算
當格蘭特因戰後的寬容而被美國人廣泛讚頌的時候，李鴻章卻在西方依然難以擺脫「殺降」的「不義」形象。
在接受南軍統帥羅伯特李投降的儀式上，格蘭特給予了對手相當的尊重和優待。甚至，在投降協議中，格蘭特也特別准許所有南軍軍官可以保留自己的手槍和佩劍，士兵們則可以保留自己的戰馬。在他的積極參與下，詹森總統在林肯生前所簽發的大赦令的基礎上，再度強調了對所有南軍參戰者的赦免。
一場陣亡人數超過50萬的血腥內戰之後，勝利的一方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痛打落水狗。除了虐殺俘虜和平民的人受到法律追究外，沒有任何一人基於政治的理由被當做戰犯，所有的戰俘都被無條件釋放。在格蘭特等人的說服下，美國國會也接受南方那些敵對的議員們重回議席，昔日的敵人共聚一堂參政議政。
當我在首都華盛頓邊上的歷史名城Alexandria，觀看「總統日」的閱兵典禮時，就很驚奇地看到：一個名為「邦聯老兵之子」的組織，穿戴著南軍的制服，扛著邦聯國旗和南軍軍旗，也參與了遊行，並同樣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呼。很多論述美國內戰的文章，認為戰後的大赦和勝利者的寬容精神，令美國成功地實現了民族和解，迅速開始戰後重建。
當格蘭特因戰後的寬容而被美國人廣泛讚頌的時候，李鴻章卻在西方依然難以擺脫「殺降」的「不義」形象——他在接受蘇州太平軍投降之後，設計將8名降將在宴席中一舉擒殺，令作為中間人擔保降將生命安全的洋槍隊首領、英國人戈登極為憤怒，持槍追殺李鴻章，要為降將們報仇。此事也成為李鴻章被西方媒體記載的首個負面形象。
其實，在太平天國及隨後的捻軍被剿滅了之後，作為清帝國國家層面的政策，也是慈悲為懷、既往不咎，但與美國相比，雖然大致能做到「脅從不問」，卻絕對無法做到不「首惡必辦」。
這種區別，與其說是兩個政權之間的個性不同，不如說是兩個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與美國人的妥協相比，中國人似乎更在意勝者通吃。
醜聞纏身
與李鴻章作為大清國的富豪不同，格蘭特一直相當清貧。
卓越的軍功，為格蘭特和李鴻章鋪平了從政的大道。
李鴻章繼擔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後，於1870年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此前一年，曾經擔任陸軍部長的格蘭特，已經成功當選美國總統，並在1873年連任。
其實，李鴻章在歡迎宴會上對格蘭特的高度評價，的確是有點過譽的。在美國國內，作為「總統」的格蘭特，並不像作為「將軍」的格蘭特那樣，享有崇高的聲望，而是被一連串的腐敗醜聞、糟糕的經濟建設所深深困擾。
如今，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等很多地方，都有格蘭特的紀念碑或紀念館，其數量可能僅次於華盛頓、林肯兩位前任。但是，與華盛頓和林肯相比，格蘭特被後人紀念，幾乎都不是以「總統」的身份，而是以「將軍」和戰爭英雄的身份。歷史更多地記住了他的戰功，而不是他的政績。這與李鴻章的政治家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格蘭特在總統任內的最大政績，就是大力推進民權，通過了憲法第十五修正案，賦予所有膚色的人以選舉權（但不包括婦女），這令黑人、印第安人受益匪淺。但他任內的一大敗筆，就是發生在1873年的嚴重經濟危機。這場危機雖然受國際因素影響，但格蘭特政府應對失措的金融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破壞作用。這場危機，或許可算得上是「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古老格言，在美國的一次驗證。與格蘭特相比，本身就是文官出身的李鴻章，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則要卓越許多，成為大清國改革開放的舵手之一。
格蘭特最為人詬病的，是他的兩任任期內，高官腐敗醜聞十分頻繁，據統計，至少有11起證據確鑿並被廣泛報導的腐敗醜聞，直接牽涉到格蘭特政府的上層，這在美國歷屆總統任期內高居榜首。不少美國歷史學家都認為，格蘭特即便自己是清白的，也至少要對此承擔領導責任。他的副總統、他的私人秘書、駐英大使及一些內閣成員，都被牽涉到不同的腐敗案中，而格蘭特卻為他們多方開脫。格蘭特的政敵們，發明了「格蘭特主義」這個詞，來形容格蘭特政府的腐敗橫行。頻繁的醜聞，終於令美國的選民們厭倦了這位偉大的將軍，令格蘭特試圖第三次連任總統的夢想，成為泡影。
與格蘭特相似的是，李鴻章的周圍總是伴隨著腐敗的疑雲，而李鴻章本人也同樣未受到任何官方指控，也沒有任何過硬的史料證明其自身的貪腐。但是，一個事實是，與李鴻章作為大清國的富豪不同，格蘭特一直相當清貧，以至於他的朋友馬克·吐溫為他的回憶錄開出了高達75%的版稅，遠遠高出別的出版社最初開出的10%，算是一種變相的「扶貧」。
在紐約的格蘭特陵園，據說有一棵李鴻章手植的樹，以及大清國駐美公使楊儒寫的銘文。怪異的是，即便在公園管理員的陪同下，我都遍尋無著。
從美方的記載中，可以肯定的是，格蘭特對李鴻章也十分欣賞，認為李是他所見過的最為堅定和最有遠見的政治家，將李與德國首相俾斯麥、英國首相迪斯雷利及法國總理甘必大並稱當世四大偉人。
在受恭親王、李鴻章的委託，調解中日之間因琉球產生的紛爭失敗後，格蘭特給李鴻章寫過兩封信，主題就是：「我甚盼中國自強。」或許，正因為此點，令這兩位同齡人，能夠跨越大洋、語言和種族的障礙，而成為惺惺相惜的兄弟？
2012.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