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前黎智英被終審庭判還押監房，周庭被視為「甲級犯」，調往高度設防監獄，兩個壞消息，使香港人的新年變得愁雲慘霧。兩個壞消息都有點出乎意料，一是終審庭法官在庭上的言論，放出可能拒絕上訴的跡象，使我們抱著微茫的希望；二是像周庭那樣的纖弱小女孩，根本不可能需要高度設防的監獄，才能讓全副武裝的獄警放心。
黎智英被鐵鏈鎖身，周庭被當作甲級犯，明顯都帶有羞辱性，就是要重挫他們的個人尊嚴，讓黎智英和周庭在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
專制者永遠不明白，人的尊嚴不是靠他人的俯首來獲得的，人的尊嚴來自內心的力量，來自信仰，來自人民的支持。
香港人的抗爭運動，來到一個困難的階段。從來所有的群眾政治運動，都不會一帆風順，都會有挫折和低潮，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歷史上所見不鮮。如果你要改變舊世界，就指望舊世界的主人乖乖退出他的歷史舞台，那是空想。總是要拚死爭鬥，總是你進我退，客觀形勢不斷在變，主觀意識也會發生移轉，兩相博奕之下，不是永遠往前走，是進三步退兩步，是時而左轉，時而右轉，時而取攻勢，時而取守勢，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去年反送中運動轟轟烈烈，林鄭政府已束手無策，誰知來了武漢疫症，群聚不利防疫，就算政府沒有措施，市民也會減少大規模遊行集會，這是運動慢慢趨於沉寂的客觀原因。因為林鄭無能，逼中共自己出手，中共利用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地位，搞出一個國安法，凌駕香港的普通法，直接鎮壓香港人的抗爭，這是中共橫手施暴的慣技。
習近平為國安法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中共的野蠻本質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一國兩制」的假相大白於天下，但相應來說，國安法也大大縮窄了香港人和平抗爭的空間。
就這樣，香港人的民主抗爭走進了一個困局，就是我們突然失去原有的抗爭手段，集會遊行都搞不起來，運動領袖紛紛被清算，政府大打出手，不留餘地地打擊正義市民，而我們暫時又沒有還手的餘地。
這都是現實。問題不是發生了什麼，問題是當局勢發生變化時，我們如何因應形勢變化而重整自己的隊伍，調整自己的對策。
元旦日民陣舉行車巡，要求釋放政治犯，只出動了一輛車四個人，沿途以擴音器宣揚自己的訴求，李卓人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結果警方要出動大批人馬，製造障礙，但因一切都合乎香港法律，警察也沒辦法發出告票。
元旦日也有市民到到獅子山頂，豎立「FAITH」的燈飾，表達永久抗爭的決心。有市民在尖沙咀欣賞燈飾時，在密集的人群中喊口號，警察雖然聽見了，也無可奈何。
問題不在於這些規模不大的行動有什麼直接的驚人的效果，問題是我們把它做出來了，用我們認為合適的安全的方式把它做出來了。
疫症一定會過去，國安法範圍之外，還有大量抗爭空間，時機未到，一切按下不表，時機一到，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在困難的時候，最容易產生的情緒是沮喪、灰心、低落、絕望，這都是人之常情，但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要想辦法讓我們抱持積極正面樂觀的心態，越不能被困難打倒。現在中共與林鄭政府，最希望的就是香港人都悲觀恐懼，選擇放棄，大家都覺得香港人的抗爭失敗了，前途無望，從此抬不起頭來了，那我們就真的失敗了，無望了，永遠都抬不起頭來了。
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態度。我們要放棄，當然很容易，要堅持，當然很難，但我們要舍易取難，這就是黎智英、黃之鋒和周庭們寧肯坐牢，也不低頭的原因。
形勢不好時，不是硬拚的時候，但不硬拚，也可以消極抵抗，可以不合作，可以給中共和林鄭碰碰軟釘子。民陣的車巡，獅子山的燈號，人群中喊一句「黑警死全家」，都是方法，至少告訴專制統治者，人民還醒著，反抗不會停止。
黎智英、黃之鋒、周庭這些抗爭英雄，他們擔起時代賦予的重責大任，為我們去受苦，去扛十字架，還有更多知名不知名的手足在牢裡，在流亡，這是我們共同鬥爭的代價，我們要共同承擔這份代價，用能想到的所有方式，跟著他們的身影往前走。我們沒有權利在困難的時候，把他們留在牢裡自生自滅，讓他們白白受苦，日後他們出來後，發現香港人都跑光了，滿目荒涼，政權囂張，藍營燈紅酒綠，而他們為之傷痛過、受苦過的香港人，卻都成了一盤散沙，人人龜縮回自己的小天地，俯首貼耳過日子，如此，我們就都是忘恩負義之徒。
記住這裡發生的一切，把仇恨埋在心裡，永不忘記，永不放棄，這是我們支持肥佬黎，支持黃之鋒和周庭們的方式。要明白的是，我們做的一切，不是為他們，是為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