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幻想實業救國而忽視政治變革,幻想清廷立憲而忽視革命選擇,幻想政治形勢而忽視自身立場,幻想袁世凱維護共和而忽視復辟帝制,幻想以名求利而忽視壯大實力。他依附於強勢集團,沒有自立自強的勇氣,沒有實現實業救國的願望,也無法推動政治轉型。以張謇為代表的晚清商人在企業經營、商人參政上有一定成就,但不是成熟的企業家和有遠見的政治家。
一、幻想實業救國,忽視政治變革
在政治專制下,張謇希望實業救國,這很難實現;如果沒有民主政治來保障市場經濟,實業救國是不可能的。他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這是短視。
第一,幻想實業救國。19世紀末,張謇等人希望以發展農、工、商、交通等實業來救國救民。張謇提出:「中國人數甲於五洲,但能於工藝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憂貧之事哉!此則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救國為目前之急,……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確,商人舉辦實業對創造就業機會、提供消費產品有一定作用,但所能幫助的人是有限的,認為實業能救國更是幼稚。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是專制,不解決此問題,不可能讓民眾生活更好。而且,商人在蠻橫專制者面前是弱者,不但救不了國,反而自身難保。
作為商人,張謇「務實」,「做一分是一分」,缺乏全盤思考。在1898年義和團事件中,張謇是東南互保促成者之一,使東南免遭戰火。清政府向其他國家宣戰,是錯誤的;而其他國家是應戰,是正確的。而且,清政府弱,其他國家強,所以東南互保是務實好選擇。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你不能無條件把「務實」推到其他領域。由於清政府是專制政權,蠻不講理,你不能把維持專制當做務實好選擇,幻想清政府能很好地保護商人利益。清政府壓榨普通民眾,使國內市場凋敝,不利於商業發展。而且,清政府也無法保護中國商人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正當權益。商業邏輯講究一分錢一份貨,但政治邏輯講究全局與策略。
「務實」的張謇不喜歡「務虛」的孫中山。1912年1月,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任命張謇為實業部長。到任後,張謇與孫中山第一次見面。在當天日記里,張謇對孫中山的評價是「不知崖畔」,認為孫中山太過浪漫、不知分際。其實,孫中山雖未曾躬身實業,但也為革命孜孜追求,在困難中前進。先不論孫中山的行為是否正確,但起碼他認識到了政治變革的重要性,在眼界上高於張謇。
第二,忽視政治變革。張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體,比如大生紡織公司從商部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准別家設立紡廠」的特權。所以,他們認為從專制到民主的革命代價太大,將破壞市場秩序與社會穩定,損害商人利益。其實,革命在短期內會帶來陣痛,會暫時衝擊商人利益,但從長期來看,民主政治會帶來更穩定的社會秩序、更發達的市場,也能保護商人財產,這些都有利於商人。
張謇忽視政治變革,就較少去累積政治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因此,張謇寧要幫助他人軍隊,也不會自己去組織民兵或軍隊。1911年11月,江浙聯軍攻下南京後,張謇派人送去50頭牛、1000瓶酒、600塊銀元、1000袋麵粉和1000匹布。在這點上,張謇不如同時代的廣東商人陳廉伯有膽識。當時,北洋軍閥、滇桂軍閥輪番據粵,軍隊滋擾,匪患猖獗。陳廉伯看到了政治、軍事對經濟、財產的重大影響,所以他聯合其他商人來組織商團,以軍事來保護利益,參與政治。1919年3月,陳廉伯出任商團團長,主張「寓兵於商」,宣布商團四大宗旨:一、實力保衛地方;二、認定本團為獨立性質,無論如何不為政潮所左右;三、聯絡團軍,親愛感意;四、力謀擴張及進步。他在任內迅速發展商團實力,操練實彈射擊、巷戰等。1922年,陳炯明與孫中山政爭,商團維持治安,很得商民擁護。後來,陳廉伯的商團武裝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但的確比張謇更有膽識。
張謇忽視政治變革,甚至反對政治變革。在武昌起義爆發後,張謇曾經找到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人駿,希望派兵把革命鎮壓下去。張謇敵我不分,當然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在1926年日記中,張謇說「時局又變,翻覆甚矣」。當時,社會依然動盪,市場依然凋敝,張謇的設想沒實現。
二、幻想清廷立憲,忽視革命選擇
當然,張謇也沒有完全忽視政治變革,但只有清廷立憲一種選擇,而忽視、排斥孫中山的革命。這是狹隘。
第一,幻想清廷立憲。1906年,鄭孝胥與張謇等人在上海發起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是會長,張謇、湯壽潛是副會長,會員主要為江蘇、浙江、福建的商人,其中很多曾任過政府官職或具有官銜。預備立憲公會以「奉戴上諭立憲,開發地方紳民政治知識」為宗旨,公會印報刊,還開辦法政講習所以培育立憲人才,致力於商法的編纂頒行。
1910年,張謇等人連續三次在北京發起請願活動,要求清廷縮短九年籌備期,速開國會。清廷從最初婉拒,到後來制止,再到最後決定將「國會定限縮短三年」,為國會大請願運動畫下句點。這引起了立憲派內部的分裂,張謇任議長的江蘇咨議局為此致電咨政院,對國會提前成立表示祝賀,而如咨政院議員李素就說,「速開國會的目的不能達,人民失望,而江浙獨爭先電賀,以懈怠民氣,本員甚覺痛心。」顯然,張謇的立場比較偏向清廷。
儘管張謇等人對清政府的新政,特別是君主立憲抱有很大希望,但清政府並不理睬。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內閣」名單,讓立憲新政成為泡影,輿論失望。此時,張謇還決定赴京直諫攝政王,並請求批准他的中美合作投資計劃。既然清政府已決定不再走君主立憲道路,張謇還一再對清政府抱有幻想,就有點愚忠了。在個人情感與國家前途面前,張謇選擇了個人情感,顯得意氣用事。
第二,忽視革命選擇。其實,立憲、革命沒有優劣之別,都是一種選擇。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或一種手段,持開放性態度才是明智之舉,而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如果選擇革命,犧牲會更大一些,但更徹底一些;如果選擇立憲,犧牲會小一些,還會保留君主,但君主權力受限制。就像現在的美國共和、英國君主立憲都是民主制,沒有誰優於誰的問題。
即使孫中山等革命派有缺陷,張謇也可以接觸,對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主張提出異議,促使其改變綱領,探討合作可能性。當雙方合作,實力才能壯大,建立民主政權,但他從來沒這樣做。的確,當時孫中山實力還不強大,但實力不是一成不變的,革命派可能會壯大強大,何況張謇也可以幫助孫中山壯大實力,但張謇也沒這樣做。即使革命派實力不強,但清政府自身失誤也可能導致革命。後來,清政府實施鐵路國有政策,製造社會對立,引發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張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體,沒有勇氣成為革命者,也抵製革命,而只認定君主立憲。辛亥革命的爆發證明這種策略或想法是失敗的。
三、幻想政治形勢,忽視自身立場
形勢千變萬化,個人也可以據形勢調整立場,但調整不等於沒有立場,不等於完全跟著形勢走。張謇等人只是跟著形勢走,而沒有自身立場。這是無原則。
第一,幻想政治形勢。張謇等人請求清政府君主立憲,寄託於他人,不可能引導形勢,只能跟著形勢走。所以,當武昌革命爆發,張謇等人反應就有些措手不及,比如革命會不會成功。在多變政治環境中,張謇等人沒有預計、沒有準備。
1911年5月,清廷宣布「皇族內閣」名單。6月,「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成立。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爆發。10月12日,張謇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派兵「援鄂」,鎮壓革命。10月16日,張謇與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10月21日,張謇以江蘇咨議局名義發出致內閣電。可見,張謇還想挽救清王朝,痴心未改。11月3日,陳其美在上海武裝商團協助下,攻下道台衙門、縣署及江南製造局。接著,蘇州、杭州的立憲派宣布脫離清政府。在此情況下,張謇轉向共和。11月6日,他致電進攻武昌的袁世凱,勸「趨於共和」,與革命派達成協議。
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一個月,張謇的立場跟著形勢在不斷變化:鎮壓革命到君主立憲再到支持革命。
第二,忽視自身立場。個人可以有手腕,但不能沒有原則,不能成為變色龍。你應該認真學習,努力思考,權衡利弊,明確立場,再根據形勢制定策略,準備各種方案。如果當初張謇不那麼反對革命,與革命派有所接觸,就不會顯得如此被動。在短時間內從鎮壓革命派到支持革命派,如此變化太過於迅速,顯示政治上的不成熟。張騫遊走於清政府、袁世凱、孫中山之間。
而且,張謇曾說: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其實,張謇很熱心仕途。1876年,張謇在淮軍統領吳長慶處任軍幕文書。1894年,張謇成為狀元,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任,江蘇咨議局議長。民國成立後,張謇先後擔任過孫中山與袁世凱內閣的部長。可以說,張謇與官場有密切聯繫。如果前面還是父命難違,後面就是喜歡權力。商人從政是正常現象,不用遮遮掩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