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民間宗教網絡，遠在北京的中共政權有辦法滲透到台灣民間社會。
「中國因素滲透港台已經幾十年，最近十年左右尤其劇烈。」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說，「但是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銳實力的認識，確實這幾年才猛然覺醒，尤其是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影響力施作被揭發之後。因此，台港案例對中國全球影響力操作的分析，具有破浪般的啟示作用。」
因此，吳介民在五年前開始構思編撰分析中共銳實力如何在全球操作的書籍，最近完成。他和香港政治學者、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副教授方志恆(Brian Fong)、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一起合編了一本探討中共銳實力和影響力操作的書《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以港台學者為基礎，網羅20多位各國專家組成研究團隊的成果，探討香港、台灣、東南亞、紐澳、印度、中亞等國案例。立基於港台經驗，將銳實力分析拓展到整個印太區域。
吳介民表示，銳實力是這幾年美國學者提出的說法，在此說法提出之前，中共對台港和世界的統戰已經很多，學術的說法是「中共的影響力操作」，這包括統戰、銳實力、國際宣傳或是大外宣等。
吳介民說孔子學院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是中國教育部對外進行大外宣的一環，統戰的一環，由漢辦主導，在全球成立孔子學院。以前孔子學院和學堂被看成是中國的軟實力，是無害的文化外交和交流，這兩年被視為中共銳實力的一環，因為產生很多干預學術和言論自由的爭議。這是對中共影響力操作的典範轉型，從無害的軟實力轉換成為具有侵害性的銳實力，這種世界觀點的轉換在最近幾年發生。
2016年在蔡英文就職典禮上領唱國歌的原住民兒童合唱團，原本預計到廣州表演的行程遭到取消。
澳大利亞對西方世界敲響警鐘
吳介民說，澳大利亞因為近年被中共滲透得很厲害，包括收買政客、影響政策，促使澳大利亞必須通過立法，限制政治獻金和境外勢力反滲透。澳大利亞對西方世界猛敲了一記警鐘，美國對中共銳實力有警戒的學者很多，但以前沒有被認真對待，直到最近幾年，而歐洲更是最近才開始有覺醒的跡象。
近年中共跟西方的矛盾衝突愈來愈多，從經濟到地緣政治、外交，中共推進一帶一路，喊出中國製造2025，發展5G通信半導體跟美國等西方國家發生利益衝突，侵害智慧財產權，以及中國5G有安全疑慮等，都讓西方世界覺醒。這幾年香港問題、新疆集中營和新冠（中共病毒）疫情等問題，進一步讓中國與西方關係惡化。
中共因素滲透港台幾十年，最近十年左右尤其劇烈。圖為2016年蔡英文的就職典禮。
吳介民:香港現在是戒嚴狀態
吳介民說，香港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香港近年變成美中對抗前線，問題的本質是北京對一國兩制的雙普選食言，搞了一個鳥籠普選，明年香港不一定會有選舉了。吳介民說現在香港整個趨勢變壞，是沒有宣布戒嚴的戒嚴狀態。
吳介民說，他在五年前就開始構思出版關於中共銳實力的書，因為五年前書中探討的五個議題已經很嚴重，當時正值習近平政權穩定後開始發動攻勢，強硬路線明朗，港台也出現很多類似現象，例如青年抗共運動。吳介民表示，這本書涵蓋十個中國操作影響力的個案，探討中共如何在港台影響選舉、經濟、媒體、影視產業和宗教。此書出版有經過嚴格的同行學術審查(peer review)。
關於中共如何影響選舉的議題，吳介民以台灣2012和2016年兩次總統大選為例，他指出2012年中共對台施壓，以九二共識為基礎，馬英九政府也支持，三五十個財團在投票前一個月每天都有人出來支持九二共識，是中共操作非常成功的一次，當時確實有一部分經濟選民被九二共識影響而投給馬英九，但2016年變了，因為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九二共識的說法就沒有發揮作用了，同一個論述在2012年有用，2016年沒有效果。至於經濟層面，中共擅長以觀光客為手段和武器。而對於媒體的操控，中共在香港對媒體的操控早於台灣，有些模式在香港很早就有。中共對台灣媒體的審查很明顯有兩種模式，一是媒體自我審查，台灣被報導最多的就是旺旺集團。一個是外部審查，當特定議題發生時，中共施壓要求不要報導，或者跟台灣媒體購買廣告，刊登置入性新聞，報導特定新聞。例子不勝枚舉。
中共對台灣藝人獵巫，挑戰國家認同，周子瑜在2016年道歉是典型案例。
中共政權通過宗教滲透台灣民間社會
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古明君，負責撰寫中共如何透過宗教影響台灣。古明君說，台灣的民間宗教是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或者很多從民間生活信仰發展出來，在學術上歸類於道教，但道教有嚴謹的制度，有道士，也有道德經。民間宗教的形態很多，從台灣人最熟悉的拜土地公，到城隍，到有犧牲貢獻的民間人士人格被放大尊崇如關公、媽祖，這有些融合了佛道教元素，古明君將這一塊不是那麼制度化的宗教統歸為民間宗教，如土地神、財神、關公、媽祖等這些跟庶民生活最接近親切的。
古明君說，中國很長一段時間，民間宗教不被視為正統宗教，而是封建迷信的一環，文革時被禁止，宗教活動只要一段時間沒有進行，集體記憶會消失，儀式怎麼進行都不知道。八零年代以後，兩岸交流增加，中國大陸的政治氣氛比較鬆動，台灣很多拜關公、媽祖、臨水夫人的信仰社群都很想回大陸去復興宗教，其實一開始中國大陸民間宗教的振興，從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面是因為政治壓不住民間信仰，還有很大部分是因為海外華人、特別是台灣人去大陸做宣教復興、捐錢蓋廟，兩岸互動帶動了地方民間宗教復興，這其中某些民間信仰特別受地方政府重視，因為地方政府發現可以招商引資，發現這些人不是拜拜了就走，還會蓋廟、投資。香港人也有去大陸蓋黃大仙廟。另一個是兩岸互動間，中國政府發現跟台灣連結更方便、文化親近，因此逐漸從地方政府考量經濟的層次，發展到中共中央政府也重視民間宗教，中國發現透過宗教間的互動、人際往來，可以繞經民間，接觸到台灣的草根社會，從早期台灣人海外華人這種自發性去中國進行宗教交流，逐漸出現較清晰的官方色彩。
古明君研究媽祖信仰如何從污名化的封建迷信，從當地政府拆廟、禁止拜拜，一直到台灣人去蓋廟、辦大型文化活動，用這種方式邀請台灣人回去參加媽祖祭典。中國半官方色彩的大型協會透過組織和節慶，很方便的接觸到台灣的廟宇和民間社會。
古明君說，平時這種民間宗教互動看起來是民間交流，但有些個案很清楚，在重要的事件上，宗教成為中共官方傳遞信息和意見的渠道，學術上早期稱之為統戰或境外影響力。意即民間信仰變成中共發揮境外影響力的渠道，中共官方透過半正式非正式的民間交流，傳遞信息給他想要影響的目標。境外影響力逐漸在中共官方宣傳上有重要位置，對台灣發揮統戰，在海外華人多的地方例如東南亞也應用得很多。
古明君說，中共借宗教交流的網絡作為傳遞中共信息渠道有一些明顯例子。最明顯例子是2016年總統大選，中共不能在檯面上直接介入台灣選舉，但是大選前中國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訪台，邀請方就是台灣的廟宇，美其名來進行宗教交流，但是他除了參訪廟宇，還邀請里長閉門座談，這是後來被媒體揭露，外界才知道陳德銘透過這種方式跟里長聯繫，他希望里長們考量兩岸關係做出「最佳選擇」，這個潛台詞大家都很清楚。這是中共如何透過廟宇直接接觸到台灣基層的清楚案例，試圖影響台灣大選。此外，發生重大新聞時，中共也透過友好的廟宇社群發揮輿論影響力，從早期兩岸直航議題到近期陸客來台都有案例。舉例台灣幾年前發生遊覽車火燒車事故，本來單純的公共安全議題，上綱到政府層次和兩岸交流，當時有廟宇代表出來發言要求蔡英文政府不要影響兩岸關係。
古明君說，透過這些民間宗教網絡，遠在北京的中共政權是有辦法滲透到台灣民間社會的。中共對宗教的態度是必須服膺於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此外，在台灣重要選舉期間，廟宇成為假信息傳播節點，特別是長期跟中國交往的團體，因為方便聯繫互加了微信，這些微信群就成了信息傳遞渠道，摻雜不實信息，再透過封閉性的line社群散布給信眾群體，成為脫離規管的假信息傳播渠道。
台灣演員宋芸樺在2018年出演中國電影《西虹市首富》，因遭指認同台獨而被迫道歉。(網絡截圖)
中共對台灣藝人獵巫挑戰國家認同
台灣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廖美撰寫中國如何透過在影視產業發揮影響力。廖美說中國影視產業近十到十五年有長足進展，台灣和好萊塢都很嚮往中國市場，好萊塢是想把製作的電影賣到中國，台灣是藝人想去中國發展，兩者不同。兩岸在影視產業的角力跟西方進入中國的型態很不一樣，台灣藝人必須由個人面對中共的政策和遊戲規則，特定藝人在面對這些遊戲規則採取的行動，又立即在台灣社會引起反應。
廖美認為，中共從廣電總局、中宣部、黨媒、到網民，對台灣藝人的國家認同和有無台獨傾向，有四種獵巫形態。獵巫的發動者一是中國政府，一是網民，是否牽涉中國資本有不同的結果。
以2016年台灣藝人周子瑜事件為例，廖美分析，這是沒有涉及中國資金、網民發動獵巫的型態。周子瑜遭檢舉曾在韓國節目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周子瑜所屬的韓國女團公司一開始沒有立即反應，拖了一個月到了總統大選前才公開道歉，因為周子瑜要考慮韓國民眾對於韓國公司在中國被挑戰，也要考慮台灣民眾的看法。
而台灣演員宋芸樺在2018年出演電影《西虹市首富》，則是有涉及中國資金、網民發動獵巫的型態。網民挖出宋芸樺曾在台灣一個快問快答節目中，被問到她最喜歡的國家是那一個?宋芸樺回答是台灣。中國網民於是指控她台獨，抵制這部電影。當時電影剛上映，票房賣出14億人民幣，宋芸樺不到20小時立刻道歉，最後電影票房賣到近26億人民幣。
廖美分析，宋芸樺和周子瑜事件，都由網民檢舉，差別是有中國資金投入的藝人迅速道歉，之後影視公司再借網絡水軍洗掉負面言論，中共有很多手法可以控制網民言論。但是沒有中國資金涉入的韓國女團，不僅要考慮中國市場，也要考慮台韓的社會觀感，拖的時間比較久，也使周子瑜事件更廣為人知。
另外兩種型態是中國政府發動，有或沒有中國資本投入的差別。
廖美將台灣演員戴立忍的案例歸類於中共官方發動，也有中國資本投入的類型。戴立忍2016年參演趙薇執導的電影《沒有別的愛》，遭網民檢舉戴立忍支持台獨，戴立忍通過微博否認支持台獨，但隨後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貼出對於戴立忍支持台獨的質疑，此篇微博遭新浪微博（阿里巴巴參股，趙薇和她先生是阿里巴巴影業的第二大股東）刪除，經共青團中央申請恢復，引起網民不滿，認為趙薇利用資本管制輿論。風波不斷升級最後劇組宣布撤換主演戴立忍，發聲明道歉表示起用戴立忍時，未做政治背景深入調查。
廖美分析，戴立忍事件因為有中國資金投入，因此是有限制的打壓。拖了十幾天決定換角的因素還有當時的背景，當時正值國際仲裁結果出爐，判定中共對南海自然資源不享有「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當時中共官方鼓動愛國情緒高漲，也使戴立忍事件讓趙薇想壓也壓不下來。不過，換角屬於有限制的打壓。
2000年台灣歌手張惠妹在陳水扁就職典禮唱中華民國國歌，結果遭中國封殺四年。
廖美表示，完全打壓的情況會發生在中國政府發動，沒有中國資金投入。幾個案例是2000年台灣歌手張惠妹在陳水扁就職典禮唱中華民國國歌，結果遭中國封殺，四、五年都不能去中國表演。2004年台灣原住民歌手紀曉君和盲人歌手蕭煌奇在陳水扁就職典禮上唱國歌，兩人遭封殺不能去中國表演。而在2016年蔡英文就職典禮上領唱國歌的原住民兒童合唱團，原本預計到廣州表演的行程遭到取消。這些由中國政府發動，沒有涉及中國資金的案例，最後的命運是完全被禁，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廖美的研究涉及2000年到2018年間台灣藝人被中共打壓的案例，從發動者和是否有中國資本來看中國政府打壓的力道強弱。她分析和中國資本牽扯愈厲害，政府打壓就沒有那麼嚴重。中國政府和網民合作，獵巫揪出所謂台獨藝人，至於力道有多重，取決於是否有中國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