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親歷＊阿波羅新聞網

文字獄

1966年6月9號下午，我就讀的武漢第28中學黨總支組織全校師生批鬥了彭大年老師。批鬥他的理由，一是說他1957年以提意見為名向黨發起猖狂進攻，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0年給他摘了帽，是個「摘帽右派」；二是說他這次借批判「三家村」為名寫大字報又一次向黨發起猖狂進攻，不批鬥不足以平民憤。於是，我和同學們積極、主動地參加到這場「鬥爭」中去了。

記得1966年伊始，在學校領導安排下，師生們就逐漸把階級鬥爭當作主課，而把文化課當成副課，更加積極努力地學習毛澤東著作。自4月份批判《燕山夜話》以來，上文化課已經越來越引不起學生的興趣，批判活動越搞越多，火藥味越來越濃。到了5月下旬，學校由每周六下午只開一次大型批判會改為周五周六兩天不上課只開批判會，以班級開會討論為主。

6月份，政治空氣愈發火熱，開始發燙了。在第一個星期里，《人民日報》幾乎天天發表社論，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等，還發表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我和同學們都認為，期待已久的大革命終於來了，中國之大已經安放不了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因此一個個摩拳擦掌，感到天下國家全指望我們這些人啦。一股壯志豪情如烈火般在心中騰騰升起。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在這場運動中好好鍛鍊自己，爭取成為新一代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

很快地，「機會」就來啦！

那天上午，校園裡一如往常，老師上課，學生聽講，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誰也沒有料到，一場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正在暗中醞釀著。

我班第四堂課是物理，老師叫彭大年，給我們上複習課。他體態白胖，神情和藹，語調溫柔，教學行之有效，能與學生們打成一片，因此在學生中口碑不錯。我不怎麼喜歡數理化，因為計算太麻煩，特別是公式老記不住；但是對物理、化學課的非計算部分還是很感興趣的。

正在上課之際，突然，學校共青團總支書記來了，叫走了班主席；過了一會兒，班主席又匆匆而來，叫走了團支部書記劉某，二人匆匆而去。對此，我也沒在意，反正是領導又要安排大批判的事兒了。

那天，彭老師講完課，自認為很滿意，便布置了作業，樂呵呵地走了。

我午覺以後去學校，趕到學校後門時，只聽得一片喧囂聲，又見各教室里人影走動。一進校門，就感到氣氛不對，到處都是嚴肅而忙亂。辦公室里，老師們在趕寫大字報；來到班上，見黑板上寫著「堅決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又見同學呂某滿懷憤怒地在黑板上寫下「彭大年是個老右派」七個大字。我大吃一驚：我的媽呀，罵老師啦！難道階級鬥爭具體到我們學校來了？趕忙問別人是怎麼回事兒。

聽說是這樣的：彭大年這次借批判「三家村」的機會大罵共產黨。寫「黨」字，故意把「兄」寫掉了。聽校領導講，這就是污衊我們黨是沒有兄弟黨的黨，而毛主席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這不是有意反黨反毛主席嗎？要是工人貧下中農寫的，那一般是筆誤；可彭大年是右派，那性質就不同了，那就絕不是偶然的，是他「右派」本質的大暴露。對這種「階級分析法」，我當然是完全接受的。

那時分析問題，往往是根據你的家庭出身或政治身份來定性。你家庭出身是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說錯了話沒關係，批評幾句就算了；如果出身不壞，說錯了話，批評就嚴厲些，有的也記入檔案；如果出身不好，是「五類分子」家庭，還有資本家、曾擔任過偽職如國民黨的警察和投誠或起義的國民黨軍隊的官兵出身的和被內部控制使用的人的家庭，說錯了話，就要開批判會，本人要做檢討，要痛哭流涕，把自己罵得一塌糊塗，事後把你的檢討記入檔案，成為你一生的包袱。

經過批判「三家村」的洗禮，我「知道」階級敵人從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時往往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說著革命的詞語、喊著革命的口號卻幹著反革命的勾當。我認為，彭大年不就是這樣的嗎？我要及時投入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去，和階級敵人進行面對面的鬥爭！

我開始寫批判稿，可是批什麼呢？從彭老師平時的言論里一時還真想不出有什麼問題來，不過，我知道彭老師還有一張大字報，題目是《奪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勝利》，這個題目就有問題——無產階級取得了勝利，有誰會去「奪回」呢，那只有地主資產階級！所以他這張大字報就是暗中替階級敵人說話的。分析到這裡，我好高興吶！就批這個「奪」字吧。寫完之後，把稿子交給學生會——學生會主席是本班同學鄭伯康，目的當然是希望能讓我上台發言。

大會是在下午四點鐘開始的。在響電鈴的同時，同學胡某根據領導的安排，跑到門房猛烈敲打掛在屋檐下的鋼板（鋼板是在突然停電時代替電鈴的）。學校的氣氛頓時更緊張了。各班學生一個個慷慨激昂、怒形於色，以近乎小跑的速度匯集在大操場。

在一片仇恨的口號聲中，幾個學生提著木棒——這是練藝術體操用的——把彭老師押上主席台。彭老師臉色刷白，渾身篩糠般顫抖，幾乎連台階也上不了，後來被押送的學生七手八腳連推帶拽給弄上去了，押到主席台右邊角上站定，彎著腰在九十度左右。

發言的學生一個接一個走上台去，揮舞拳頭，瞪著眼睛，扯起嗓子，激動地宣讀批判稿；老師代表也有發言的，他們顯得比學生更激動，有的老師喊口號不是舉一隻胳膊，而是舉兩隻胳膊，還要蹦踏幾下。大會進行了兩個多鐘頭，彭老師就一直沒抬過頭，也沒伸直過腰。最後，大會主持人叫彭老師滾下去寫交待。彭老師還沒來得及「滾」哩，就被憤怒的學生一把揪下主席台押走了。

那一晚上，彭老師在教師宿舍二樓一間寢室里寫交待。學生們四人一組輪流值班，每人手持木棒，虎視眈眈地監視著這個階級敵人，不許他亂說亂動。直到轉鍾以後，學校書記尹業陶老師來了，要學生記住毛澤東的教導，「不虐待俘虜」，准許彭老師睡一會兒。彭老師這才上了床，但不得放下蚊帳，於是只好用被單蒙頭而睡。我親眼看見彭老師在抽泣。有人吼了他一聲：「別做鬼樣子！」

第二天大清晨，擔任監督任務的學生就把他提拎起來，要他自己讀揭發、批判他的大字報。他讀得結結巴巴，帶著哭腔，滿臉是淚水和汗水。學生們並不滿意，就自發地把他拽到食堂里，令他低頭哈腰，再把他批鬥了一頓。鬥完以後，又把他押到初中生上課的大樓，關在第二層的一個小辦公室里繼續寫交待。高二兩個班的學生每兩小時一班，每班兩個學生負責監督，嚴密注意並記錄他的一舉一動；如有異常，立即採取革命行動。

我就值過一個班。我看到彭老師一邊寫交待一邊擦眼淚，不由得生出惻隱之心。但我立即「意識」到這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在作怪，便自己「提醒」自己，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階級敵人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現在想想，真不知說什麼好。

那幾天，有老師在我們面前表示，自己對彭老師早有覺察，發現這個人不對勁，心裡在暗暗提防著哩。

若干年後，我想，當一個人無辜地被群體拋棄的時候，處境極其悲慘，其他人出於自保的動機，往往急於跟他「劃清」界線，污衊者有之，侮辱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拳腳相加者有之，一個個都「清醒」了，一個個都「聰明」了，這是覺悟呢，還是膽怯呢，抑或是殘忍呢？

對彭老師筆誤的政治性質的判定是不顧及法理依據的。別人也有筆誤，並未說是有意「向黨發動進攻」，為何偏偏說彭老師呢？當時的「理由」太簡單了，也十分「充足」：因為他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階級本質就是反動的，所以他的筆誤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其階級本質的大暴露。

這種說法，是當年十分流行的所謂「階級分析法」，即「定性在前，分析在後」。定性的依據就是家庭出身、政治身份和官方給予的結論。彭老師曾被打成「右派」，這個身份就得背負一輩子，對他的一言一行的負面看法就由此而來。這是相當荒唐的，但那時就是一種普遍的認知和社會心理。

還有：彭老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共產黨就給他摘了「帽子」，就是不再把他當「右派」看待了。可是，1966年仍然按「右派」這個政治身份對待他。可悲又可恨的是，他們這樣出爾反爾卻毫不在乎。

那次鬥爭會是我平生第一次親身參加的「階級鬥爭」，不再是旁觀者了。當時，我感覺好極了！

可是，我並不知道，這個事件改變了我整個人生的軌跡，因為就在13號那天，上面派的工作組來了，此後學校再也沒有開課，我和其他所有的學生也被人為地提前結束了學生生涯，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直到12年後，即1978年下半年，我才幸運地考進由武漢師範學院函授科主辦的函授大學，屬於「五大生」（職大、業大、電大、函大、夜大）。唉！

批鬥班主任

批鬥彭老師之後，我和許多同學一樣只覺得意猶未盡，還想大幹一場。

6月13號下午，工作組進駐學校。我們感到會有新的鬥爭將要開展。我和幾個同學在傳達室里暢談了一夜，仍然精力充沛。上午，我們班請了工作組的一個人到教室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我們的意見相當多，主要集中在班主任舒先龍身上。

在官方組織的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的所謂「反動言論」的全國性活動，讓我們「學」到了一種「本事」，就是從一句話里甚至一句話中的某個字上發現政治問題。舒先生自己也是這麼做的。

有這麼一回事：我的同學巧巧1964年沒考進高中，自願下放到陽新縣半壁（邊）山農場，想投入農村激烈的階級鬥爭和火熱的生產鬥爭中去，鍛鍊自己，改造世界觀。可是，到了那裡一看，不是那麼回事，每天就是出工——做飯——又出工——又做飯——晚上睡覺，單調至極，因此很灰心；更多的人是抱怨出身不好，來到這鬼不上門、鳥不生蛋的地方，一輩子全完了，因此女孩子經常啼哭、男孩子則唉聲嘆氣。

巧巧寫信給我和其他關係好的同學，訴說內心的苦悶。我見她情緒消極，就回信給她說：「上山下鄉的人不見得個個都是好的，有真心實意的，有半心半意的，有被迫的。你是真心實意的，不要受那些半心半意的和被迫的人的影響。」

我把自己的觀點在高中同學中也講過。我以為我很有分析頭腦哩，可是遭到舒先生的批判，他說：凡是上山下鄉的，都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的，因此都是革命的，把他們分成幾類是沒有看到他們的本質，有煽動性，客觀上在破壞上山下鄉。這一番「宏論」，把我弄得稀里糊塗，分不清是非了。

舒先生還組織批判我說的一些他認為錯誤的話。例如我說過：「看一個人要看全部情況，要看本質。紅旗在天上飄，難免沾染灰塵，你能說紅旗不是紅的嗎？」我做夢也沒想到，舒先生摳出「紅旗沾染灰塵」這幾個字，說我污衊無產階級專政，說無產階級專政沾染灰塵就變質了。我說我沒有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看人要看本質。他哪裡聽得進我的申訴，組織同學們開會批判我。以後在上課時又多次舊話重提。我內心是極不服氣的。

一個班主任，竟然對一個世界觀正在形成過程中的學生進行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還一再地舊話重提，這該多麼無聊、多麼荒唐！

這種無聊、荒唐的事並非只對我一人。對別的同學說過的話，他也能搞幾句出來批一批。我班上一位胡姓的同學在作文中寫了「老一輩總是要死的，我們不好好學習，將來怎麼接好革命班呢（大意）」這樣的話。舒先生居然「發現」了「重大」問題，就是污衊革命老前輩，並拿出來在全班同學面前批判，弄得這位胡姓同學面紅耳赤。胡同學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跟舒先生爭論，竟至鬧了起來。

舒先生下不了台，便夥同政治課廖教師把胡同學的政治課評了個「不及格」。這個「不及格」在當年可是非同小可的事，這意味著胡同學的思想「有問題」，屬於「危險分子」的範圍。這才把胡同學壓制下去了，也給我們這些學生一個威懾。這樣，他跟許多學生在感情上是相當對立的。

舒先生如此對待學生，首先是當時大的政治氣候——1960年代初期大搞思想革命化，要狠抓階級鬥爭，尤其是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更不能放鬆——的影響。他很可能認為，他抓住學生的隻言片語進行批判，是在抓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哩，故而樂此不疲，近乎病態。再就是跟他的政治經歷有關。

在1957年「反右」以前，舒先生說話比較隨便，曾戲言「毛澤東長得像婆婆」、「劉少奇長得像猴子」、「周恩來是美男子」等等。這些話擱到現在不會把他怎麼樣，可在那年月都算得上是了不得的政治問題。他挨過嚴厲的批評，只是僥倖沒被劃為「右派」。從此，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論。但是，他作為知識分子有好發議論的天性，迫於壓抑的政治環境而不敢亂說，這對一個青年知識分子來講是相當痛苦的；同時，他又想以「好」的表現在領導心目中重建「好」的形象。

於是，他需要尋找批評的對象，來宣洩內心壓抑和在領導面前爭取表現。我和一些同學就成了這樣的倒霉蛋。這樣一來，他就難免跟我們這些學生「結仇」。平時，我們沒有機會，可是運動一來，我們就對他「下手」了。別的同學是怎麼想的，我不便斷言；但我是想報復他的。我想用事實「證明」他才是真正「反動」的。

他經常說：「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嘛。我們絕對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說話的時候，臉上帶著神秘莫測的微笑。我們怕他，怕他抓小辮子整自己，影響將來的升學；因為從1963年起，教育部門越來越強調「貫徹階級路線」，就是在入團、升學等等方面，政策向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傾斜，向政治表現好的學生傾斜。

為此，不得不考慮跟他把關係搞好。不過，也跟著他「學」了這一手，就是抓住雞毛蒜皮再胡亂分析、上綱上線，沒有錯也能弄出錯來，小錯也能弄成大錯。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啟發我們批判一篇題目叫《友誼》的學生作文。該文據說是上海一個女學生寫的。舒先生油印了很多發給我班全體同學，人手一份，叫我們先看，看看能發現有什麼問題。

我和同學們都太笨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問題來。他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說：「這篇文章講的是兩個好朋友要分別了，一個人送給作者『我』一盆花，這盆花是友誼的象徵。是吧？後來，這盆花遭到暴風雨的打擊，是作者『我』救下了這盆花。是吧？」我和同學們都點頭說「是的」。

接著，舒先生嚴肅地問了我們一句：「在我們國家，是哪個階級的友誼才會受到打擊呀？」這時，我和同學們才「恍然大悟」地哦了起來——在我們這個國家當然只有地主資產階級的友誼才會收到打擊啊！就這樣，文章的「反動性」終於被我們「看」出來啦！

由此，我們學會了他——不僅僅是他，也是那個社會——如何挑毛病、找問題的手法。以後，我們用他那一套來對付他，使他嘗夠了苦頭。

文革工作組來到我校，起先沒有出面組織什麼批判會、批鬥會，但是對學生批判老師的大字報、老師揭露學校領導的大字報和老師之間相互揭發的大字報，也從不制止。

看到工作組進入學校，我同學們都很高興，因為整舒先生的「機會」來了。既然能夠批鬥彭老師，自然就可以批判舒先生。

批判舒先生可以找到「依據」。他平時跟學生說話也常常口無遮攔，例如他說「雷鋒式」的好戰士王傑死後「進了棺材也是革命的」、「王傑的每個指甲都是革命的」；「投機是不好，但投革命之機有什麼不好」；「胡志明主席快七十歲了也沒結婚，我沒結婚怕什麼」；等等。

批判「三家村」以後，我們「學會」了觀察、分析所謂反動言論的方法，就把他說的話上綱上線一「分析」，覺得他更反動，就紛紛向工作組揭發他的「反動」言論，寫成大字報貼在食堂里（貼在食堂里，一則食堂里有一面牆沒有被「充分」利用，二則有很多師生在食堂用餐），並標上「醒目」的題目《舒先龍是扼殺青少年的劊子手》。面對我們的大字報，他只能目瞪口呆。

老師們揭發的「問題」更厲害。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政治氛圍下，人人自保，而自保的最「好」辦法就是羅織他人的罪名，且越大越好，這樣就把鬥爭矛頭引到那個「罪人」身上去了，而自己得以脫逃。

這裡要提到一點：舒先生和其他老師的一些所謂政治、思想問題，別人怎麼會知道的呢？這是因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這些情況的呢？原來，當時有一種官方倡導的活動，就是「向黨交心」。本來，向黨組織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黨組織的指點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未嘗不是好事。黨組織也是這麼講的。我校普通教師都把自己的各種想法寫在材料紙上，交給了黨總支。

可是，事情並非像善良、單純的人們想的那樣美好。黨組織往往在人們交心以後，把交心材料上的隻言片語抄錄下來，塞進檔案袋——這就成了你難以辯白、無法否認的證據！滑頭的人知道該怎麼寫，讓黨組織抓不到把柄；可是，那些過於老實的人就因此而倒了大霉。

老師們揭發，說舒先生講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上的開幕詞的第一句話「諸位代表先生們」有語法上的錯誤，用了「諸位」就不能用「們」，不過人們習慣了，也就不算錯了。這句現在看來沒有問題的話在那時可是非同小可的呀——竟敢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懂語法！又查出他曾經說過「毛主席長得像婆婆」等等，條條夠得上「驚天大案」！舒先生就這樣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在老百姓貼大字報揭發各種問題的基礎上，工作組在一個多月後開始組織一次批判會，首當其衝的便是我班班主任舒先龍先生。

在小型批判會上，不知怎的，居然「發現」他是1957年「反右」時漏網的「右派」！所以，批他的時候都異口同聲地稱其為「右派分子舒先龍」。他渾身顫抖，臉上顯出驚恐而又無奈的神情。最令他驚慌、也讓與會者「義憤填膺」的，是一位女老師的「揭發」。那位女教師憤怒走到他跟前「揭發」他，說他自吹「可以倒著讀毛主席著作」，並且質問道：「大家都是順著讀毛主席著作，你偏偏要倒著讀！你說，這是什麼意思？」這時，他臉上的汗頃刻間就流了下來。

其實，他是在別的老師面前吹噓自己讀毛澤東著作能夠「倒背如流」，無非想以此博得領導的好感而已。可是，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時處處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的年代，一句沒有問題的話也能被找出「問題」來。只要你被領導盯住了，隨便羅織一個罪名是很容易的。舒先生的那句話就是這樣被「盯住」了。

舒先生的狼狽相，我坐在第一排當中，看得清清楚楚。想到他平時訓人的那副兇狠模樣，心裡那個高興吶簡直沒法形容。

小型批判會以後，1966年6月的一天，在我校隔壁某單位的大禮堂，工作組又組織了一次大型批判會。

那時，武漢正熱，總在三十七八度之間，熱得令人窒息。可舒先生站在台上竟然渾身顫抖。

大會由軍乾子弟趙某主持，工作組幕後坐鎮。不少同學都發了言，其中自然少不了我。在我發言過程中，每當我要舒先生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時，台下就響起「快說快說」的呵斥聲。我太激動了，滿面流汗。我看了一眼舒先生，發現他也是汗流滿面。我好高興吶，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

後來，工作組長拿起話筒說：「現在把這個壞蛋押下去，要他徹底交待。」

舒先生抬起灰白的臉，看樣子已經分不清東南西北了，居然徑直往前走，差一點就要栽到台下去。一位工作組成員拉住了他，把他拽向後台。

遊街示眾

8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來到學校，聽見喧鬧之聲。一看，原來是有些班的學生把那些被工作組判定有問題的老師押著在校內遊走，邊走邊喊口號。我走到教學大樓二樓，只見初三(3)班的一群學生拎著一個女老師的四肢，吆喝著把她抬進本班教室。

高二(2)班的學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潔的彭老師推出來，按著跪下，還把一個又破又髒的字紙簍扣在他頭上。彭老師不聲不響，高舉雙手做投降的樣子。有幾個本班和外班的學生衝上去就是一頓老拳，打頭打背打胸脯。彭老師躲避不了，只能發出哼哼聲。

我班是高二(1)班，自然「不甘落後」，準備把舒先生拉出去遊街。

第二天一大早，同學們到齊了。八點鐘左右，鄭某把正在勞動的舒先生叫來，扳著面孔地向他「宣告」：鑑於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嚴重罪行，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和高二(1)班文化革命小組決定把他拉到社會上進行批判。舒先生臉色慘白，渾身顫抖，看了看周圍面若冰霜的學生，一言未發，就低下了頭。