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蘇構怨由來已久，決非一朝一夕。早在嘉佑年間，王安石與蘇軾之父蘇洵即已齟齬不和，並由此影響到王安石同蘇軾兄弟的關係。方勺《泊宅編》卷上第3條云：
歐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原注:介甫不修飾，故目之曰囚首喪面。）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其在惑。內翰何為與之游乎!」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1云：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佑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為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眾，以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
根據這二則記載,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王、蘇交惡的經過原委。此後,王安石同蘇軾父子之間齟齬不斷。嘉佑六年，蘇軾兄弟應制科考試，蘇轍被置為末等，除商州推官，「知制誥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以致蘇轍羈留京師，不得赴任。對於蘇軾的制策,王安石則斥之為「全類戰國文章」，並說:「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蘇軾父子對於王安石也同樣不無惡感。蘇洵「惡荊公甚於仇讎」,詈罵王安石「囚首喪面」，乃至寫下《辯奸論》，對王安石極盡人身攻擊之能事。嘉佑七年,蘇軾與章敦一同考永興軍路、秦鳳路應解試士子，作策問《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與王安石在嘉佑年間屢屢提倡變革「法度」大唱反調。熙寧元年,蘇軾在《祭劉原父》一文中，攻擊王安石「大言滔天,詭論滅世」。朱弁《曲清舊聞》卷4云：
（安石）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惟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東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人。
如上所述，在熙寧變法之前，王安石同蘇軾父子就已經結有很深的怨隙。問題在於，在嘉佑之前，王安石和蘇洵素昧平生,為什麼王安石對名動京師聲聞朝野的蘇洵「獨不嘉之」、「屢詆於眾」，而蘇洵對王安石也同樣不以為然？朱熹犀利地指出：
老蘇之出，當時甚崇敬之,惟荊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里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荊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無為，又豈不為他荊公所薄。」
在朱熹看來，王安石對蘇洵所作所為的「不以為然」，甚至極端鄙薄,導致了蘇洵對他的切齒痛恨,並直接影響到他與蘇軾之間的關係。全祖望《宋元學案》卷98「荊公新學略序錄」則云：
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於禪，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
全祖望深入到新學與蜀學的思想體系中去，將王、蘇之間的個人恩怨，歸結到學術層面上的孟荀之辨，「欲明聖學」和「出於縱橫之學」的學術取向之別，真可謂獨具慧眼，鞭辟入裡。筆者以為,朱子所云與全氏所指互為表里，相互生發,足可解釋王安石與蘇洵結怨的深層原因。
全氏所謂「見者以為孟子」，「欲明聖學」等語,蓋指王安石推尊孟子，闡發儒家心性之學。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奉之為人生奮鬥的楷模，並以孟子的隔代知音自居。《奉酬永叔見贈》一詩云:「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生何敢望韓公。」在治學取向上，王安石「喜《孟子》，自為之解」，「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老子之言」。王安石更繼承了由孟子所提出而被後世儒家淡漠的儒家心性學說的命題，模仿《孟子》著成《淮南雜說》，倡明道德性命之理，率先探得宋學之驪珠。
不僅如此，由治學到為人,王安石真正接續並弘揚起孟子那種以道自任，以天下為己任的主體精神，為人處世之際時時表現出強烈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具有一種鮮明的「自重意識」，即以道自重、以道抗勢的身份意識。這在王安石的出處辭受之際表現得異常突出。他自稱：
某讀孟子，至於「不見諸侯」，然後知士雖隘窮貧賤，而道不少屈於當世，其自信之篤，自待之重也如此。……某嘗守此言，退而甘自處於為賤，夜思晝學，以待當世之求,而未嘗懷一刺、吐一言，以干公卿大夫之間，至於今十年矣。
士人之所以能夠在身處貧賤時自信自篤，而不必委屈周旋於王公達貴之間，是因為自己身上擔負著終極的價值「道」，足以和世俗的「勢」相抗衡。而首要的前提是，士人必須以自身內在的道德修養來作為所任之道的保證:「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事實上，王安石的道德修養，正如陸象山所云：「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在有宋一代即使其政敵也難置微詞，絕少有人能出其右。
再觀蘇洵之學。雖然蘇洵初出時曾被譽為荀子，但是其源流實出自戰國縱橫之學。蘇洵一生常以賈誼自許，《上韓樞密書》云：「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而「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蘇洵的政論縱橫揮闔，上下馳騁，大抵不出兵謀權變之藩籬。彭可齋云：「老泉之學，多出於縱橫。故其論諫也以說術,其論御將以智術。」至於他的經論，更是全從「計權」立論。朱熹批駁道:「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黃震更列他為宋代縱橫之學的巨擘:「本朝理學大明,而戰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尚四人:蘇老泉者其巨擘，其次為李泰伯，其次為王雪山，其後為陳龍川。」
老蘇為文既承戰國縱橫餘緒，兼以自身的特殊經歷，出處之際也就難免有些戰國策士之風。入京之後，蘇洵於權貴之門奔走不暇,屢次上書韓琦等人邀名延譽，求官乞憐，於功名富貴可謂汲汲遑遑。《上韓丞相書》雲: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
對蘇洵的為文與做人，王安石是持不以為然的態度。王安石是首先將蘇洵之戰國縱橫之學揭蕖於世並予以當眾抨擊的人，至於像蘇洵之類當世之士，王安石也有一番評價：
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遐於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贏之徒也。
若以此眼光，蘇洵庶幾可以列入「戰國奸民」之類。
蘇洵去世以後，王安石同蘇軾之間的齟晤不合併沒有渙然冰釋，反而因為變革時期的政見之爭而劍拔弩張，日趨緊張。熙寧元年至熙寧四年，王安石與蘇軾在政壇上壁壘分明，針鋒相對。以往的個人私怨使得王蘇二人在變法之初即已深懷成見，從而意氣偏頗，在所難免。如蘇軾在熙寧元年所作的《祭劉原父文》中譏諷王安石「大言滔天,詭論滅世」，就不免私心作祟之嫌。至如其後指斥王安石為亂世奸雄曹操，竊國大盜王莽，明顯是言過其實,污衊太甚,較之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直接影響到他對新法的態度，誠如他日後所承認：
吾儕變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王安石同樣未能以宰相應有的寬宏氣度去消釋前嫌，反而對蘇軾極力排斥壓制，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5、卷6載：
上問王安石以「軾為人何如」，安石知軾素與己異，疑上亟用之也……上曰：「欲用蘇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其事可也。」
上初欲用蘇軾及孫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邪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言優遊浸漬，身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罷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
上以軾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盪至此，請黜之。」
熙寧變法之初，宋神宗屢次想起用蘇軾,但都被王安石所勸沮，原因則是王安石認為蘇軾和自己政見不同，「所學不正」，「素與己異」，惟恐神宗起用蘇軾會給新法帶來阻力。
王安石對蘇軾個人品德的攻擊，明顯挾有私人恩怨成分，所說不無偏見。但他強調的自己和蘇軾之間政見不和，卻無疑道出了王安石在熙寧變法時期不曾援引蘇軾，甚至極力排斥壓制的真正原因，而這也是始終影響王蘇關係的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節選自《王安石與蘇軾關係新論——兼論宋學流變中新學與蜀學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