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近幾年出版的關於錢鍾書研究的書很多，我見到就買了，時間一長，就積攢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點感想。
現在國內外研究錢鍾書的，以學術為主，即多數研究者的著眼點在於錢鍾書的小說、詩詞和他的學術論文，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個學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學術而忽視他的思想，時間久了，這樣的研究總會越走越窄的，特別是像錢鍾書這樣經歷了這麼多風雲變幻的學者，他的經曆本身，就是一部豐富的當代歷史。
前幾年，我在一篇研究《觀察》撰稿人的論文中，就想把錢鍾書作為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類型看待，可惜由於當時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對於錢鍾書作為一種知識分子的類型來研究，我覺得還是能夠拓寬錢鍾書研究的視野的。國內已出的幾本錢鍾書傳記，似乎也未能從這個角度出發，寫出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特經歷。李洪岩《智者的心路歷程》有所涉及，但還沒有著意為之。
我一直以為像錢鍾書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深入他們的內心，在大量資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們內心的苦惱、無奈和最終的生存方式，這對深入了解中國知識分子是很有幫助的。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治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的學者，似乎總不如治史學的人看得透。看得深，當然這只是一個大致的說法。就說政治選擇，一般推論，那些治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的學者，應該在理論上對政黨、國家這些東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過去這些學者寫的文章，他們也都是極犀利、極清醒的，但紙面上的深度並沒有融入自己的行為。倒是那些治歷史的學者不一定有超過這些學者的理論深度，但判斷起事情來，似乎總比另一類學者高明。比如胡適、傅斯年、錢穆、姚從吾、毛子水、陳寅恪這些做史學研究的人，比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錢端升等人，在許多事情上，還是更有決斷。雖然歷史的複雜性遠不似這樣簡單，個人的處境和選擇中有許多偶然因素，諸如個性、當時的處境、朋友的位置還有家累等等，但歷史研究總是由結果推斷原因，這樣一想，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種色彩了。
錢鍾書這樣的學者，現在看來，他的選擇是充滿矛盾的。以錢出身清華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們不應該推斷出他現在的結局，因為一個人的理想是由他們的教育背景決定的。從政治理想上說，錢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但錢本人對他同時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又多數看不上眼，讀過小說《圍城》和《貓》的人都是有這種感覺，也許這與錢鍾書的個性有關，也許與他父親曾告誡過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適之一類的新派人物有關。我總覺得錢鍾書看不上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還不光是自視甚高的個性，更有深刻的東西。當時自由主義的許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數人的意願，但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響較重的人，在做人這一條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們的理想相一致，而錢鍾書對此有更高的理想，即一個人說和做應當是一回事。儘管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想很誘人，但由於錢鍾書很了解他們的生活，特別是個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當時他們許多人在個人私德上，錢鍾書是有自己看法的。
錢是1910年生人，在自由主義人物中，如果不算嚴復、梁啓超那一代，直接從胡適這一代算起，錢是第二代的人物，在這第二代的人物中，錢是受中國傳統道德影響較重的一位，可以說他是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這一點錢和陳寅恪很像。吳忠匡曾說「文革」中錢給他寫信即言：「郭章二氏之書，幾乎人手一編。吾老不好學，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則庶幾能得風氣，足於多聞後生競走趨矣。章文差能盡俗，未入流品……」這是錢看到《柳文指要》後的感想，當時他對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從未遵父命去看過章行嚴，因為他們所為，不符錢鍾書的道德觀。一般說婚姻問題上很能見出一個人的基本道德觀，至於是因為有這樣的婚姻才導致那樣的道德，還是因為有這樣的道德才產生了那樣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錢對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偏見，肯定有他們個人婚姻選擇上的隨意性這一因素。
錢鍾書曾說過，他是一個閉門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國的讀書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這話不過是一種託辭而已。錢鍾書在內心深處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這些東西都被現實生活無情地消磨了。
就個性而言，錢是一個喜歡特立獨行的人，但這種個性最終能在一個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壓抑，也可見出生存處境的嚴酷。錢在選宋詩的時候，就不選文天樣的《正氣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學氣過重，但誰又能說這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抗議呢？錢給楊絳《幹校六記》寫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靜，但內心裡卻有更深的悲憤。1988年錢鍾書給《光明日報》寫了一則短文《報紙的開放是大趨勢》，壓抑了多年的錢鍾書終於說話了，可惜時間不久，他又沉默了，而這時他已到了人生晚年。這次的沉默，也意味著，除了過去學術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憤懣流露出外，錢鍾書40歲以後，幾乎沒有再說什麼自己真想說的話，而這樣的機會對錢鍾書這樣的老年學者來說已經趕不上了。對一個學者，特別是像錢鍾書這樣極有個性的學者，是多麼的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時代表面看是達成了平衡，但在內心這種衝突又時時浮現出來。這痛苦，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或許更能感覺到。
1982年夏天，胡喬木請錢鍾書為他改詩，錢鍾書就真改了，對此李慎之在《胡喬木請錢鍾書改詩種種》一文中說：「他（胡喬木）拿出兩張紙，上面寫的就是後來在『七·一』發表的《有所思》。然而塗改批註很多，一望而知是錢鍾書的筆跡。他一面給我看，一面說『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麼多，你看怎麼辦好？』我說：『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還是我來給你辦一點外交吧』。」（《百年潮》1997年第2期）經過李慎之的解釋後，錢鍾書在給胡喬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說：「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喬木和錢鍾書是清華同學，但從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們的友誼是在後來發生的，主動的一面在胡喬木。胡喬木最初知道朱光潛病重時曾寫一慰問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錢鍾書處聽到的，可見80年代初胡喬木和錢鍾書的友誼。從李慎之的回憶文章中，可以推出，胡喬木曾請錢鍾書擔任社科院的副院長，至少是流露過這樣的意思，而錢鍾書拒絕過。李慎之文章說：「我（胡）要請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給社科院撐撐場面，給社科院當個副院長。」後來錢鍾書答應了，做了一個從不問事的「撐場面」的副院長。
胡喬木請錢鍾書改詩，以錢鍾書對世事的了解，當不會不知這為何意，是用不著費心的。在胡喬木這是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鍾書也只是一個形式而已，錢鍾書當不會處理不好。但錢鍾書的「書生氣」還是發作了。我是這樣理解的：錢鍾書這樣的讀書人，幾十年來都在一種壓抑的狀態下生存，對於官員有一種反彈的心理，所以儘管是朋友，但畢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這樣的機會，在不自覺中，就「書生氣發作了」，看似無意，但卻有足夠的心理依據，中國的讀書人被壓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氣，這最能見出錢鍾書的個性。可以推想，以錢鍾書的個性，當年讓他去譯毛詩和《講話》，在內心是一種什麼滋味。有的人也許是受寵若驚，而有的人則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錢鍾書有這種意味，他絕口未提過這些事，可見他有自己的判斷。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錢鍾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他們當中有陳寅恪這樣的，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准這樣敢於反叛的，有儲安平這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錢鍾書這樣看透了而「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分子選擇，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